刘宋元嘉时期的中外军体制

景平政局中,宋武帝刘裕初步建立的中外军体制迅速崩溃,刘宋皇权摇摇欲坠。以荆州方镇入主中枢的宋文帝刘义隆采取诸多措施,重建了新朝的中外军体制,并将其推臻极盛,刘宋政治也在这一时期达最佳状态,至有“元嘉之治”之誉。但由于专制皇权本身所隐含的各种矛盾无法克服,这一体制很快产生裂痕,文帝巩固中外军体制的努力以失败告终。通过对这一体制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元嘉时期的政治。     

宋文帝刘义隆文学雅集述略

在组织文学创作上,刘宋时期历代君王都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当时的士族在宴会、游历等许多场合中都有辞赋创作、吟诵的风气.宋文帝刘义隆组织过许多大规模的文学雅集.而且由于他的统治地位,宋文帝喜好往往造成某种风气,引起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客观上引导了刘宋文学的发展,促进了刘宋文学的繁荣.本文拟探讨宋文帝组织的几次主要的文学雅集,以管窥当时文学创作的面貌.     

晋宋之际门阀政治的衰落与皇权的重振

<正> 永初元年(420年),刘裕代晋称帝。这不仅是东晋王朝由此而亡,也标志着在江左运转百余年的门阀政治的终结和皇权的重振。刘宋时期,皇权重振,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东晋后期数十年政治发展演变的结果。在东晋门阀政治局面下,当轴士族的权力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随着门阀士族支配地位的动摇以至衰落,门阀政治必然要回归于皇权政治。所以,从孝武帝太元年间起,政治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士族门     

刘义庆的身世境遇与《世说新语》的编纂动因

宋文帝刘义隆对宗室的猜忌和抑制使刘义庆感到本能的畏惧,致使他“不复跨马”,政治上堕入消沉与冷漠;另一方面刘义庆的文人气质与修养使他与魏晋名士有较为相似的境遇感受,与魏晋名士取得了精神上的沟通.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刘义庆对魏晋名士风流情有独钟,不惜工本地组织人力编纂《世说新语》一书.     

试论淝水之战后陈郡谢氏的盛衰

晋太元八年,东晋军队在谢安、谢石及其子侄的指挥下,获得淝水之战的胜利,东晋朝廷转危为安,陈郡谢氏由此成为晋末最显赫的士族之一。但此后经来自东晋政府上层的抑制,来自下层孙恩、卢循起义的打击,更经宋初改朝换代、皇权重振的冲击,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谢氏家族迅速走向衰落。这一段史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晋宋之际士族的衰落及士庶之间权力交替的过程。     

吴兴沈氏的士族化及其相关问题

沈氏各房支的士族化,尽管途径有差异,时间有先后,却莫不通过依附皇权而得实现,且在士族化后,仍将党附、卫护皇权作为隆身显家之道。同时也正因为沈氏宗人有意通过党附皇权而渔利,故难免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而深受其害,是以该宗族屡罹祸难。然而,一则得益于乡里根基的雄厚,二则受惠于尚武特质的保持,吴兴沈氏在刘宋一代始终厕身于士族行列。     

范缜是社旗县人

范缜是社旗县人惠国钟，杜道德范镇，字子真，我国古代著名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生于南北朝时期约宋文帝（刘义隆）二十二年至梁武帝（肖衍）天监十四年（４５０—５１５），出身寒微，少时好学，博通经术。先后仕齐、梁，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职。对于这位历史地位...     

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

豪族向士族的转变是汉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东汉乃转变的重要契机。扶风马氏本以军功而贵,至东汉为皇权笼络成为外戚豪族,在东汉经学兴盛、皇权对豪族的压制政策以及皇权有意对四姓小侯的经学培养大背景下,逐渐由一个豪强宗族转变成文化士族。马氏家族的文化化透露出东汉豪族社会向魏晋士族社会转变的个中信息。     

士族门阀制度在南朝的衰落

形成并确立于曹魏的士族门阀制度，在两晋时走到了顶峰。其基本特征就是维系和保障士族阶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一方面，它在士族与寒族之间竭力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寒族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努力屡屡化为泡影，带有明显的专制色彩；另一方面，它又试图抹平自古以来横亘于君臣之间的界限，极大地限制了原本至高无上的皇权，带有某种“民主”的色彩。基于上述特征，士族门阀制度几乎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来自皇权与寒族两方面的挤压。因此，在步入南朝之后，士族门阀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

从东晋末年刘裕团结北府兵将领起兵反对桓玄的统治起,到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止,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经历了一系列政变和战争。我以为,其性质是逐渐兴起的低级士族借日益腐朽无能之高级士族遭孙恩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之机,向他们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而以低级士族基本胜利,在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原来的高级士族俯首称臣,和新贵合作而告终。低级士族的代表刘裕,代晋后很快杀死晋恭帝,临终前选拔出以徐羡之为首之顾命大臣,以及这些大臣从显赫到覆灭,便是整个斗争的两个重要环节。     

东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对高门士族之抑制

随着东晋高门士族的衰弱,孝武帝时期一度"政由己出",皇权有所强化。孝武帝以其弟司马道子执掌朝廷中枢军政大权。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间尽管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压制高门士族的政策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具有外戚身份的太原王氏,排挤、压制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殊勋的陈郡谢氏家族,显示出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宋文帝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宋文帝在位的三十年,与多个少数民族互动频繁,总结其民族关系思想,可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1."划河而治"思想,这一思想是宋文帝处理汉族刘宋与鲜卑北魏关系的核心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文帝与北魏发生数次战争,宋多战败,影响深远;2."以夷制夷"思想,这一思想是宋文帝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夷制夷"思想的指导下,浪费掉了很多北伐机会,反而使北魏坐大;3.册封少数民族首领的羁縻思想,目的是想拉拢处于中间势力的少数民族的首领以抗衡北魏,但收效比较小,因为随着北魏实力的膨胀,这些少数民族逐渐依附于北魏.纵观这三十年,北强南弱的局势由此奠定.     

