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风险事件中的集体行动研究

风险事件中,集体的利益受到危害更容易引发"集体维权""集体抗议"等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表现出与传统集体行动不同的特点,风险事件的爆发是网络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网络相对自由的环境和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群体成员通过构建共同身份、集体造势等情感动员的方式聚集起来,以集体行动为抗争剧目,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影响网络舆论的走向以达成其行动的预设目标,并将该影响从网络延伸到现实,最终建构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     

互联网与集体行动:一个分析框架的建构

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和集体行动的结合产生的一种新的集体行动类型——网络集体行动日益为学者所关注,互联网在集体行动中的角色和作用也成为了核心关注点之一。在网络集体行动中,互联网扩展了集体行动的机会结构、增加其动员潜力,并提供了一个独立于官方和官方媒体的公共舆论平台,影响着集体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同时,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在扩展集体行动发生环境、降低参与组织成本、打破话语权垄断和突破地理边界限制四个方面上扩展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前提。因此,对互联网与集体行动关系的考察需要置于一个包括参与者、互联网、集体行动、制度背景四个要素及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问题分析框架之中,研究四个要素之间不同条件下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机制,才能对两者关系有更深入理解。     

集体行动中的“准组织化”及策略应对

本文讨论对象是当前中国集体行动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组织形态—“准组织”,试图在对经验观察与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归纳出关于“准组织化”集体行动的组织形态、行动策略以及由这些策略互动所型构的行动轨迹的具有理论分析意义的一组命题.而且,在同中国集体行动研究以及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组织理论展开对话的同时,也为引导集体行动走出“组织化”与“制度化”的双重困境提供了一种组织类型学的知识基础.     

农民工集体行动的社会合作因应——基于F公司郑州工厂事件的分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群体性行为的实践状态与理论研究都经历了从集群行为向集体行动的转向,近年来我国农民工的群体行为实践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向.通过对2012年F公司郑州工厂事件的剖析可以看到,利益受损心理感受与情绪表达是农民工集体行动演进的直接动力,而集体行动的根源却在于农民工主体地位的长期缺位.要引导农民工的集体行动走向理性化与合法化,需要主要社会群体进行社会合作.通过对利益边界再定位、增强农民工的自我管理能力,以及多种治理方式合力推进等,实现城市各社会群体的社会共融共生.     

我国集体行动的重大转折——2005年、2012年涉日游行示威活动之比较

涉日游行示威活动与其他集体行动、集体行为相比,因在目标合理性、涉及空间、参与主体等方面明显不同而在我国集体行动中自成一类.比较2005年和2012年涉日游行示威活动,可以发现,这两次活动在动员手段、组织化程度以及目标设置方面存在着共同性,但在暴力程度、理性爱国的主流价值观建构以及政府的处置方法方面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要疏导此类游行示威活动,需要依法治理,切实贯彻实施《集会游行示威法》；允许社会组织介入,提高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化程度；公安机关需以科学方式进行现场处置.     

当前中国"集体行动"研究述评

有关集体行动的研究在国内学界正成为一个跨学科的显题,本文旨在对这一研究领域作一个简要的考察并提出一些判断.作者发现,目前对于集体行动的研究,在研究取向和方法上,运用结构性分析居多而过程分析较少;运用理性主义分析居多而建构主义分析较少;另一方面,在过程分析和建构主义分析的运用逐渐增多的同时,多种研究取向和方法也开始有相互融合的趋势.在研究议题上,既有研究主要涉及集体行动发生的原因、政治机会机构、动员结构、策略和手段、话语等方面,有点遗憾是,大部分研究在这些议题上缺乏足够的理论关怀以及必要的实证方法的支撑.值得注意的是,新的集体行动或者集体行动的新的特征的大量出现,挑战了很多既有的理论,它需要研究者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Web2.0环境下网络集体行动的主体特征

"可写可读式互联网"环境下网络集体行动蓬勃兴起。运用西方集体行动的集体行为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社会建构理论解构网络集体行动参与主体的特征,可以发现其在网络环境中的身体缺场、现实与网络的虚实互动增加了资源动员的便利,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经过价值的认同、政治机会的权衡使他们做出理性的判断并在网络中聚合而发起集体行动。网络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在各抒己见的同时也可能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下导致群体极化和"破窗效应"。     

结构变迁、怨恨集聚、共同命运与华南地区工人集体行动

在转型中国,当工人提出工资增长等诉求时,场景中个体行动似乎正在消逝,取而代之是大量的集体行动。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种行动的产生?在从个体行动到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其动员的中观和微观机制是什么?通过研究发现,社会结构变化、怨恨集聚、共同命运和宿舍空间是工人集体行动几个主要变量,其线性序列构成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机制。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4000美元,由于社会日渐断裂,从而为工人集体行动提供了机遇;生活中的怨恨集聚为其动员提供了情感动因;集体命运在组织缺失下为集体认同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宿舍等公共空间为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提供了独特生态环境。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分析框架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需要在克服社区治理问题的过程中转化为治理效能。集体行动与社区治理在实践上的耦合意味着理论上的适用性,尽管相对剥夺感、公共物品的需求以及社会意义的建构都可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原动力,但它们不能直接导致集体行动的产生,还需要贯穿始终的社会动员。理性选择理论深入分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认为其出路在于有效的激励与强制,制度主义则认为互信互惠的制度规范才是破解之道,但是良好制度的产生和实施又受制于社会资本的运营。只有执政党有资格、有能力、有意愿在整合社会资源的过程中,推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进而推动各项制度的建设和执行。当前,基层党组织以组织力为基础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就是要创新社区动员的内容和方式,在运营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激发集体行动,制定和执行各项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制度和措施,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

