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洛阳时期文学风气的外在表现

迁都洛阳后，北魏文学有较为快速的发展，文学风气得到重建，外在表现就是社会上文学活动的相对兴盛有密切关系。文人在相互切磋交流中提高了写作技巧，南北文风在这样的活动中也得到了初步融合。北朝后期唯有东魏北齐继承了北魏多数的文化遗产，这就为北齐文学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北魏时期的河东薛氏南祖系

河东薛氏南祖系在北魏时期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北魏前期,因薛安都集团的反叛与来归,南祖系在政治上获得迅速发展.北魏后期,因多方面原因,南祖系走向衰落.     

北魏后期赦对官僚政治的影响

北魏后期,赦对官僚政治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官员的品阶、考课、监察和司法等方面。赦使官员的品阶得到普遍提升;赦消除了官员的负面记录,使官员在考课中受到优待,并成为不当考课得阶的挡箭牌;赦使御史的弹劾成为丧失效力的空文,也使法官的断案成为徒劳。赦的如此影响,与北魏后期官僚政治的发达和官僚管理制度的重点有关,也对这些制度建设形成了负面影响。     

孝文帝与北魏后期的文学发展

孝文帝当政之后,大力发展文教事业,搜罗文才,开展文学活动,倡导文学特别是纯文学创作,提高了北魏上层特别是拓跋贵族的文学素养,改正了北魏前期文学创作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开创了后期繁盛的文学局面,促进了北方文学事业的发展.     

北魏前期北方世族在政权中的地位再认识

民族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北魏前期和后期对汉族士人的政策有很大差别.北魏前期,"位尽王公"者乃拓跋鲜卑贵族.拓跋鲜卑对北方世族不得不用,却又心存疑忌,乃至于有意识的打击.民族矛盾是解读北魏前期政治史的一把钥匙.     

北魏孝文帝崇佛的政治意义初探

北魏是佛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孝文帝在位时期,崇信佛教,注重吸收南方佛教义理,推进了北方佛教的持续且有序的传播。本文由佛教在北魏的传入入手,先述北魏前期诸帝对待佛教的态度,再述孝文帝崇信佛教的诸多袁现,着重探讨了孝文帝崇信佛教背后所隐含的深刻的政治意义。孝文帝笃信佛教,使佛教在北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话播与发展,同时,也使得佛教文化渗透到了北魏政治统治的思想之中,对北魏,乃至整个北朝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     

由《魏书·邢峦传》看北魏军事制度改革的滞后

文章通过对<魏书·邢峦传>的解读,探讨了邢峦前期襄助孝文帝推进汉化,后期奉宣武帝命奔驰疆场的一生,指出北魏政权在封建化改革中,注重政治和习俗的变革,未对军事制度进行变革,基本保存了部落兵制.这种军事制度滞后于行政制度改革的状态,既让北魏军队中的汉族将帅难以施展,又为日后北魏政局的动荡留下隐患.     

北魏时期的对外贸易

北魏统治中原后,其政权建设由军事逐渐转向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北魏政权立足中原的当务之急。北魏的对外贸易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其对外贸易的特点是方式多种多样,涉及范围广泛。这种对外贸易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北魏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北魏与周边及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丰富了北魏的经济生活,进而为民族关系的稳定和友好相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论北魏后期地方长官本籍任用——以汉族士人为中心的考察

北魏后期,地方长官的本籍任用成为汉族士人彰显权势的突出的现象。本籍任用的现象与汉族士人强烈的乡里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又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因而更受到汉族士人的重视。北魏朝廷既注意通过对汉族士人的本籍任用来增强他们的权势,以保证其统治顺利运行,但又保持了对这一方式的谨慎运用。汉族士人本籍任用的出现表明了他们在北魏王朝政治地位的上升。     

北魏“停年格”述论

北魏后期,吏部尚书崔亮在选官过程中奏立“停年格”,不问士之贤愚,唯以年劳资历取人。此制是北魏选官史上的重大变化,对共进行深入探讨,实属研究北魏政治的重要课题之一。笔者试作简要论述,以求教正。     

唐代文人的"统合"三教思潮

中国历史上,自佛、道二教盛行,士大夫出入道、释,"周流三教"即成为潮流.唐代文人的观念与行为中,儒、释、道三者更进一步被"统合",给当时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唐王朝崇佛重道,把它们纳入到统治体制之中,使之成为辅助皇权进行"教化"的力量;佛、道二教伦理上更向儒家传统靠拢,从而使以儒术立身的士大夫阶层可以融通无疑地加以接受.这对于开阔唐代文人的思想认识境界,丰富其创作的内容和艺术表现起到积极作用.     

