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的诞生：论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具有权威的指导性。但延安文学范式并非仅止于文学形式建构,它实际上是中共抗战建国战略的一部分,是应时应地的中共“延安道路”形成的具体策略的体现。延安文学范式的完成,是多元因素的合力。延安根据地树立的模范人物与英雄人物,是延安文学范式中“新人”的现实来源。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是讲话精神与延安社会现实政治的积极互动：一方面“讲话”与整风确立了延安知识分子体制化的制度要求,另一方面这些客观现实倒逼着延安知识分子体制化的过程。延安作家力图实践“工农兵文学”的方向,从模范人物到新人形象,呈现出从制度创造到文学反映的完成过程。延安社会新意识形态的建构也完成了从政治实践到象征生产的过程。     

文艺社团的转型与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文学迅速走向了体制化,并且形成了规范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文学制度。作为延安文学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解放区文艺社团的转型直接推动了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文艺社团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形态,但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作家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为中心,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启蒙意识和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的基本理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以"乡村剧团"和"文工团"为代表的"工农兵型"文艺社团取代了"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成为解放区文艺社团的主体。"工农兵型"文艺社团以"讲话"确立的"工农兵方向"为唯一的社团建构理念,成为解放区后期文学发展中政党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载体,解放区后期文艺社团具有特殊的社团组织形式,所有的文艺社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规范下运行的。因此,解放区后期的文学完全被政党意识形态化了,而作为延安文学体制构成要素的文艺社团的转型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解放区文学的体制化过程实质上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讲话"转化为政治实践的过程。     

反思与重启:延安文学及其研究的当代性(专题讨论)

王富仁认为,在新世纪重新重视延安文学研究,不是又将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终极形态,而是充分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并在一个更高的视点上对其进行新的感受和思考。朱鸿召认为,与现有知识谱系中的“延安文学传统”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实践形态的“延安文学传统”,时间上包括整个延安时期,尤其是1942年整风运动之前的文艺运动和文学创作。袁盛勇认为,在1949—1976年间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其直接理论来源和文学资源的乃是后期延安文学,而非作为总体的延安文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探究延安文学的本真,应该直面它的复杂性,并把它作为得以重新展开的一个重要起点来对待。     

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

鲁迅作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虽然已于1936年离开了人世,但其作为一个巨大的精神性的存在,仍然在延安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精神核心的作用。正是在延安时代,鲁迅的新文化"旗手"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开始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随着鲁迅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和弘扬,在延安曾一度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价值观为圭臬的文艺思潮。但这股以"鲁迅"为标志的启蒙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却遭到了同样尊奉"鲁迅"的权威话语的强力阻遏。这一冲突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坚守鲁迅启蒙主义精神的萧军和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胡乔木关于鲁迅道路的"发展"或"转变"问题的激烈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借重了"鲁迅"这一资源,并按照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方式,实现了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新的阐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这不但启动并促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由"五四"启蒙文学向延安"工农兵文艺"的重大转型,也由此形成了一套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的文学阐释话语系统。     

唐初氏族观念的转向与“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

贞观朝氏族观与文学观由同一个文臣学士集团在同一时间段内确立,二者的确立过程是一个交叉并进、相互激发、相辅相成的过程.贞观氏族观念与前朝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流露出浓厚的崇文倾向,这一转变直接导致各地文学家族的兴盛,刺激并促进了"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贞观朝的文馆学士多来自南北不同类型的文学家族,是家族文学的庙堂代言人,他们的文学观念在相互碰撞中趋于统一,对于"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

西汉赋体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曾遭遇“作赋乃俳,见视如倡”的伦理危机.《两都赋》的出现,不仅提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观点,高标诗为赋源,诗赋同用,从理论上为赋体正名,同时也以成功的创作实践解决了长期以来积累的诸多现实问题,确立了崭新的创作立场、原则与方法,为东汉后期辞赋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代际”的出场与其存在的“焦虑”——关于新世纪一种文学现象的考察

“代际”划分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坛的热点现象.它的出场既反映了9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创作的某种延续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某种原则、标准的确立.当然,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代际”现象还隐含着影响焦虑下创作上的新趋势以及文学上的消费等若干问题.而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对上述问题加以阐释,必将会获得深远的意义.     

论后期延安文学中的“语言”

延安作家对民间语言尤其是农民语言的学习和运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延安文艺整风前,作家们对根据地农民的刻画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到具体语言的运用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丑化和欧化现象,显示出与根据地农民和农民化的士兵间的隔膜。延安文艺整风后,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新的意识形态要求下开始大量进入延安作家的话语实践,并因之进一步改写了延安作家的语言观。在阶级论和党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对于方言的运用问题,乃是为了形成阶级—民族主义规约下的现代阶级性民族或政党性民族认同。事实上,只有当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更大范围内被纳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场中,它们才能成为后期延安文学主导性意义构成的一部分。     

从鲁艺起步的年轻作者们

本文通过对孔厥、贺敬之和黄钢等延安鲁艺时期生活和创作的分析 ,评述了他们的文学道路和成长过程 ,以较为丰富生动的史料显示出周扬、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等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所起的作用 ,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延安鲁艺作为文学艺术家摇篮的风貌。     

清末民初的“中国意识”与文学中的“国家想像”

本文通过考察文学中的"国家想像"书写与"中国意识"推动下的民族国家建设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围绕"国家想像"在清末民初文学书写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文学中"国家想像"书写的内驱力和基本语境等问题,来展开对清末民初文学特质及其文学史意义的分析.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西方历史哲学难题的解析

西方历史哲学在历经多种发展形式的同时也留下了在自身的范围内无法解决的难题,“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其历史性的思维驱除了历史研究在历史本身问题上的神秘性,为历史理性二律背反的和解提供了出路,确立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使历史知识和历史本身成为可能.     

