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史学思潮二题

在20世纪西方史学诸种思潮中,年鉴学派史学与历史人类学是其中令人瞩目的两种。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年鉴学派以学科综合为旗帜,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历史客体建构论、问题史学,以及时限的辩证法与总体史思想。历史人类学则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产物。它继承了年鉴学派进行学科综合的理想,试图以“历史人类学”之名整合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历史人类学以集体/整体作为自身研究的终极对象,广泛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和分析策略,为当代史学再次树立了学科综合的典范。     

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由法国年鉴学派走向世界说开去

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这自然是一个“宏大话语”式的论题,需要汇聚各方智士仁人之识见,我个人多年从事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由这个题目自然地想到了法国年鉴学派。有道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法国年鉴学派走向世界的历程可为证明。1919年,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     

山根幸夫介绍日本研究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情况

以东京女子大学教授山根幸夫为团长的日中学术恳谈会社会科学者第三次访华团,最近在上海举行的学术交流活动中,介绍了日本研究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情况。 战前日本研究明清史的很少,战后出现把明末清初作为阶段研究的动向而活跃起来,主要是社会     

论年鉴学派的跨学科与总体史之演变

跨学科和总体史是年鉴史学范式的本质特征,但二者则体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从年鉴学派的发展史来看,跨学科研究的范围起来越大,直到大体上包括整个人文科学;而总体史经历了人的总体史、结构的总体史和局部的总体史三个阶段,在后两个阶段,人逐渐被排斥在历史之外。     

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实践——以日本情感史发展为例的讨论

近年来情感史成为一个新兴的史学流派在世界各地兴起，日本也不例外，其情感史的研究与西方相比，有着不遑多让之势。情感史在日本史学界的发展，与其史学现代化和职业化的特点有关。自19世纪末开始，学院派史学之外的“新闻史家”和“民众史家”，十分活跃。二战之后，在民俗学、人类学的帮助下，“民众史”的发展颇具声势，并与法国年鉴学派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的感觉史、感性史研究，交流密切。进入21世纪之后，情感史在日本学界进一步发展，新的刊物和论著不断涌现。这一形势的形成，与情感研究在其他学科的长足进步，关联密切，相辅相成。日本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路径，既反映了情感史研究的共性，同时又兼具日本学术的特性，为情感史研究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实例，值得中国学界参考、借鉴。     

布罗代尔况学思想新论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介绍和研究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的大量论著,均涉及到了年鉴学派第二代宗师布罗代尔的治史理论与方法.其中一些论著的评介,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进入90年代以来,布罗代尔的著作已渐次译成中文出版.在研读其主要著作并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对总体史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是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精髓.     

县级年鉴一定要突出地方特色

"遇事翻年鉴,心中知大概",年鉴的出版宗旨就是为广大读者提供某一地域或某一专业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基本资料。从历史的角度看,年鉴有存史的功能;从现实的角度看,年鉴是年度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反映现实并为现实服务。     

论陈确及其哲学思想

陈确是我国明清之际一位终身生活在民间的学者。他在反对程朱理学中,对哲学认识论、知行关系、无神论、人性论、理欲论以及社会政治思想方面,都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理论见解。深入揭示陈确的思想,这对于研究蕺山学派的发展以至明清之际哲学思潮,都是很有意义的。     

区域史研究的困惑:方法论与范畴论

区域史研究在欧美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其他学科区域研究的产生与发展结伴而行的,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新史学(尤其是年鉴学派)的影响和来自其他学科区域研究的借鉴.理论移植来源与途径的多元化,造成国内区域史研究的理论解读歧义纷呈,基本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区域史观:一种是方法论取向的,即将区域史研究视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或研究取向;另一种是范畴论取向的,即将区域史研究视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新兴学科或学科分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区域观,服务于不同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与研究对象,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完全可以并置,互相借鉴,进而推动区域史研究的发展.     

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动态与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着中国史研究重新体系化这一目标,日本中国史学界京都学派和历史学研究会之间,以及其他相关学派之间曾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日本社会的巨大变化,宏观上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状况的史学研究归于沉寂,日本汉学界更加注重对个别事物进行观察.虽然日本汉学界有克服微观个体研究局限性的尝试,但就学术界总体而言,还远远不够.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点"、"线"、"面"的缺失与突破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陷入了"精神疲软"和"话语城堡"之中,失去了原创性,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失去了对于文化之根--"元点"的追寻,在历史线索方面有所迷失,而且远离了具体的文艺创作实践,使文艺理论与批评失去了原生的动力与活力.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