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社会转型下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使得众多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环境正义,作为利益平衡的“天平”,是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法律价值追求。然而,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在有法可依的应然与实际参与的实然之间存在差距。在环境正义理念的指引下,为了保障各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应当对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公众参与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在法律上做出系统的规定,健全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平衡不同利益主体的权益,完善法律救济制度。     

费希特法权哲学的独创性及其当代启示

费希特法权哲学的独创性在于以主体间性演绎自由原则.这不仅赋予其法权学说鲜明的实践性特征,也改变了法学理论以往对于个人权利、共同意志及国家权力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从而促进了法律价值观从个人自由向社会正义的转向.此外,费希特法权学说所具有的理论限度也揭示出,我们对于法律价值之社会正义转向所产生的负面后果以及“法治国家”本身具有的限度都应当保持适度清醒.     

对离婚率上升的社会成本分析

目前的中国面临离婚率不断攀升之势,我们必须冷静分析其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在保障公民个人离婚自由权利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社会为离婚自由所付出和将要付出的代价.离婚自由的边界是社会正义,对公民个人离婚自由权利的保护,应当符合社会正义,考虑社会成本.维系和稳定婚姻与家庭关系,为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提供适当的争议解决机制和救济方法,不仅仅是个人的愿望,也是社会的责任,法律的使命.     

论我国环境法治中的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较新型的环境价值观,由于经济、社会、历史等原因,我国环境立法中环境正义理念缺失,导致环境权益和责任分配不公,最终降低了法律的效率。事实上,环境问题不只是人与自然的失调,更是人与人关系失调的结果,因而要在我国环境立法中确立环境正义理念,明确环境正义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相关具体法律制度。     

奥康纳的环境正义思想探析

奥康纳立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侵害环境正义的根本因素,提出环境正义实现的路径在于从“分配性正义”到“生产性正义”的转换.奥康纳对环境正义及其相关问题所作的分析,对于当前环境正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绿色正义：概念演进、构成要素与运行系统

全球生态治理赤字折射出全球生态治理价值的缺位。人类对于全球生态治理价值的找寻,经历生态至上的生态正义、人类至上的环境正义,落脚于回归地球整体性的绿色正义。绿色正义是全球生态危机下生态治理的价值导向与评判标准。绿色正义由绿色正义目标、绿色正义标准、绿色正义规范、绿色正义道德、绿色正义认知、绿色正义角色、绿色正义评价等要素构成。这些要素遵循“输入—转换—输出—反馈”机制耦合成绿色正义系统,于全球绿色空间中生产与传递绿色能量。绿色正义在追寻人类美好生活的正义目标下,分解为人类与自然协同演进的标准,通过赋值绿色规范与绿色道德,推动国家和个人绿色认知与绿色角色扮演,输出绿色行为结果。绿色正义是全球生态治理的价值重塑,有助于消除全球生态治理赤字,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善治”。     

刑事法律的冲突与制衡——对刑事法律原则的若干思考

刑事法律原则的确立,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有益于“自由、秩序、民主、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的生成与实现。立法和司法应当理清刑事法律原则的含义、价值以及诸原则的冲突与制衡,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法律价值的实现,需要相关法律原则的禁止适用加以保障;罪刑法定是罪刑相适应之“罪”与“刑”的法定,罪刑相当,则是刑法明文规定之“罪”与“刑”的均衡;刑罚应当以犯罪行为作为客观基础和基本依据,同时综合考虑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平等并不否定差异,考虑犯罪人个人情况并不排斥责任;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并重,两者互为制约、相互保障。     

环境正义与中国农村环境问题

环境正义是首先在西方兴起的一场在环境领域里追求社会正义的运动.文章从环境正义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村环境问题,指出城乡的不平等是产生农村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城镇化建设、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民主机制等解决措施.     

我国农村饮用水安全的法律保障——以环境正义价值及其制度构建为进路的分析

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由于农村饮用水安全法律保障的正义价值迷失和制度缺位,农村饮用水安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破解农村饮用水安全法律保障存在的现实难题,需要以环境正义价值建构为基础,并通过尊重农民获得安全饮用水的平等权利,赋予农民获得安全饮用水的知情权、参与权等程序性法律权利,强化农村饮用水安全的环境行政法律监管,以及建立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的经济机制等措施,推动农村饮用水安全的法律制度保障。     

论康德哲学与现代法治的伦理基础

无论是从伦理学方法论意义上还是从法学方法论意义上,康德哲学都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道德或法律命题,即为了人类自我本性的保全与完善,人们应当从善良目的和法律原则出发重新阐释抑或审视手段或规则本身.康德哲学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内在关系提供了更加有益的视角和观点:一方面,人作为一种目的的存在,有其自在的人格争尊严,无论作为个体的人犯下何种罪行,都应当作为一个人接受审判和刑罚,从而使国家、社会及其个人都获得一种事实发现和道德反省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种审判和刑罚又应当是“出乎善的目的”,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对于任何一个具有现代法治精神和制度实践的国家,康德哲学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寻找谋求自身不断完善的伦理基础和行动方案.     