论道家在宋明新儒学形成与演变中的作用

在宋明新儒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 ,道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宋儒学家借助于道家本体思维模式对传统儒学进行新的诠释 ,创立了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 ;南宋朱熹继续借助道家本体思维对原始儒学和北宋新儒学进行综合提升 ,集理学之大成 ;明初儒学家在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之际 ,适时地吸收了道家思想以改造理学 ,使理学过渡为心学 ;明中叶王阳明对儒佛道思想进行融会贯通 ,集心学之大成 ;明代中后期 ,由于王门后学大量引用道家思想及佛教禅学来改造阳明心学 ,致使心学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终至解体。     

东晋的玄学新义及其对玄言诗的影响

永嘉南渡之后,玄学在东晋时期产生了新的变化。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主要是玄释合流带给玄学原有概念的变化,以及对逍遥论的新解等方面,由此也揭示了东晋时期,玄学开始让位于佛学的趋势;反映在文学发展上,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所谓的佛理玄言诗。士人通过玄言诗这种形式,阐述佛理,其中僧人支遁是杰出的一位。他的佛理玄言诗,不仅宣扬佛理,而且在许多方面出现了诸如山水诗的一些描写特征,对后来谢灵运山水诗革新诗风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调和与融通之间：唐宋变迁视野下的三教互动

直至中唐以前,佛教与道教虽曾各倡调和之论,历朝君主也有调和之举,但都是对三者关系的外在安顿,儒佛道之间真正融通并未措手。大约中唐前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道教尽展本土宗教的全部特色。儒学也自觉危机,遂由韩愈肇其始,而由宋代理学家最终毕其功,融汇佛道的合理精髓,再构宋学的思想体系,最终夺回三教关系的话语主权。在此过程中,佛道两家进一步将儒学价值观自觉纳入教义,主动向儒家靠拢。而宋代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个人在崇道好佛上各有轩轾,却始终以调和三教为基本国策,但仍有值得抉发的历史细节,勾划出统治者从三教调和的外在安顿向三教融通的格局砥定的政策走向。这些变化与互动,构成了思想领域中唐宋变革的一大主题。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中儒释道文化研究

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是伴随着俄罗斯侨民在中国的定居而产生的。顾名思义,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是俄罗斯的作家以中国社会环境为背景而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泱泱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将博大精深的儒释道文化融于一身,形成了具有独特意蕴的中国传统文化。它不仅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对生活在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俄侨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章以文本分析形式解读、梳理中国俄侨作品中的中国儒释道文化。     

李翱的佛教观

唐朝中后期,佛教和道教达到兴盛,儒学受到佛道两家的严重威胁,尤其是佛教。李翱继承韩愈的道统说,明确提出了反佛的主张。李翱对待佛教的态度是在坚守儒学的立场上,对佛教进行"辨而排之";在对佛学的心性思想和方法分析、吸收的过程中,提出了"复性说",为儒学的改造和完善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高丽时期汉诗兴隆之中国文化与文学影响因素探源

作为朝鲜古典汉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高丽五百年文坛的汉诗创作一派繁盛。究其外在原因,与中国文化、文学交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高丽效仿唐代而施行的科举制激发了高丽士子学习汉诗的热情,由之而兴起的私学制度又为他们学习汉诗提供了最佳学习平台;高丽时期汉诗的兴隆还得益于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吸收与融通,形成了儒家思想影响占据主导、释道思想影响为辅的三位一体的汉诗主题意蕴格局;中国的书法、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对高丽汉诗发展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高丽、中国两国间文人和文学交流对高丽汉诗的兴盛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论《文心雕龙》“折衷”原则的成因及表现

在方法论方面，刘勰把佛教和其本人处理佛儒道三教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及佛教对待内部渐悟与顿悟之争中采取的“折衷”思想方法，用于创作《文心雕龙》的过程中，这是《文心雕龙》“折衷”原则的主要成因。《文心雕龙》的“折衷”原则主要表现在对待齐梁文坛文学创作中“法古”和“新变”之争的关系上，也表现在对待当时文坛文学批评中“奇”与“正”之争的关系上，还表现在对待文学创作过程中迟与速的关系和文学发展进程中渐变与顿变的关系上等方面。     

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

以三教统称儒释道,始于北周时期,约公元6世纪中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经过隋唐时期的三教讲论与融通,三教合流在北宋已经大致成型,明代以后则成社会主流思想。本文立足于三教各自不同的思想立场与对话策略,归纳了三教合流三种不同的类型:三教平等、三教同归和三教同源。儒释道三教,体上会通,用上合流,同归于善,是中国古代社会协调宗教关系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