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说的历史与宇宙生成模式

远在邹衍之前阴阳五行说就已经有了丰富的形态。阴阳的特殊含义在殷商以前已经出现 ,将阴阳与灾异结合在一块 ,出现在《周易》时代 ,五行可能产生于夏代 ,明确于商代 ,阴阳与五行互为发明的时间早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取象于自然的阴阳五行是邹衍发表其宇宙本原之生成的基础。在对儒家宇宙观的批判中 ,战国后期的邹衍提出了“裨海”、“大瀛海”等的概念 ,从而把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引向更广袤的天地。     

邹衍研究

阴阳五行学派是战国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想学派之一,邹衍则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汉书·艺文志》记载了邹衍和其它阴阳五行学者的著述,借皆未能保存下来。在稷下诸子中,邹衍无疑是一位显名者。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颇为盛行,认真研究这家学说的形成发展,同时,比较全面地了解邹衍的主张和他的生平,这对研究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是有意义的。本文拟作一点探讨。     

《吕氏春秋·应同》篇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     

邹衍学说的渊源及内容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他的学说主要包括阴阳五行学说、地理学说和五德终始学说,他的思想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学说的关系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一学说受到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五德终始说吸收了孔孟天命观思想中君权神授、前兆迷信等思想,把它作为帝王政治的前提,为新兴帝王的出现找到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五德终始说还在帝王统一九州所采取的制度——“五德”制度中对社会制度中的正朔、服色、度数、音律、政术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安排了一种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力求达到“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的效果。邹衍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与孟子等儒家代表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推理方法,改为按照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把从今至古,从天上、水中到地上的万物神灵全部容纳于自己的理论之中,把天道与人事结合了起来,建构了一座雄伟的理论大厦,成为一种著名的政治学说。     

童谣与五行——兼论东汉政治历史

早在《尚书》《左传》《国语》等典籍中就有了五行说的记载,战国时随着天文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五行说也更为发展和流行.五行是以木、金、水、火、土五种物质为概念解释客观事物运动的学说,用五行的相生相克说解释宇宙.这就使人们意识到有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着世界,因而五行说是含有某种朴素唯物论成分的.五行说对我国古代天文学、历史学、音乐和医学等发展都起到一定历史作用.战国晚期一套完整的阴阳五行学说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进一步的结合.”(任继俞《中国古代医学和哲学的关系》,五行说反映在自然观的主流是唯物的,当战国晚期邹衍用它来说明社会历史时则陷入唯心主义.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     

刘向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说辨异

“天人感应”是西汉时盛行的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神秘学说,它是维护西汉王道政治的一种权威观念。“天人感应”的命题是由西汉大儒董仲舒创立的,它是指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为了适应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的需要,他以封建大一统主义为指导,利用殷周以来人们对“天”的崇拜及邹衍的阴阳五行说,进一步神化天人关系,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他在《春秋繁露》《天人三策》中论证了君权神授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直接为维护西汉王权服务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战国时代阴阳五行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战国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百家争鸣的各个学派不仅探讨社会、政治、人生问题,也在研讨自然的奥秘,世界的本源。诗人屈原在《天问》中问道:“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昭明暮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由识之?阴阳三合。何本何化?”问的是宇宙的开端,世界的本质,对阴阳三合的宇宙论在进行思索。在这个时期,阴阳五行理论开始向理论化和条理化的方向发展,从宇宙论向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过渡,然后进一步扩展到社会历史领域,形成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为统一天下的政治服务。从《易传》到《管子》,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发展的大趋势。     

五德终始理论与中国古代政权更迭两种方式之关系

五德终始理论与中国古代政权更迭两种方式之关系陈江风“五德终始”理论导源于“五行”哲学观念，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久远的影响。而从其理论的应用与实践上看，却又十分混乱与玄奥，比如，同是一个夏禹，《吕氏春秋》所载五德终始体系记...     

