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曾植的学术成就──《海日楼文集》等三书前言

沈曾植学术成就卓著，于经、史、音韵训诂、西北与南洋地理、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碑帖、画、乐律，无不精通。其《海日楼文集》等著作反映了他的学术主要内容、治学方法，并提供了有关研究资料。     

《静庵藏书目》与王国维早期学术

王国维的<静庵藏书目>手书于其<人间词话>手稿本之后,收录书目170种,其中包括若干套丛书,书目写定于1909年5月之前,汇集了王国维从儿时一直到改治词曲之时所收藏的主要书目;这些书目从来源可分为家藏、获赠、自购、手抄四个部分,是王国维早期学术特别是词曲之学的主要文献基础和理论渊源;藏书目将此前借阅、购置的西方哲学与美学等书目排除在外,体现出其回归中国古典的淳朴愿望;王国维以读书为基本的生存方式,其读书之道,有很多就是在对藏书目中的书籍阅读中逐渐形成的;藏书目是解读王国维学术、思想和情感的重要文本依据.     

王闿运与同光体的诗学取向

在晚清诗坛,同光体继湖湘派后兴起,成为主流诗派.同光体诸巨擘面对湖湘派领袖王闽运和他倡导的汉魏六朝诗,态度各异,映射出其内部不同的诗学取向.陈衍对汉魏六朝诗不甚重视,且在审美取向和诗学目的上与王闽运有很大的分歧,于王闽运坚守六朝攻击甚力,立论过于矫激.沈曾植倡"三关说",由唐宋上溯至六朝,看重晋宋诗包孕的佛学和玄学的精深义理,与王闽运所欣赏的缘情绮靡异趣;在拟古问题上,沈曾植不完全否定"明七子",这与王闿运相近,不过沈曾植要求打通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和王闽运呆守六朝自是不同.由是,沈曾植对王闽运便略有轻诋.陈三立在创作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同光诗人,这和他融通六朝与唐宋、诗学上要求"能自树立不因循"密不可分.他早岁从王闽运游,于汉魏六朝诗曾深入涵咏,后虽历三唐而入宋,并不废对王闯运的推重.同光三老之间的上述差异,也显现了同光诗人为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而做出的不同努力.     

王国维、罗振玉晚年交恶考论

王国维与罗振玉结识后有近三十年在生活和学术上几乎形影不离的经历，情谊深长，并因王国维长子王潜明与罗振玉三女罗孝纯联姻而结成亲家。但在1926年8月王潜明突然去世后，因罗孝纯与王国维夫人的直接矛盾，而导致王国维与罗振玉关系的终结。此虽因王潜明的海关抚恤金而起，而实是由平日生活的矛盾积累所致。王国维素厚长媳罗孝纯，因其坚拒抚恤金并得到罗振玉的支持，令王国维备感屈辱。这种屈辱也使得王国维生趣渐失，罗、王近三十年的密切关系因此而结束。通观罗、王一生之行迹，他们不仅在学术上互生互发，行走在当时中国学术的最前沿，而且罗振玉对王国维一家的生活也一直照拂有加。他们晚年的交恶情形颇为周边不少人所知，这使得在王国维自沉后，引发了种种关于其死因的猜想。但综其一生，罗振玉对王国维所付出的情怀是值得尊重的。     

罗振玉"逼债"说之源流及其与王国维经济关系考论

王国维自沉颐和园之年,正是位居天津张园的逊清小朝廷政治斗争激烈之时,以溥仪深相赏识的王国维之死作为契机排斥异己,成为郑孝胥等人的政治谋略。罗振玉“逼债”王国维之说就是在郑孝胥的策划下,经史达、郭沫若、溥仪、周君适等人递相祖述并加诡异想象,而使这一谣言一时竟然成为“公论”。而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则认为王国维之死与王潜明早逝有关,明确说明无关乎罗振玉之逼债。检王国维与罗振玉近三十年相知相交的经历,虽然在王国维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两人通信多有对古物、书画的买卖之事,但王国维主要提供信息以供罗振玉参酌,罗买与王买分得清清楚楚。罗振玉确实对王国维一家经济多有支持,但其主要方式是为王国维提供以劳务、职业或职务而获取报酬的机会。罗振玉视王国维为天挺之才,深感若令其旁皇生计乃是自己的耻辱,所以用各种方式缓解王家的经济困难,其主要目的是让王国维勿劳分心专力学术,以精深之学术延续中国学术之辉煌,罗振玉的胸襟与格局之高由此可见一斑。罗、王经济关系的底蕴在学术,这是现代学术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章。     

