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社会—公民关系看社会治理方式

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推进,是在社会管理基础上强调管理与自治的有机结合。在新时期,面对新的形势,社会治理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社会、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政府、社会、公民三者治理的有效衔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制度建设,保证整个社会的良好运行。     

城市社会管理网格化模式的定位及其未来

作为新时期中国城市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方法,网格化管理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着运行成本过高、持久性不强、弱化社区自治、网格泛化等风险。有鉴于此,我们应努力处理好网格化管理体系构建过程中"行政性"和"社会性"的关系,寻找"政府治理"与"社区自治"之间有效的联结点。     

公共参与:社区治理与社会自治的制度化——基于深圳市南山区“一核多元”社区治理实践的分析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价值性、机制性和发展性三大困境,这与社区治理中所表现出的行政力量过度干预、自治组织功能虚化、社会力量有效介入不足等现象相对应。从实现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和推进基层自治的目标来看,需要加强公共参与来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同时形成推进社会自治的动力机制。在推进公共参与的过程中,应当从保障公民权利和法治化、强化基础性制度的建立健全、制度的稳定性与动态调整并重三个方面,对制度建设的保障性作用予以重视。最终,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真正实现建构现代社区多元主体共治的目标。     

全球治理、联合国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在全球化的时代,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承担起全球治理的使命.这些改革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中国需要对政府的角色重新定位,更新主权观念,培育国内成熟的公民社会,推动世界公民意识的形成,以适应全球治理时代的国际形势,发挥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应有的作用.参与全球治理也会对国内的政治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城市社区的公民社会建设:一条新路径的考察

在中国城市社区,虽然公民社会的建设主要是从居委会这样的自治组织着手进行的,但可以从理论上与实践中看到公民社会建设的另一条途径,其起点就是社区内更"草根"化的结社组织。从公民社会建设的角度看,社区内的草根结社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有着大不相同的结果。自治组织更容易突出国家与社会消长性的权力关系,而从结社组织出发,可以引导出建设性的国家—社会关系;建立自治组织所需的社会基础条件比较苛刻,而从结社组织入手,能够培育人们的参与意识与治理能力、提高社区内的社会资本含量。     

美国城市社区自治的现状与趋势

美国的社区治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公民自治的典型形态.本文在分析美国城市社区自治中的各种主体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以布什政府的"信任为本的社区自主策略"(FBCIS)为例,讨论了美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趋势,即推动"公民治理",提高社区的自主性和自助性,强化其作为基层社会单位的自治性特征.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民社会组织发展问题探讨

公民社会组织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但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自主、自治、自立性差,公信力不足、动员能力不强,人才缺乏,资金短缺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促进公民社会组织健康持续发展、促进其社会功能充分有效发挥,进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公民社会与浙江农村的治理创新

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一个区别于传统的统治概念的新理论——治理理论被引入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管理场域中。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为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浙江农村治理机制的完善,需要在公民社会的视域中探索民主治理的创新模式。     

城市社区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社会环境:现状、困境与策略

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城市基层社会整合与治理逐渐由"社区制"取代"单位制",社区问题变得多元复杂,社区建设面临诸多挑战,这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创造了新的条件。社会工作在构建和谐社区事业中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职业化发展的水平。社区社会工作职业化探讨离不开对其所处环境及其面临问题的剖析,需要深化在制度环境、组织环境、社会认可、人才环境等方面的认识,针对各种制约因素加以应对,寻求合适的职业化推进策略。     

“双轨政治”重构与农村基层行政改革——激活基层行政研究的社会学传统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农村基层行政带来了未曾预料的后果.通过激活农村基层行政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建构“双轨政治”的理想模型,总结当前农村基层行政的特征,并结合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丰富经验,提出依法行政的体制改革仍需尊重基层社会的自治传统,充分利用有效的自治资源,支持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和团队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雾霾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雾霾污染考验国家治理的行动模式,公民参与雾霾治理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现实必要性。在当前雾霾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面临的困境包括"搭便车"行为与"囚徒困境",信息不对称、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不完善,个体行动乏力,缺乏法律保障、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等。公民个人应当树立环保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在源头上直接参与雾霾的防治,进而参与雾霾的公共治理活动。政府要建立大气治理信息共享渠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多种信息收集渠道,汇集对大气治理的意见和建议;把公民参与纳入环境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公民参与的延伸与拓展,也是促进或推动公民参与雾霾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应发挥其组织和专业优势。此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也是雾霾治理的合理模式。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理论思考

由于当代"代议民主"的困顿,产生了参与民主理论,提供了公民大众民主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与机会.公民政治参与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表达了社会对公民主体身份的尊重,有助于优化政府决策、改善官民关系.当前,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领域不断扩大,形式多样,取得不小成绩,但是也面临多种挑战.应该以科学发展现为指导,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扩大公民对基层政治的有序参与.     