环境正义:缘由、目标与实质

生态问题直接引发了人、自然、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多层次矛盾,这些矛盾又直接推动了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二者作为现实缘由共同促发了环境正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可环境正义应当建立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之上,其价值准则又应当如何确立?我们通过回溯西方正义思想史考察典型的正义诸理论后发现:西方正义诸理论在统合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双重难题方面存在着诸多先天不足,从而都不可能为环境正义提供充分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应当重新探究环境正义的理论实质。环境正义作为类正义是立足于类性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全面关系,以人、自然、社会本质统一的人的存在方式确立正义准则,以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正义模型。     

论侵权责任中正义理念的变迁——以环境侵权责任为分析视角

作为一项古老而又年轻的法律制度,侵权责任中的正义理念的演进大致遵循了形式正义、实质正义到社会正义的历程.侵权责任中的正义理念分别反映在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社会责任之上,我国环境侵权责任的变迁及其发展趋势很好地诠释了侵权责任中的正义理念.     

优化刑事执法环境推进依法治国

法律的正义只有通过正当程序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而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依靠良好的刑事执法环境。如果有了一个好的法律而又不认真执行，或者由于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主观方向的失误而在执行中出现偏差，则根本谈不上“依法治国”因此，创造优化的刑事执法环境，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保障，这不仅是历史的要求，也是时代的呼唤。     

再说正义

正义是法律的内在根据和法上之法 ,正义也是弥久常新的人类精神现象。当今世 ,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冲突已危机四伏 ,必得有全新的法律制度和观念形态为之救济 ,而正义理念的再诠释 ,则是这种法律和观念所必不可少的根据。本文认为 ,旧有的正义理念的核心是“分” ,具体有分构的正义、分配的正义、交易的正义、合作有效性的正义 ,它们只能满足人域内部的秩序和公正需求 ;新兴的正义理念将缔造“人际”秩序的公平、合理 ,其核心是“合” ,包括摄取的正义、多样性与复杂化的正义、同构守衡的正义、互养循环的正义。法律的进化取决于正义精神的进化 ,故弘扬一种“人在”与“自在”共享的正义理念 ,将是这个世界的福祉     

论合法性视角下的政府环境公共权力

政府环境公共权力是政府进行环境决策、执行环境法律、管理环境公共事务的专门权力,它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环境风险对政府管理职能提出的必然要求.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指法律的合法性,政府环境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既表现为形式合法性,也表现为实质合法性.前者要求其符合法的形式渊源,后者要求其符合环境正义的标准.由于立法缺陷、区域环境义务的不平衡和权力行使的异化问题,导致我国政府环境公共权力存在合法性危机.我国政府环境公共权力应当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完善立法,加强参与式环境治理.     

环境正义作为类正义的三重根据

环境正义体现的是“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下的人类关系,环境正义的伦理倾向与类正义相契合.类正义是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正义模型,它以全面、整体、发展的视角思考正义问题,以人、自然、社会的本质统一的人的存在方式为根本依据确立正义规则.类正义可以从思想求、人性、现实三方面予以分析,而这就为环境正义作为类正义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可能性、价值应然性和实践必要性三重根据.     

侦查监督机制的考察与思辨

侦查监督作为法律监督的一部分,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法律职能.侦查监督的目的,是保障诉讼活动的有效开展和司法正义的实现,就这一机制的设置来讲,它是抑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个人自由的制衡性配置①.目前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的运行,还处于磨合阶段,侦查监督活动中存在着不少问题.     

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分析

建立一个长效、稳定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对保护生态环境、改善我国的环境质量、提高生态建设者的积极性都是非常重要的。生态补偿在法律实质上反映为人对人的补偿;生态补偿的法学目的是实现环境公平;生态补偿追求的法律价值是环境利益的分配正义。要深入理解生态补偿的法律实质,就必须明确生态补偿与环境损害赔偿、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之间的不同之处。根据生态补偿的主体不同,可以构建国家生态补偿和社会生态补偿两类生态补偿机制。     

麦金太尔道德合理性思想的法理学意义

“麦金太尔难题”与合理性;中突反映出并不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的伦理道德,这是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法律体系进行法律移植时所必须注意的。规则正义与美德正义的联系与区别实际上指出了仅有体现规则正义的法律是不够的,法律背后的人必须具有美德正义才能真正体现正义。麦金太尔主张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强调人的善与公共利益,为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就是善,反之就是恶．．法律在保护个人、个体的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注重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     

“直”与“法”：情感与正义——与王庆节教授商榷“父子相隐”问题

关于孔子所讲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存在着不同的诠释可能。王庆节教授的思想方法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本文的思想视域是生活儒学及其中国正义论，认为孔子所讨论的话题不是形而下存在者层级的伦理道德、法律、正义问题，而是存在层级的“何谓‘直’”的问题，即是本真情感的直接显现的问题。至于从本真情感到制度建构，即在法律上究竟应当“父子相证”还是应当“父子相隐”，在儒家正义论中，这不仅取决于出自仁爱情感的正当性原则，而且取决于顺应时代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