关于延安文学民族化、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

延安文学在沟通新文学与大众尤其是农民的关系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种种原因,延安作家在有意识构筑民族化文学时,存在着明显的偏颇,这同时也影响了延安文学正常的现代化进程、本文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对延安文学相关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进行了评估和反思。     

文学"知识场"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文学"知识场"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场域"理论和知识谱系学二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其理论前提是要确立文学"知识"观。文学"知识场"研究主要是研究场内不同谱系的文学知识话语变迁和差异形态,以及各种因素在其等级性特征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等,可以凸显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特别适合用来研究处于转型阶段的文学实践。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承上启下的一个过渡阶段,以往无论是以社会、作者、文本或是读者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大都囿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更多地关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断裂意义,而忽视不同文学格局间的内在联系。文学"知识场"的研究方法为突破二元思维,重塑新时期文学的整体面貌提供了可能。     

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的理性思考

信访制度的改革应当纳入到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的现代化建设之中去逐步解决,而不是为了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大量矛盾和问题,达到一时的"和谐"目标在制度的非现代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应让信访制度回归其原初的政治属性,确立其利益表达与民主监督功能,通过先确立起人大信访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推进整个基层政府管理体制现代化的路径改革信访制度,使其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橱窗.     

孙犁: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逐渐建立了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延安文学体制,所有作家的文学活动都被纳入了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制度建构之中。然而,孙犁却对解放区正在实施的文艺政策表现出了"若即若离"的"在而不爱"复杂心态,一直游离于解放区文艺政策的边缘,表现出一种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姿态。孙犁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一方面起因于他对自己暧昧的"公家人"身份的定位,另一方面根源于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伦理化"倾向。以延安之行为分界线,延安之行后的孙犁既看到了解放区不同地域的"公家人"身份的差异,感受到自己的"公家人"身份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实质。同时,延安之行也促使孙犁在冀中解放区已经开始建构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走向了成熟。以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为中心,孙犁将表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伦理作为自己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建构中心,从而与解放区的以政党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艺政策拉开了距离,并使自己成为解放区作家中的"另类"。     

论前期延安文学话语的独特性

前期延安文学话语不同于此前的左翼文学话语,也有别于其后的"工农兵"文学话语,表现出独具特色的个性.在前期延安文学的生态语境下,作家有相对宽松的创作空间,他们在创作理念与文本实践中既追求文学对社会功能承担的类本质特征,也遵循艺术规律,实现文学的生动性、丰富性与多样性.     

“三驾马车”的创作及其新变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被誉为"三驾马车"的何申、谈歌、关仁山三位河北籍作家在文坛上先后发表了他们的代表作,掀起了"现实主义冲击波"."三驾马车"的成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他们后期的创作在题材和文学视野上,以及作品的批判精神上也表现出了新的变化.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

民国文学研究植根于这样的语境:1980年代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及1990年代以降对这一思潮的质疑.“重写”与“质疑”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史观念,通过对它们进行总结与反思,民国文学研究得以确立了其新的“历史化”学术目标.然而,真正的“民国文学史”写作也会遭遇很多难题,在逐步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民国文学”具体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转过身来"的"韦护"——论晚年丁玲的杂文创作

晚年丁玲肯定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启蒙价值,鼓吹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原则,导致了对杂文创作的重视.在内容层面上,其杂文创作以"反封建"为其思想线索,以社会问题和文艺界问题为言说重点,大胆揭发问题、针砭时弊;在形式层面上,则通过采用"谈话"式的自然语调和"谈话"式的直白语言,自觉追求"劲捷直白"的风格,较好地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晚年丁玲的杂文创作继承"五四"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传统,表现出了直面现实、干预现实的"韦护精神".     

自主性文学场形成的传媒学考察

关于自主性文学场相关问题的探讨,对东西方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布迪厄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做出了世所公认的贡献,但在今天的现代传媒文化语境下审视,其研究并非完美无缺。专职化文学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审美现代性原则的确立,是自主性文学场形成的基础和两个必备条件。这两个必备条件又是与以机械印刷为依托的书籍、报纸、期刊等现代印刷传媒的出现和发展紧密而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机械印刷瓦解了前现代文学生产格局,为现代专职化文学生产开辟了道路;传媒场的自觉、大众报刊及其带动的大众文学和社会新闻话语的兴起,从正反两个方面催生了精英文学对文学自主性生产原则——审美现代性原则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