道德伦理的政治化与秦汉统治术

“德”没有进入夏王期的政治视野。殷商时期的“德”表现为宗教为政治所用的倾向。周人提升“德”进入政治序列，开创了以街道伦理为神学政治的新局面。邹衍五德终始说成为秦统一中国后的官方学术，对汉代的神学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汉政治对五德终始说的认同，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刘邦承袭秦制，认同水德；二是汉武帝进行改制，以土德取代水德，对五德终始作出新的解释。     

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

五德终始说实质上是一种历史正统观,其主要目的是为王朝更迭提供合法依据。战国中期邹衍创立此说;秦始皇借用此说以弥补法家思想缺少政权更迭和自然根据的不足。西汉中后期禅代之说再起,刘歆根据五行相生关系重新排列古代帝王系统,创立新五德终始说,成为“禅让”式政权更迭的理论依据,沿用达千年之久。从相胜到相生,五德终始说与中国古代历史理性从无情化到有情有理化的转变如出一辙,作为自然理性的一种,它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     

“五德终始”说究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

"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代阴阳家邹衍提出的一种哲学思想.它在历史上究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四人帮"及其御用写作班子罗思鼎却用反动的实用主义观点来看待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在其炮制的《评〈吕氏春秋〉》的黑文中,把《吕氏春秋》所讲的"五德终始"说,看作是"反映了儒家极右派——思孟学派的特点".他们说:"五德终始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变化的结果是退回到古代奴隶社会中去".罗思鼎以此证明《吕氏春秋》"实际上是用'杂家'的面目来掩盖极右的儒家本质.这是一种以折衷主义面目出现的反     

论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秦汉思想聚变的缘起

中国古代天文学在春秋末战国初发生了向占星学的根本转折。这一转折支配并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思想、学术和政治。在汉代经学中,不但程度不同地羼杂了这种占星学与阴阳五行混合的思想,甚至在根本上受到了占星学观念的支配。其中,观象于天,法类于地的占星学思想成了《易传》的核心观念,而《春秋》公羊学大家董仲舒据此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而深远。由此可见,占星学对秦汉以后的中国思想、学说和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先秦阴阳学说初探──《曹氏阴阳》、《三十时》的文献学价值

先秦阴阳学说初探──《曹氏阴阳》、《三十时》的文献学价值陈乃华在先秦学术史上，阴阳学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早期阴阳学家的著作，明确地说，就是先于邹衍而为邹衍所承继和发挥的阴阳数度之学，除见于（汉书·艺文志》留下的篇名外，已统统散件，以至于是否存...     

西学东渐视域下邹衍大九州学说的评价、诠释与改造

邹衍创立的大九州学说在战国时期是一种地理观念。在明朝中期前,因儒家的九州说成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邹衍的大九州学说常被讥为“怪迂”“虚妄”之谈。自明朝后期西学逐渐传入中国至清朝中期,以世界地图为基础的世界地理观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少数人重新评价邹衍大九州学说的价值。晚清时期,受西学的冲击,有识之士在世界地理观的视域下诠释邹衍大九州学说。近代以廖平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尝试以传统的天下观为基础融合邹衍的大九州说来建立儒家的世界观。邹衍大九州学说从被否认到重新评价其价值,再到被诠释、改造,反映了中国学者应对西方世界观的挑战以期建立中国特色世界观的艰难探索过程。     

从自然哲学到政治神学的嬗变——试论阴阳五行在先秦的发展

阴阳五行本是我国古老的自然崇拜观念,在春秋时具有了哲学范畴的含义;在战国末期的政治形势下,阴阳五行由自然哲学转变为政治化的五德终始学说。政治化的阴阳五行学说与流行民间的自然崇拜、数术方技结合起来,它是以夸大、扭曲感性经验为特征的传统巫术思维方式为基础的。神学化的阴阳五行对中国秦汉以后两千年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侵染上巫术色彩。     

齐《诗》“五际”说新探

在西汉今文三家《诗》中,齐《诗》最能反映汉代诗学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思想对诗学的影响,其代表性思想就是齐《诗》的“五际”说。“五际”说与律历、性情等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其具体内容应该指仁、义、礼、智、信“五性”,这与《诗纬》中的“四始五际”说是不同的。二者虽然都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但侧重不同:齐《诗》“五际”说的根据主要是阴阳说,《诗纬》“五际”说的基础则主要是五行说。     

简论唐前"服妖"现象

“服妖”观念是古代阴阳五行学说和灾异学说的产物,而“服妖”现象中又蕴藏着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丰富内容,唐代以前“服妖”现象与服饰流行、儒家礼仪规范以及民俗禁忌观念之间都存在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