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半格诗规制考

白居易作为元白诗派的代表人物,创造了半格诗这一新的诗体,融合古体诗和近体诗的格律规范于一体。就字数而言,半格诗不受字数限制,多用12句、16句、20句等句数类型;就平仄而言,合律诗句和不合律诗句同时存在且比重大致持平,多用粘对律和拗救;就用韵而言,其韵式分为一韵到底、邻韵互押和中途换韵三种,平声韵部使用频率较高;就对仗而言,主要分为律诗的工对、古体诗的对仗和无对仗等三种类型。其规制介于古体诗和近体诗之间,别具一格,"似古非古,似律非律",为古典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古典词源“诗余”论的承传

我国古典词源“诗余”论的承传,大致有三条：一是从总体上阐说词源于诗体的承传,二是分论词源于风骚之体的承传,三是分论词源于唐人近体诗的承传。上述传承,从不同视点上展开了词导源于诗体之论,共同构出古典词源“诗余”论的主体论说空间。     

怎样写格律诗(上)

齐梁时代,音韵学家发现了"四声",作诗开始讲究平仄。到了唐代,正式形成了一种以讲究平仄和对仗为特点的格律诗,这就是所谓的"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唐以前的诗称为"古体诗"或"古风";唐以后的诗,尽管是五言、七言的四句或八句,如果不合格律,仍然只能称古体诗或杂诗。格律诗有这样一些特点:①每首四联八句。五字一     

元稹的诗体理论

中唐是唐诗理论的总结期,也是诗体理论的相对成熟期.在这方面,元稹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敏锐的诗体意识对初、盛唐以来诗歌创作“体”的问题进行了及时的总结,为唐诗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元稹将唐代诗歌分为乐府、古体、近体三种诗体,他对乐府诗和近体诗理论贡献较大.元稹的诗体理论也暴露出一些矛盾,主要表现为他的诗体理论中有明显的“尊古轻律”思想倾向,其本人的诗体理论与创作实践也出现了明显的背离.元稹诗体理论的矛盾是他本人思想矛盾在其诗体理论中的反映.     

关于李白诗歌体制研究的几点思考

考察李白诗歌的用韵情况,首先应分别其诗的体制,即严格地区分近体和古体。但在一些研究资料中,对李白诗体制的分别不完全相同,古、近体诗的数量说法有异。从近体诗最讲究的平仄、对仗等方面分析了存在差异的原因,指出依据什么标准、哪一家之说是问题的关键;同时认为出现这样的差别是正常的,无论依据哪一家之说,只要缜密、系统地进行分析、研究,取得的结果都是可信的,对研究李白及其诗歌、研究汉语语音史、诗律学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律诗的特点

从格律上看,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古体诗是依照古代诗歌规律来写的,没有一定的标准,不受近体诗格律的束缚。近体诗以律诗为代表。律诗的韵、平仄、对仗,都有许多讲究。由于格律很严,所以     

论先唐的四言绝句

本文通过对传统汉语诗歌中绝句一体的探源溯流,指出除人所共知的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及六言绝句而外,在先唐时代,事实上还存在过一种四言绝句,这种诗体经历了一个由《诗经》章四句到汉乐府四言四句体的发展过程,后由文人参与创作,到魏晋宋齐时代,达到相对的繁荣。后因五言诗取代四言诗及新体诗的兴起而迅速衰落,这种诗体完全符合绝句的本质特征,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形态的绝句。     

近体诗平仄格式记忆法

近体诗是指唐朝以后诗人们用严格的格律写的诗,包括律诗、绝句和排律.近体诗的格律主要表现在用韵、对仗和平仄调配上,其中尤以平仄规则为重要.为了邦助同志们掌握平仄格式,本文以七言律诗为例,介绍一种简便的记忆方法.我们知道,近体诗的平仄在本句中是交替着的,有四种交替形式:     

全方位拓宽的元人散曲隔句对

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作词十法》说:“扇面对,《调笑令》第四句对第六句,第五句对第七句,《驻马听》起四句是也。”王力《汉语诗律学》论近体诗对仗时也说:“第一种是上一联出句和下一联出句相对,对句亦与对句相对。这种对仗叫做隔句对,《中原音韵》论曲时称为扇面对。”隔句对在近体诗中极为罕见,词中也不多。元人散曲继承了这种对仗后,进行了全方位的拓宽,数量大量增加,质量也极度提高,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景观。     

论李煜词的诗化

在词从晚唐五代到宋的发展进程中,在词体由有别于诗到诗与词初步融合的演进中,李煜词可以说是实现词体向诗体初步转型的转捩点,其于词的外部形态的突破之一,便是词的抒情模式的转变.李煜词三种抒情模式的转换,显现了其词诗化的渐进过程,昭示了词体向诗体的最初转型,使词在今后漫长的发展演变中最终成为一种真正的抒情诗体.     

