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强县扩权效果分析

为了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缩小与发达省区的经济差距,湖北省借鉴浙江"强县扩权"经验,将大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力直接下放给县,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文章用定量的方法测度并比较"扩权"前后县域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分析"扩权"的效果.     

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途径:"强县扩权"与"强镇扩权"

"市管县"体制的形成与财政分权的分税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的。这种体制固然有利于调动地级市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但却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了逐步克服"市管县"体制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浙江省在《宪法》规定的框架内实行"强县扩权"和"强镇扩权"的改革,使县域经济的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     

"浙江现象"解读

"浙江现象"是由发展绩效、发展特征、发展条件、制度创新、"浙江精神"所共同展现的一幅全方位图景;"浙江现象"的生成,赖于区位、人力资源、制度创新、初始资本的累积优势,扬长避短的发展战略和"浙江精神"的交互作用.内涵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浙江精神",贯穿于"浙江现象"展现和生成的各个方面,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浙江现象"并非发展效绩与发展条件不对应形成的"错位现象",而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中国东部和沿海地区,以"区位"为共有解的"区位现象".浙江的特殊性在于其独有的展现和成因;发展条件在新形势下的转变可能会影响"浙江现象"的持续辉煌而须亟谋良策.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基于左权的研究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宏观的政策理念,更是具体的实践活动,地方政府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实践主体,制度创新是提升地方政府行政有效性的关键。但由于制度创新缺乏根本动力、地方政府自主决策空间有限、制度创新的推进过多依赖于地方主政官员的相关认知,使得地方政府制度创新面临困境。山西省左权县作为一个国定贫困县,在十多年的县域建设中逐渐走出了一条以扶贫移民搬迁为突破口的“左权之路”,左权县制度创新的基本经验表明,要化解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困境就要实现制度创新与公众诉求的紧密结合,提高地方政策的回应度;疏通信息沟通渠道,使公众利益表达更顺畅;提供环境支撑,强化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意愿。     

县域经济发展战略与对策——对福建省若干县（市）的调研及思考

壮大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为此,我们进行了"福建省县域改革和发展"专题调研,对所调研县(市)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做法进行了总结.县域政府体制改革必须做好精简机构和人员,推行"阳光工程"及转变政府职能等工作.县域经济发展要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产业发展重点;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支持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发展工业,形成特色和支柱;严格城镇建设规划,形成城市发展的良性机制和城市竞争力;深化对"对外开放"的理解,树立县以外就是"外"的观念;不断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进行金融创新,支持产业发展升级.同时,还需要国家对财税体制、政府行政设置体制进行改革,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外部支持和动力.     

公益经营：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消薄”行为研究

目前中国城乡和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然显著。如何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和治理的重要议题。以浙江省D区的强村公司为例,分析地方政府旨在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消薄”行为在县域社会的运作过程、机制与制度成因。地方政府动员村庄加入强村公司,统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市场化经营,通过收益分红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此举缩小了乡村区域发展差距,以创新形式实现了地方政府的“消薄”目标。地方政府通过塑造政策合法性、县域政治统合与公益型代理等机制实现“消薄”行为的有效运作。目标考核体系下的创新竞争、体制监督下的低风险发展偏好以及集体经济的治理价值等制度因素,形塑了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强公益经营行为的特点,其政策实践为村集体经济提供了迈向均等发展的机会。     

地方财政权的区域分化:区域不平衡发展的一个解释视角

财政权是财政分权体制下各级政府享有的法定权利.一级政府享有相对平等和独立自主的一级财权,这是影响乃至决定其经济社会发展绩效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多次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较为自主的财政权.但是,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获取的财政权又是严重不均的,出现了地方财政权的区域分化现象.而这是导致我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距的重要制度根源.     

我国财政制度的完善与贫困落后地区财政的调适--兼谈财政制度对"三农"的制约

"三农"问题是当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我国不合理的财政制度和地方政府不当的财政管理制度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只有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政制度,并改革地方政府的收支管理和监督制度,才能解决"三农"问题,为农村社会发展以至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中的偏差行为分析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在有效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阻碍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与社会发展的目标出现了偏差.本文论述了地方政府作为创新主体地位的形成及在实践中存在的偏差行为,并进行了规范偏差行为的路径分析.     

“组织化动员”失效的制度逻辑——一个“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的民族志研究

"城中村"改造的个案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延续了计划体制下的"组织化动员"方式.一方面,地方政府是一个结构完整、联系紧密的组织系统,上级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压迫"方式来动员"体制内"的下级政府或部门,但是,表面上按科层制规则运作的地方政府内部实质上存在明显的"自治区"现象,让政府有关制度的产生或执行过程变成了不同部门之间"讨价还价"的利益竞争过程,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行动效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同样用"体制内"的"组织化动员"方式来动员"体制外"的村集体组织,但村集体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已不存在计划体制下的权力依附或资源依赖关系,其不仅不屈从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命令,反而充分利用地方政府内部的"自治区"现象来扩大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机会空间,导致地方政府用"体制内"方式动员"体制外"资源的能力明显弱化.如此,地方政府自上而下不支付经济成本的"组织化动员"走向失效.     

