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哈特的结盟民主理论和共识民主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李普哈特是当代最具影响的比较政治学家和民主理论家,由他提出的结盟民主理论和共识民主理论是当代民主理论中重要的民主理论流派,也是当代民主类型学中备受关注的民主类型。进入21世纪,中国学界开始关注李普哈特的结盟民主理论和共识民主理论。但是,比较中西方的研究现状,不论是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深度,中国学界对两种理论的探讨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民主与多数统治:多数主义民主“范式”的终结

传统的民主观念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的统治,这种主张多数统治的民主理论在当代又被称为"多数主义民主"。英国式两党竞争、"胜者通吃"的决策模式和权力集中的政治制度自产生以来就被视为多数主义民主"范式"的典型代表,备受西方学者的青睐。然而,随着当代民主理论研究的推进和民主实践的发展,多数主义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之间不仅出现了矛盾还产生了脱节,引发了多数主义民主范式的危机;同时,把民主直接等同于多数统治被认为是错误的观念而且已经对民主的实践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由此,一种旨在改变传统民主理论学科中心的错误认识,主张终结多数主义民主范式的呼声逐渐成为当前政治学界尤其是民主理论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     

从“协合”到“共识”:利普哈特多元社会民主思想探析

在高度分裂的多元社会中,实现稳定的政治民主是西方民主研究的难题。利普哈特根据欧洲国家的民主经验,针对英美多数民主的弊端,提出了协合民主理论,后又发展成为共识民主理论。这一理论成为20世纪西方重要的民主理论,产生了较为深刻和广泛的影响,为多元文化国家甚至国际联盟的民主建设提供了一定参考。其理论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要注意对利普哈特理论的思考和批判。     

共识民主与21世纪民主化的"第四波"

长期以来民主就被等同于多数统治.威斯敏斯特多数主义民主被看作是现代民主的最佳模式.然而多数主义民主的"竞争-对抗"原则对少数的排斥不仅使威斯敏斯特民主日趋衰败,而且还使那些移植了该民主模式的新兴民主国家陷入分裂斗争与持续的混乱当中.民主化的"第三波"因多数主义民主的失败而陷于停滞.相反,那些以权力共享、协商合作为原则,以最大限度的政治共识为目标的民主制度不仅更有助于民主稳定和民主巩固,而且在民主品质和绩效方面都远远胜过多数主义民主.李普哈特把这种优质民主称为"共识民主",并指出用共识民主替代多数主义民主是21世纪民主的希望所在,而多数主义民主向共识民主的转变则预示着民主化"第四波"的开端.共识民主颠覆了许多传统的观念,不仅在理论界引起了巨大轰动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形式研究

几百年来,西方国家权力制约方式的实践及类型呈现出了多种变体,可以说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政治制度模式和权力制约配置的框架.西方有所谓标准的"三权分立"或"三权鼎立"的模式,其他国家和民族必须照搬,是一个伪命题.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权力分工和制约体制的正确选择.从中国国情出发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形式,可根据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发展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权力分工制约机制的理论范式上,建立起二元混合制内的权力制约与均衡政体的认识和分析框架.     

“党内民主”与“党的民主”——党内民主示范、带动人民民主机制的思考

作为追求民主和践行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对国家政治方向的把握和推动国家政治生活的运行中,既能制定民主政治制度和规则又能带头遵守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政治行为;既能实现"内部"民主又能实现"对外"民主,才会产生"党的民主有主动地向人民民主转移的趋势,人民民主有按照党的民主所昭示的民主精神和原则以及其领导制定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方向积极发展"的要求.十七大报告也正是一方面强调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一方面又强调二者要同步进行,说明其中的难题和风险已经被注意到了.党的民主,要求的是建设一个民主的党.而民主的党,其内部是充满民主与和谐的,其外部功能的履行也必须是按照民主政治的要求民主执政,建设和保护国家的民主,大力发展人民民主.这样,党的民     