民营企业的公共行为与地方治理——以浙江民营企业调查为基础的分析

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重大调整而崛起的企业形式。民营企业家的自利性和公共性的统一构成了民营企业公共行为的内在根据。民营企业的公共行为同经营行为的相关性是其公共行为的根本动力。民营企业的公共行为是促进地方治理的重要力量。它有利于地方治理中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弘扬公共精神,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发育,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民营企业的公共行为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范围和提升层次,以便在地方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仅需要提高民营企业家自身的素质,更重要的是依赖于地方治理的改进。     

发达国家地方治理特点及其发展动向

英美法德日等发达国家根据因地制宜、地方自治的原则设立地方政府,形成差异纷呈的地方政府体制。经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几轮行政改革,地方政府管理以权力下放、地方自治为主要趋势,以服务型政府为主要理念,适时转变政府职能,强调完备的立法,做到地方管理的依法行政。这些对我国地方治理的探讨和公民社会的培育有借鉴意义。     

论日本民间团体在新药受试者保护中的作用——以日本药害监督专员协会为例

日本药害监督专员协会,是一个致力于监视药害发生的非营利组织(NPO),系当代日本众多民间团体的一种。"娇宠(Amae)"理论对于该协会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日本新药受试者保护体系的核心,是在"意见领袖"的参与和丰富社会资本存量的条件下,以"道德想象力"为价值基础的"第三方"参与,以此行使公民参与和公民监督的职能,最大限度地推进受试者保护工作。日本的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转变政府角色、增加公众的社会参与以及重构社会资本、实现协同治理,在新药受试者保护工作中引入"第三方",可以推进有效保护机制的形成。     

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西方公民参与面临着民主参与精神和公共领域衰落、公民身份和权利流失、公民共和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内在张力等困境,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平台,实现了进入"生活政治"和"公民治理"的转向.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其中的公民参与具有特殊的"中国"意义和取向,因此,积极促进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推进"公民治理",就成为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重要而持续的社会动力.     

传统乡约的现代性转换：杨开道的乡约—自治思想研究

民国年间中国部分社会学家所经历的“内在转向”使得当代社会学者在重新解读他们的研究文本时需要将学术史同其所处的社会史结合起来分析。本文即以杨开道的乡约研究为切入点,将乡约之“乡”和“约”拆分为“治理单位”与“治理规则”两个维度,一方面解析作为“治理单位”的“乡”与“治理规则”的“约”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另一方面则探求杨开道对历史脉络中的乡约展开研究所指向的民国地方自治实践,分析杨开道对地方自治基本单位和自治规范的思考以及这些思考背后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将学术史的阐释与社会史的解析进行融通,探索一种理解学术观念生成过程的研究路径。     

村庄合并后农村社区自治的挑战与对策——基于Q市村庄合并后的G社区的调查

农村社区自治是现阶段我国大规模村庄合并后出现的新的治理方式。它超越了地域边界为基础的村治模式,是以社区居民生活为基础形成的全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自治模式。在治理方式转变过程中,产生了社区性质职能定位、民主选举、社区自组织发展、资产合并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何应对村庄合并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变"村民自治"为真正的"社区自治",对适应农村社会变迁、探索农村社会自治实现形式、推动农村社会治理有重要的意义。     

广州市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目标定位以及原则和途径

广州要坚持依法有序、自愿自治、循序渐进、城乡并重原则,通过城市政府的积极推动,大力发展社区民间组织,大力调整和发展行业协会和各种商会组织,逐步形成一个以组织规范、管理科学、功能全面、社会化程度较高、有较强参与能力、在城市治理结构中担当有效协同角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积极作用的公民社会。     

论法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面临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多重转型,改革发展中的矛盾凸显,社会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尤为突出,必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结合国内外治理经验,最为重要的是要把法治思维模式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思维模式,注重法律方法和手段的运用,确立公共权力运行的规则意识和公民的契约意识,通过法治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和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