《世说》中的文学观点

我国文学发展到刘宋时期(公元420—479年),文学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文学创作与文论研究的发展也都显示出与前不同的特色。人们对文学的认识更清楚了。这一点首先表现在统治者对文学的提倡与爱好上。宋文帝刘义隆设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事见《宋书·文帝本纪》),明显地把文学看作独立的学科。范晔编写《后汉书》也专设“文苑传”,体现了当时重视文学的观点。刘宋时的帝王大多爱好文学。他们除自己参加写作外,还把大量文人才士招致门下,     

晋、宋易代与琅琊王氏政治--兼论王、谢二族之政治矛盾

晋宋之政治更迭给东晋以来诸如琅琊王氏这样的士族群体在政治上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表现在新朝政权对这些旧的士族政治群体在权利上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随着门阀政治的逐步崩解,以往士族成员之从政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晋入宋的琅琊王氏成员在政治上虽然仍然受到朝廷之重视,但他们的参政不仅受到皇权政治的严格限制,而且其本人参与朝廷政治的信心也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处于易代政治之际的琅琊王氏成员的这种政治得失,以及由此给家庭成员乃至朝廷政治所带来的影响.另外,王、谢二族对待桓温逆乱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因这种不同政治取向所产生的矛盾,亦可看出以往相对独立的士族政治,而此时必须借助于皇权政治的影响方能彼此展开争斗的现实.     

论元嘉作家的骚体句式

两方面的因素促成元嘉作家骚体句式运用由《离骚》型向《九歌》型转移。首先,理性思维在作家思想中的上升推动文学观念的进步,他们要求文学精细深刻,富于规范美。其次,作家在士族文化影响下,主体心态日趋倾向纤柔。这两点导致元嘉作家偏爱形式对称稳定、描写细致、表情深婉的《九歌》型句式,促进骚体句式的艺术表现整体上发生转移。此外,元嘉作家有意识提高骚体句式地位,并用它改造某些文体,使之获得更大的应用范围。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与诸皇室之婚媾及其仕宦考述

庐江何氏本为魏晋之际兴起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成为门阀社会"高胄"、"荫华"的显赫门第,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兴盛局面。究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关键在于其家族之婚姻与仕宦。就其婚姻而言,自东晋至宋、齐,何氏家族相继与诸皇族联姻,成为士族社会中的外戚世家。这使得何氏家族长期获得皇权的护佑。此外,作为高门士族代表,何氏家族虽不乏风雅名士,但各时期其家族都有致力事功的政治人物,如东晋之何充、刘宋之何尚之、萧梁之何敬容等,从而确立起其家族的政治地位。     

何承天三考

何承天出身士族次门，父系一族以武功起家，这为何承天形成了出仕为官的政治理想以及光耀门楣的个人抱负；母系一族，世代博学，这为何承天汲取知识、广览数术提供了源泉。经考证，其应赵惔之辟任宁蛮校尉司马应是在义熙四年(408)，辞却此职是其明哲保身、审时度势的仕宦态度的具体体现。其贬任衡阳内史应是在元嘉十一年(434)，任上参与了著名的“白黑论”之争，后被收系狱，又值赦免。     

刘义康谋反事件探析

刘义康谋反事件是刘宋政治史中的一件大事,它开启了南朝宗室内讧的序幕。刘义康事件是刘宋初年徐羡之、傅亮事件的延续,是次等士族不甘心失去辅政权,与门阀士族之间的又一次激烈斗争。本文从刘义康事件双方阵营主要人物的阶层分析入手,分析事件性质。刘义康事件是晋宋之际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反映了晋宋政治格局转变的复杂性。     

论南朝齐梁士族对政治变局的回应

南朝齐梁时期 ,皇权政治取代了门阀政治。齐梁君主对门阀士族的基本态度是 :改朝换代之际 ,利用门阀士族来装点门面 ;让他们充当御用文人 ,以满足自己对文采辞章的偏爱 ,仅此而已。与此同时 ,门阀士族政治、经济地位则一落千丈 ,代之而起的是寒人对中央、地方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全面控制。士族也曾试图改变这种生存处境 ,然而进退失据 ,应变无方 ,自处乏术 ,最终走完了自己辉煌的历程     

南朝文人“诗以用事为博”的文化考察

在皇权政治复归、士族政治势力逐渐被边缘化的南朝,士族文人为维护其门第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向学术文化的深广处开掘,博学融通,试图以繁密、新奇的使事用典建构文学的防线,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诗以用事为博"的第一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