西方民主实践的技术条件分析——多元民主理论的一种解读

多元民主理论是现代西方民主运行实然状态的真实描述,其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意蕴揭示了现代西方国家民主实践的真相。但对蕴涵于多元民主理论背后的价值预设及其技术条件仍缺乏分析和反思。社会本体、多头政体、共识——多元是西方民主实践的技术条件支持。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注重本社会有利于民主的政治文化的本土资源的发掘和培养,而并非激进地输入煽情的价值型民主。     

中国决策过程中的共识民主模式

在民主理论上，共识民主是多数决民主的一种替代模式。在中国，实现共识民主的制度基础是民主集中制，而协商民主则是实现共识民主的主要形式。案例研究发现，共识民主模式贯穿于中央政府决策、部门决策和地方政府决策之中；其中，中央决策属于制度化协商型共识民主，主管部门的决策模式很复杂但包含着市场压力型共识，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地方政府则可能在抗争压力下达成谈判性共识。共识民主的不同类型决定了共识民主模式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只有实现共识民主模式的决策，才能使社会矛盾最小化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寻租，因此迫切需要建立更科学的对主管部门的权力约束机制。     

公民参与和民主发展——自由民主和参与式民主的比较及其启示

尽管民主本身意味着参与,但民主和公民参与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在当代西方占主导的自由民主理论中,公民参与的地位异常低微,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所具有的内在危险被主流的经典民主理论反复强调.反观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则充分强调了"参与"在民主发展中的价值,从民主的本质规定性出发,带来了民主模式的创新.相对于自由民主政治哲学对公民参与的疑惧乃至反对,参与式民主的政治哲学和中国民主发展有着更强的契合性和说服力,对我国民主发展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公民参与和民主理论——自由民主与参与式民主的比较及其启示

当代西方占主导的自由民主理论中公民参与的地位异常低微,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所具有的内在危险被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理论反复强调。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充分强调“参与”在民主发展中的价值,从民主的本质规定性出发,以大众自发的、直接的参与为核心,强调民主应当通过自我管理过程中大众积极的直接参与才能实现,对西方当代民主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我们认为,相对于自由民主政治哲学对公民参与的疑惧乃至反对,参与式民主与中国民主发展有着更强的契合性和说服力,对参与式民主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将提供有益的启示。     

民主:一种利益均衡的机制——深化对民主理念的认识

民主理念经历了三个阶段或层次的发展:第一是古典民主,即"多数人统治",解决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归属的政治制度层面;第二是近代民主,即"精英选拔机制",解决的是精英与大众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配置的政治体制层面;第三是现代民主,即"利益均衡机制",解决的是资源和财富占有与分配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运行的政治机制或政策层面。在当代,应当特别强调民主的第三层理念。以分工、竞争与交换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社会分化和利益的不均衡。因此,需要通过民主机制进行利益再分配,实现利益相对均衡,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规模与民主：西方主流民主思想的演变

国家的恰当规模以及规模与民主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民主思想史中的一个经常论及的话题。在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民主论者看来,民主仅仅存在于小国寡民式的城邦之中,这种小国民主理论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据了约两千年的主导地位。18世纪后期,随着代议民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人多地广的民族国家被认为是适合民主的恰当规模,此后,这种大国民主理论占据了西方民主思想史上的主导地位约两百年。20世纪中叶,当代多元民主理论最重要代表罗伯特·达尔对比分析了古典小国民主论和近代大国民主论后认为,由于民主的两大目标(或者说量度标准)——公民效能和体系能力之间存在冲突,根本没有最适合民主的国家规模,所以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调整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来适应这样一个事实:不同规模的国家遇到的是不同的问题,那些规模非常小的国家应该步入更大的整体中;那些规模非常大的国家将必须探寻创造和保存小单元(单位);大部分国家都必须在两个方向上前进:向外趋向更大规模的聚合体,向内趋向更小规模的聚合体。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40年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民主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草根社会到基层政权,从执政党外到执政党内,以及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多维发展。这一趋势曾得益于中央宏观改革的决策以及中国政治制度内含的民众政治参与空间,也与基层群众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紧密相关,被视为“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但是,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实现选举民主的社会基础条件有待逐步成熟,全社会对民主法治的共识有待形成,基层民主发展面临诸多困境。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利益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等因素对执政党国家治理体制形成的挑战,决策层出于对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严重关切,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日益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再定义和新诠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执政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对“民主”“法治”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一度以“公推直选”为主要模式的基层民主探索日益式微,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导向,也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党内问责”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中发生重大转向。在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利益集团的长期博弈中,中国执政党已明确拒绝了西方式“选举民主”,而致力于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建构中国特色的由执政党领导的“协商民主”话语体系。     

