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商谈与政治公共领域的反思——哈贝马斯与达尔的民主思想之辩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发生结构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由国家干预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获取政治权力而导致的相互融合以及随之响应的市民社会结构的转换。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语境中谈论公共领域的重建问题,最根本的应当是讨论国家和市民社会之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以及市民社会结构的改造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如果我们把公共意见理解为是公民根据其自身的权利,在道德和法的公正性原则的框架内通过商谈和论辩形成的一种作为所有相关人员认可的意见,那么,公共意见也就不同于达尔的民主概念中的那种"公意"或非反思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公共意见形成于理性交往形式而构成的公共领域,而非有组织的或制度化的政治公共领域。达尔试图建立一种更加注重政治参与和更关心平等的公民自主性权利的民主,以达成一种能够彻底摆脱亚里士多德式的、以伦理的实质性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政治。问题在于,达尔并没有意识到公民实质的权利只有通过以公正原则为根据的程序性的商谈才能实现。由此,现代民主法制国家只有充分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社会一体化的反控导的技能,并按照一种反思性的原则来引导政治公共领域内部的实践,才能把自己置于与经由交往理性织构的公共领域平行的地位上,并由此确定它作为一个民主的政治话语的主体的地位。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的基本宗旨是把交往理性当中的商谈原则贯彻到政治领域,试图通过利用商谈的手段在公民间形成政治共识,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尽管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     

哈贝马斯论民主的商谈原则与类型

哈贝马斯不仅系统探讨了商谈民主理论的哲学规范基础,而且还详尽探讨了商谈民主实现的方式——商谈原则和商谈类型。商谈原则应用于法律领域与法律形式相结合,形成民主原则。民主原则能够保证公民的交往自由,对那些与自己相关的政治议题进行理性协商,这种理性协商依次采用实用商谈、伦理—政治商谈、道德商谈及法律商谈四种类型,最终形成合理的政治意志,由此也证明了商谈民主理论具有实践上的现实性。     

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的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被一些人看做是乌托邦的构想。但是,这种理想的建构包含了对于民主的本质的新理解:民主就是要探索正义制度,而不是进行权力的更迭。哈贝马斯在讨论商议民主的时候确实进行了理想的建构,但是,这种理想建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其目的是要找出那些妨碍商议民主的要素。一旦这些要素找到之后,他就试图借助于一定的程序来克服这些要素,这种程序包含了制度化的商谈和非制度化的商谈。制度化的商谈是要把所有相关人平等商谈的原则加以制度化。公共领域中的商谈是非制度化的商谈。只有当公共领域具有中立性的时候,它才能过滤掉那些妨碍商议民主的要素。     

浅议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具有合法性、理性、公开性、责任性特征。协商民主制度的实施激发了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促进了决策的合法化、培养了公共精神、促进了不同文化问的理解。协商民主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达成共识、关注公共利益已成为现实的政治目标,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制度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与商谈伦理的基本原则

通过对“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政治哲学话语模式的深刻反思,哈贝马斯提出了程序主义的民主概念。这种新的商谈理论是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表现出来的民主形态,它表明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理论的系统与生活世界范式转向事实与规范的司法与民主范式。然而,此种转向并不意味着断裂,应该说新的民主模式是对交往合理性的积极回应,在程序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中总有商谈伦理学基本原则的回现。商谈伦理所坚持的普遍性、论证性和主体间性原则同样适用于程序民主的建制化过程。在此意义上,阐释商谈伦理原则有助于我们对哈贝马斯商议性政治理论的基本理解。     

罗伯特·达尔论信仰与民主

任何一种政治体系都需要合适的政治信仰来支撑。在区分三类不同信仰认知的基础上,达尔认为在像美国这样的多元民主国家,公民虽以个人利益为信仰,但同时也具有利他的本性,然而个人利益的过于强调损害了民主的健康发展,因此通过公民教育倡导合理的利己主义以提高公民与精英的品德修养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西方民主权利与功利价值观的冲突是导致西方民主问题的根源。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研究

作为治理的协商民主与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及国家安全具有内在一致性。协商民主视野下的治理呈现社会共识、商谈伦理、利益均衡三个层面的需求。在现实社会政治和国家安全领域,以多层次协商制度体系为依托有效整合观点与诉求,以良性互动为纽带保证政治输入影响到公共权威部门,形成社会舆论推动社会共识达成;在伦理层面,沟通商谈伦理内蕴我国伦理道德传统,实现传统伦理向构建社会新秩序的现代商谈伦理转换,营造协商而不是暴力化解矛盾冲突的商谈伦理氛围;在具体利益冲突情境之中,切实考虑矛盾冲突各方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所在,在各界达成广泛共识的舆论压力之下倒逼冲突方通过利益的协调化解现实矛盾,构建利益均衡长效机制,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公民表达权的保障

现代民主政治的话语表达特征日益凸显了公民的表达权.保障公民的表达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要为公民自由表达权的实现创造条件;也要尊重公民的表达权,宽容公民表达的合法观点和意见;同时还必须尊重公民在意见表达上保持沉默的权利.     