沈曾植与佛教

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 本文以晚清民国同光体浙派代表诗人沈曾植为中心,研究其学术、文学、出处与佛教之关系。佛教、儒学与中国古典诗歌一样,都面临着现代化的压力。沈曾植其实有意通过佛教来融合当时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事实上,他的思想已经落后于时代。在义理方面,他主张儒释合一,并且对佛教内部各宗派平等对待,开日后太虚法师判教之先声。在考据方面,他对于禅宗史的考订,远早于日后的胡适。在文学方面,他在诗歌中大量使用佛典,继承发展了自朱彝尊、钱载以来浙派诗人好用奇字僻典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     

中国近代学术思想转型及其历史境遇--以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为例

本文以王国维的戏曲研究（1895－1913）为例,讨论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历史境遇性问题。文章的枢纽是王国维1913年为自己的《宋元戏曲史》所作的判语：“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这句话后来被普遍认为标志了中国戏曲研究新阶段的开端,即所谓戏曲研究的现代化转型的开端。本文围绕着此言之所出的相关历史过程,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节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术机制变化之一端：报刊出版对学术思想与交流的日益显著的影响。对这个机制的考虑,有助于我们理解王国维戏曲观的前后变化。同时,王国维本人对当时学术景观的变化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第二节即就此展开论述,并重点阐发王国维早期学术思想中的“世界学术”观。第三节讨论京都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王国维戏曲研究的进展及其戏曲研究的权威性的形成,认为：在王国维不断地尝试在新的学术交流条件下与世界进行对话、并致力于一种“世界学术”的建设时,他在1910年代的遭遇却说明,域外的学术界却在寻找一种中国本土的声音和学术权威。而这种寻找,成为对他的戏曲研究进行学术定位的关键。     

王国维之家境与前期生计考论

按照生计与学术之疏密关系,王国维一生大致以丙辰（1916）年初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学术为主,生计为次;后期则须综合兼顾学术与生计两端,无法过于轻重其间。王国维家境一般。据王国维自述及其尊人王乃誉之日记可知,其一年收入略副衣食之需而已。田租与房租是支撑其早年家用的基本来源,然收租诚然不易。王国维因许家惺之荐任上海《时务报》书记,月薪微薄,令王国维颇为失落,后兼译东文,始觉生计稍安。此后任教通州与苏州两所师范学堂,又赴任清学部总务司行走,此数职事所取薪也只是应付日常生活而已。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寓居京都四年余,大体以理书、编刊、撰述等为生,生活安定而俭朴,学问则日见其大。先有生存,才有学术,梳理王国维早年家庭经济以及其早期生计情况,对于了解王国维如何权衡学术与生计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元说”与中唐枢纽论的学术因缘

沈曾植、陈衍“三元说”以元和诗风（即中唐诗歌）作为古今诗史发展的一个中枢。他们认为至此之后古代诗歌由类型化进入到个性化的时代,宋诗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中唐诗歌这一特点以及与宋诗的这种联系是由其内在的学术精神所决定的,这是新一代土大夫精神成熟的一个标志。中唐中枢论不仅具有诗史上的意义而且含有学术史与政治史上的意义。这一诗学观念体现了他们在学术史上的独识,也渗透了他们对政治史的独特体验。这在思想与方法上对陈寅格先生早期的学术思路都具有启迪意义。     

论沈曾植的学人之诗

沈曾植是晚清著名的学者,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诗中不仅有深奥的学术思想,而且僻典奥语,层见叠出。可以说,他的诗歌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学问为诗的巅峰状态,造"学人之诗"之极,此前此后都没有人引学问入诗如此之深、之繁、之僻。沈曾植的诗歌表明古典诗歌发展到近代后期,基本丧失了清新朴实的天然之风,学问化长期潜在的问题使它的生息气脉已折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