中西司法与民主关系之比较

中西方国体与政体上的差异,决定了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司法与民主的关系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西方国家,司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民主所可能产生的多数人的专断,且被视为民主的对立物而存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决定了我国的司法与民主保持了高度的统一性,民主是司法的本质属性和固有特征,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相适应的。司法改革的方向应该使司法能够体现和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论协商民主

20世纪晚期出现的协商民主理论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民主理论模式,它可以在古希腊民主实践中发现自己的原始存在,它是传统民主范式的复兴。协商民主强调民主的协商性、决策的合法性、协商的平等性、公开性和责任性是对西方竞争性民主模式的反思和替代。     

西方交易民主反思：民主异化与当代危机

当代西方交易民主的深刻危机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上：一是民主的运行前提因为经济社会的高度不平等而遭到严重破坏。二是民主的实现形式受到代议制和票决制民主的极大限制,其中代议制民主通过剔除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而限制了民主的实践形式,而简单票决制限制了多种选任机制的丰富组合模式。三是民主的人民自治本质被金钱民主和权贵政治所异化。经济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与票决选举（精英赋权）相互叠加的政治结果是将民主政治异化为权贵政治,这种异化本质上是通过经济主宰与政治交易完成的。四是民主的治理质量因政体失灵和政府低效而受到深度侵蚀,其中政府低效是指民选政府在治理能力、运行效率和治理效果等方面表现欠佳。西方交易民主的深刻危机集中体现为民主异化,其异化逻辑就是：从人民做主简化为代议制民主;从代议制民主被化约为选举民主,进而异化为票决民主;从选举民主和票决民主最终异化为金钱民主。金钱民主的本质就是权贵阶级控制下的交易民主。     

略论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

所谓民主政治,是指“由多数人统治的国家形式”,或称“人民大众的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由于阶级性质不同,民主政治的性质也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由多数人统治的国家形式。其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下面以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依据,就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条件、特点和趋势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多元社会的政治重构——制度分析视野中的协合民主模式

协合民主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理论模式,它根据多元社会的结构性特点设计政府机制,将具有分裂政治文化特征的民主制转变为稳定的民主制.协合民主由大联盟、相互否决、比例制和局部自治四项原则构成,提供了批判多数民主的制度模型.基于社会结构和行为过程研究的融合,协合民主模式申明了制度选择对权力分配和政治稳定的重大影响.根据协合民主的逻辑,具有多元社会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应规范政治竞争的范围和强度,通过制度建设促进民主发展.     

从“形式民主”到“内容民主”的回归——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政治启示

在当代政治话语体系内,人民自治的真正意义在于自治的实质内容是人民拥有内容上的民主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对于当代民主制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这种启示概括起来便是使民主制由"形式民主"回归到"内容民主"。     

权力限制与民主

民主更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实现多数人的统治 ,权力在此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权力如剑之双刃 ,因而要保障民主真正实现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 :其一 ,是对政治精英权力的限制 ,前人提供了两条路径 ,第一以权力制约权力 ,第二 ,以社会制约权力。其二 ,对多数人权力的限制。首先是防止代议机构的多数人权力或社会中相对固定多数人的权力 ,其次是防止人民的权力滥用而侵犯到个人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