多元民主及其中国回响:以达尔民主理论为中心

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首先是在政治学专业领域的重要贡献。达尔打破了精英民主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建立起以政治平等为价值先导的多元民主理论,强调以更大的民主引领民主的优化发展。这是民主理论的一种突破。与此同时,达尔对一般民主理论的阐释,加深了人们对民主的理论认知深度和实践推进难度的理解。这无疑是民主时代具有公众面向的理论贡献。在现代政治民主成为政治主流的情况下,民主遭遇到诸多批判。达尔对之作出了及时的反应。在批评无政府主义与护卫者统治两种理念的基础上,达尔捍卫了民主的价值与制度。对中国而言,达尔基于政治平等前提的多元民主理论,实在是对中国推进民主的重要理论支点;与此相关的是,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研究进路也对中国筹划民主导向的政治改革富有启发意义。需要警觉的是,达尔多元民主理论与中国的高调民主传统对接,可能走向民主的反面。因此,汉语学界需要在达尔与萨托利之间寻找平衡点。     

在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概念

自由主义的民主是一个弱民主概念,而共和主义民主是一个强民主概念。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结合了两者中的某些东西,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他接受了自由主义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但是又像共和主义那样,划分出一个具有强民主意义的政治商谈公共领域。同时他还把民主理解为追求共同的善和利益的协调,把人民主权理解为交往权力,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权力或者议会中的权力。显示了他把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的理论构想。     

互联网公共论坛与协商民主:现状、问题和对策

协商性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互联网公共论坛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方式,承载着公民的民主理想,这种立基于新传播技术之上的参与方式打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增加了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直接的、全面的参与和沟通的可能性。随着网络在中国的普及,中国的公民越来越多地借助互联网来获取政治信息,并通过互联网的公共论坛及时、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并且与政府发生互动。本文通过对中国主要网站公共论坛的考察,认为,公共论坛中的政治参与在“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性民主的理想,公共协商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和制度规范,通过官、民双方的共同努力加以解决。     

创新与共谋:协商民主与新公共服务理论

协商民主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兴起,成为20世纪后半期两个富有意蕴的思想事件。协商民主寻求理想的民主模式,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具有超越既有政治模式的意义;而新公共服务旨在强调政府善治,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种扬弃。尽管各自分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但两者之间具有深层的相关性,呈现出一种"共生"关系:以公共利益为基础;明确权利和责任;通过积极参与和平等的协商对话,实现政府与公民以及公民之间的互动。可以预见,未来的国家或社会治理将以公民对话协商和公共利益为基础。     

转型期中国公民治理的主体性制约因素分析

近年来兴起的公民治理理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公共管理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局限,而且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公共行政价值观.更为重要的是,它与我国目前所着力建设的基层民主政治不谋而合,是我国未来民主政治建设和公共管理改革的努力方向.但是,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公民治理模式的建立需要积极的公民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前提.依据公民资格的经典理论,只有以协调社会生活各领域关系为基点,采取相应措施使市场领域、国家领域和公共领域和谐共处,才能削减转型期的社会排斥、消极公民、政治冷漠的程度,为公民治理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公民正义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作为新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政府、机构与公民通过商谈与对话达成共识最终实现善治。其中,公民正义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德性,它主张公民既能自觉地遵循正义的社会制度以及出于对话而达成的社会共识,又能主动地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以获得社会共识,以及理性地批评与修正缺乏合理性的公共政策,最终实现公民与公共治理的双重正义。     

中国民主政治的道德预设

民主政治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之上,因而民族的道德理念是民主政治的精神支柱.本文就政治的合道德性来解读民主政治,进而思考中国民主政治的道德预设.西方民主政治的道德前提是自由、平等,但在西方自由民主框架内,自由与平等具有内在的冲突,导致公共生活式微与道德丧失.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既要高扬公益政治、道德理念,建设和谐社会,也要积极借鉴西方的权利政治、法制思想,实现更加均衡对等的平等,实现公民和国家的自由一致,建设更加人道的共和民主政治.     

规范与权利视角下的公共性——论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的局限

哈贝马斯是20世纪公共性和交往哲学的代表人.他的公共性理论受阿伦特公共空间的启发,力图在现代性的框架内解决现代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公民社会理论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原型,从中抽象出一种理想的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为现代社会的多元民主奠定了理性的基础."商谈民主"理论是对现代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理论的调和.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停留在规范与权利的现代性框架内,无法从深层上回答现代社会的德性与伦理危机.     

程序主义民主与公共领域的现实重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及其启示

按照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商议民主包含了两个核心的要素,一是制度化的商谈机制,一是非制度化的公共领域中的商谈.制度化的商谈机制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来保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在其中得到表达.为此,商谈的程序必须按照论辩的逻辑来制定.制度化的商谈只是解决问题的机制,而发现问题则要依靠非制度化的公共领域中的商谈.非制度化的商谈还是一切制度和法规的合法性来源.然而非制度化的商谈不是在理想的环境中进行的,其中存在着交流赖以进行的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平等.政治制度和法律就是要调节这种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从而使公共领域的自由交流得以进行.     

民主:从投票到交往

共识是民主的规范性要求,如何在多元条件下达到共识是现代民主理论的主要难题。公共选择理论基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框架,把理性个体的策略选择当作民主的基础,强调通过投票机制把不同个体的多元偏好汇总起来并形成社会选择。商议民主理论则认为投票并非是民主的唯一内容,公共领域中的交往也是民主的内涵。它期望人们通过无强制的交往达成共识,认为个体偏好可以运用交往理性通过"更佳论证力量"的商谈而得到改变。商议民主理论在总体上虽然有些理想化,但它所提出的许多方法、观点,对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分歧包括政治分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略谈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社会主义歧冶民工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最高形态,它是以人民当家做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它包括公民权利,主要是指公民管理国家的权利;政权组织形式,即对多数人民主,对少数人专政;国家活动原则。此外还包括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社会民主。从构成的基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