新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接问题及对策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实现农民"老有所养"的政策目标,我国于2009年,选择部分县(市)进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对已实施老农保的地区而言,在新农保试点过程中,需妥善解决新老农保有效对接问题。针对新老农保对接面临的缺少实施细则及操作规程、新老农保对接补贴难落实等问题,建议采取新老农保在缴费年限方面的有效衔接、按折抵缴费年限给予相应的对接补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积极争取上级政府的专项配套资金、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比例等举措,实现新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有效对接。     

政府转型与东北振兴

最近在关于东北振兴的讨论中有一个比较广泛的共识,即东北振兴的关键是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而改善经济社会发展大环境的首要因素是政府转型.东北振兴,凸显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重要性.在东北振兴中强调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更有着特殊的意义.政府转型重要的是两个方面:政府理念的转变,在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政府必须以公共服务为中心,实现公共政策的转型,才能为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制度保障和社会保障;要形成改革的大环境,营造改革的氛围,这样才能为政府转型提供不断的动力.     

耕地非农化过程中的逐利合谋研究

追求经济利益的厂商和追求政治利益的市县政府常常导致土地规划失灵。文章一方面在中国的委托代理政治体制下建立博弈论模型,证明在政治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合谋策略能使自身效用最大化,其结果是超过最优社会使用量的耕地出让;另一方面,从空间经济角度分析了厂商追逐经济利益造成耕地浪费的行为。最后得出结论,地方政府和厂商效用最大化是导致耕地浪费和土地规划失败的原因。     

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基于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差异的跨案例分析

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以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的差异性为切入点,对五届(2001-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入围项目进行跨区域、跨类型、跨年度等维度的数据分析发现,行政改革与经济增长显著关联,同时,地方政府创新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政治改革向行政改革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公共服务仍没有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焦点领域。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央政府要自上而下地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公共服务和政治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机制,重视区域发展中地方政府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的建构。     

县级政府职能重构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县级政府行政改革的战略定位。政府职能重构则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前提与基本保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秩序、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维护社会公正、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冲突管理是新时期县级政府经济社会职能的重心所在。明确界定县级政府在纵向结构中的职能重点,理顺横向层次的职 能关系,规范政企关系,加强社会建设与政府危机管理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现实途径。     

美国镀金时代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影响

由于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美国政府在镀金时代推行了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它一方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导致美国社会动荡不安,削弱了美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随着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美国政府陆续对社会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进行调整.     

生态创新的财政政策支持：一个文献综述

生态创新是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驱动力。已有文献对生态创新内涵的界定并不统一,但对生态创新对于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却是一致认可的。生态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和知识溢出的正外部性。这使得经济主体缺乏主动生态创新的动力,所以政府监管的推拉效应和制度政策的激励效应对生态创新十分重要,财政政策更是激发生态创新的重要手段。既往研究在研究尺度上更加偏重企业生态创新,相对缺乏对区域生态创新的全面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更加偏重单项财政政策,相对缺乏对政策间替代性或互补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在研究方法上则更加偏重定性分析,相对缺乏对定量手段的优化应用。未来研究可将重点放在区域生态创新领域,注重财政政策的组合以及生态创新在区域间的协同,构建促进生态创新的财政政策体系,既在学术研究中寻求突破,又在绿色发展实践中提供支撑。     

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在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支持下,人工智能迎来新一轮革命。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将给人的发展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人的生存社会化,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可能性;有利于带来更多的自由时间,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能性;有助于消除异化劳动,促进社会关系的合理化。另一方面,它将在人的劳动权利、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人的伦理等方面构成新的挑战。面对新挑战,需从社会层面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减少失业问题、思维异化问题以及技术伦理问题,以使人工智能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县域经济发展对农民企业家的培育

县域经济的发展从政策保障、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等方面为农民企业家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县域经济发展有利于加速农村经济社会的分化,促进农村经济精英的产生,加速农民企业家职业化、社会化过程,促进农民企业家的文化认同,促进农民企业家自身能力的成长。     

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基本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由“单极突进”发展为“多轮驱动”,辽宁经济需要在“多轮驱动”中闯出新路。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包括制度瓶颈、“东北现象”、经济总量较小、工业中龙头企业较少、经济增长方式落后、资金不足等。在辽宁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过程中,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关键,解决好“为谁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什么”3个基本问题是根本。辽宁县域经济的发展要关注民生问题、社会公平问题,要进行要素整合协调发展并培育龙头企业,还要结合“五点一线”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模式,注意处理好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