面对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公共事物的悲剧,新制度主义者提出了自主组织理论,即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够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自愿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进行自主治理。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达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能够很好地解决集体行动所面临的问题,即搭便车、承诺的兑现以及对个人遵守规则的监督等。     

论个体评价活动向民众评价活动转化的机制

黑格尔对民众表达意见的“无机方式”的两重性作了深刻的分析。个体评价活动是民众评价活动的细胞。由于趋利避害是生物体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则,因此民众评价尤其需要传递有关价值关系的信息。在人际传播中,传出和接收互为因果、相互过渡和转化,从而在复杂的网络中实现个体评价活动之间双向和多向的互动。在这种互动中,评价活动实现着多层次的客观化和主观化过程,从而使得评价活动的个体主体向群体主体转化、个体内容向群体内容转化。体现群体主体的民众评价活动,就在众多个体评价活动及其传播的互动基础上形成。     

社会冲突视野下网络群体行为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个体行为向群体行为演化的过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网络个体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互动交流,从而提高个体参与感与群体感,使得网络个体突破时空限制,实现网络个体冲突参与者在网络社会的聚合.本文从社会冲突理论出发,参考欧文·戈夫曼的仪式互动理论和兰德尔·科林斯的社会冲突模型,在仪式互动理论和社会冲突模型的基础上,给出了社会冲突视野下网络群体行为的形成路径,对网络环境下个体行为向群体行为演化过程做出相应的解释.     

制度重构:从“小产权房”到公租房的跨越

"小产权房"搅乱了房地产市场秩序,并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不过,"小产权房"的出现有着复杂的经济、社会、法律原因。如果仅仅为了消除违法性而对"小产权房"一拆了之,势必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利益混乱,甚至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考虑到公租房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种种不足,"小产权房"在保障住房权利方面的社会功能应该得到肯定。在当前的法律背景下,我们可以将"小产权房"改造为公租房,从而建立集体公租房制度。这无论在市场机制的维护方面,还是在各方利益的平衡方面,都应该是现实的最优制度选择。     

郎德苗寨社区主导旅游发展中的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的困境

贵州郎德苗寨社区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的形成是当地社区基于我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实践而作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然而,该模式下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和民族社区传统社会规范的失效,导致社区居民对集体公共利益的漠视,造成了集体效率的损失。因此,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引入外来利益主体,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并对现有制度进行调整,有利于解决郎德苗寨社区旅游发展中的“搭便车”问题,使个人理性逐步走向集体理性。     

谈"姓"与民族文化

“姓”字的文化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群婚制度之始末、女权主义的根源、宗法制度 的核心。这三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嬗变过程。     

个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社会无意识

自弗洛伊德将无意识定位为人的心理结构之核心、精神分析学之基石以来,无意识成为精神分析学家们绕不开的一个概念。在精神分析学史上经历了个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和社会无意识三大演变。三大无意识理论相互关联,但更存有异质。     

论话语理解的认知基础——意向性

胡塞尔、塞尔等的研究表明：意向性是一种心智能力,是人类心智对客观世界的“指向”或“关于”;塞尔进一步认为语言的产生依赖于意向性,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基本特征,是语言哲学的基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意向性具有社会属性,集体意向性是意向性社会性的体现。徐盛桓的“基于心理模型的常规推理”的理论进一步证实语言和意向性的紧密联系。以这一理论为指导,通过例证分析,我们发现,集体意向性在话语理解中具有引导和制约的作用。     

邯郸市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处置探索

目前,邯郸市已确立把邯郸建设成为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区域经济中心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一宏伟战略目标,必须保持邯郸社会的稳定。稳定是发展的前提。社会的动荡不安,必会使邯郸陷入停滞倒退的境地,使这一战略目标难以实现。突发群体性事件是突然发生的由多人参与的、冲突激烈的社会安全事件,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必须积极探索应对方略,以便有效防止其发生,一旦发生又能及时妥善处置。本文对邯郸市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作了初步探索。     

消费者集体救济机制在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发展

消费者集体救济的日益重视标志着欧盟消费者政策的核心从以实体权利为中心向侧重法律实施的转变。目前,许多欧盟成员国已经建立起各种形式的集体救济制度安排,其他成员国也正在考虑是否引入集体救济机制,集体救济制度在成员国层面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在欧盟层面,禁令救济诉讼非常普遍,但损害赔偿集体诉讼尚处于萌芽状态。最近,欧盟进一步采取行动打算为欧洲创建一套独特的集体救济新模式。我国应该借鉴欧盟消费者集体救济立法与实践的先进经验,尽快建立起消费者集体救济机制,提升我国消费者保护水平,增进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维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论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目标

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需要从民法理论上科学类型化集体土地所有权,更需要适应土地利用方式和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现实要求。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应当以增强所有权主体的独立性、健全“重在利用”的权利体系、拓展土地的价值支配形式以及逐步实现农民土地权利与农村居民身份分离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