唐代古体诗的句法修辞

唐代古体诗所使用的句法手段和句法结构跟散文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不过为了适应修辞的特殊需要,对各种句法形式的实际选择和运用所表现出的倾向性却明显不同于散文,同时和近体诗相比也有自己的突出特点和规律。     

元人宋诗研究的系统省察

元人的宋诗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勾勒宋诗版图;二是界划宋诗流派;三是论评江西诗派;四是论唐宋诗因革;五是编辑宋诗选本。这五个维度既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又互相融通,从不同视域展开、丰富、深化和完善了宋诗学理论的内涵,为此后的宋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人在宋诗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上的贡献。     

浅析叙事词成因

词的叙事方式与小说、戏剧等相比有着独特之处,它多采用场景式或跳跃式叙事手法,进行大量的细节描写和留白叙事;词的叙事性充分体现在词牌名、词题、词序和正文这四个方面,在各部分中词的叙事性有着不同的表现;随着北宋中期词题材内容的扩大以及长调慢词的大量创作等,词的叙事性大大增强,自觉创作叙事词的现象开始出现;传统的叙事文学样式和词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要求也对词的叙事性有着一定的影响。     

流派视角的新诗本体解读--评《新诗艺术论》

通过<新诗艺术论>流派视角的新艺术解读,提出新诗本体的核心诗学命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中外诗歌传统整合的意象艺术美选择;新诗传统整合的听觉艺术诗美本体价值取向;纯诗是新诗审美的最高境界.     

“以史释诗”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管窥

“以史释诗”是一种用“史”的眼光将诗与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史的解读与还原,以求回归诗歌创作“原生态”,回归诗章“本义”(meaning)与诗人“本意”(intention)的诗注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开启了诗的历史化解读,另一方面阐释重心由“诗章之义”转向“诗人之志”,诗人的背景资讯备受瞩目。说诗者在对诗人背景资讯的瞩目与对话中,达到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深度阐释,“以史释诗”的有效性大为彰显。然而,背景史料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与文本信息交互不一时,便又造成了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障碍,“以史释诗”的局限性由此呈现。故说诗者在诗歌阐释活动中不可拘泥于背景阐释,宜多途径对话,多途径阐释。     

“声诗”传统与现代解诗学的“声解”理论建构

传统中国抒情诗一向被称为“乐诗”,古典诗学解释学也素有“以声解诗”的传统,然而由于口语白话诗的兴起、西洋诗的渗入及重义轻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之下遭遇了“断裂”的命运,因此,如何重建新诗的声音解释学成为摆在新诗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现代诗论家的探索告诉我们,借助于传统诗学资源,至少可以从“以声观志”、“因声寻义”、“同调同感”、“缘声入神”以及新诗解释的戏剧化等若干层面,重构现代诗学的“声解”体系。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古典·现代·后现代——梨花诗与诗歌通俗化问题

梨花诗的口语化与中国古典诗歌通俗化趋势一脉相承,梨花诗是现代白话诗的极致--它既是对现代白话诗语言形式的继承,也是对其思想内容的反叛;梨花诗渗透着打油诗的讽刺批评精神,从原生态的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趣与俗是梨花诗进行后现代诗探索的两个路径.     

新诗十批判书

“新诗”宜改称现代“白话诗”,它应该与文言诗一起改革与发展,以解除白话诗创作的危机,求得中华诗歌的伟大复兴。它不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不能提倡“诗的散文关”,而要加强音乐性,批评诗的散文化、自由化,讲究诗美,讲究形式美,倡导新格律诗,与散文严格划清界限。为此,它必须首先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汲取古典诗词、民歌的营养,其次才是吸收、借鉴外国优秀诗歌的某些长处,并做到为我所用。     

艾青“诗的散文美”概念分析

本文着眼于艾青关于诗的具体言论,从四个方面阐论了艾青文体论的核心概念——诗的散文美：即新诗与韵文无关;新诗的语言根本是在于表达形象的;新诗的音韵与语言形象表达的关系;＂散文美＂与＂诗的散文美＂的关系。文章最后总结出艾青的＂诗的散文美＂的具体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