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汉学家比丘林与他的蒙古研究

1805年,比丘林作为第九届俄国驻华宗教使团团长抵达北京,从此开始了他所钟爱的汉学研究。他在大量翻译中国典籍并充分利用的前提下,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著作,其中,中国边疆史地的翻译与研究是他学术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他提出了蒙古、通古斯、突厥同源论,探究了“蒙古”名称的由来,考察了蒙古与中原关系的变迁以及清廷在蒙古的统治等问题。比丘林在俄国人对蒙古史研究中的贡献不仅仅是为后来者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提供了《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等具有重大价值的中文史料。     

十九世纪后期清朝使臣与俄国“汉学”家的接触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屈辱性的后果,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勉强地修改它的“夷务”政策,从办事机构和交往方式两方面,作出若干有利于西方列强的调整。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同治五年正月(1866年8月),首次派员到“西洋各国游历”,都标志着“天朝”由“尊”到“卑”的实质性的转变。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开放态度,终算使封建帝国的闭塞性略为减轻。因此,清朝官员才有可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之后,带着不同的使命前往俄国,直接在当地与俄国“汉学”家结识和交往,并记下自已的见闻。     

试论毛奇龄的经学思想

清末著名的经学家皮锡瑞指出,清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初的“汉宋兼采之学”;第二阶段是乾隆以后的“专门汉学”,通称乾嘉汉学(又称清代古文经学);第三阶段是嘉道以后的“今文之学”(又称清代今文经学)。乾嘉汉学以“主实据,不空谈义理”为主要特征(《经学历史》,第341页),是从对宋学的反动而来,其始倡者为毛奇龄。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号秋晴,人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县人。他的著作甚丰,大部分收入《西河合集》。《西河合集》分为《经集》和《文集》两部,其有关汉学的著作主要在《经集》中。为了正确认识清代汉学发展的历史,以利于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认真研究一下毛奇龄的经学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典籍在日本之发展——和刻本溯源

所谓“和刻本”(Japanese Edition of Chinese Classics)即指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主要是江户时代(1603—1866)大批翻刻的中国汉文书籍而言,与日本所谓“汉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汉学泛指中国的儒学和经典,与由荷兰输入的“洋学”之称作“兰学”,日本的“国学”有别。江户时代,国学不如汉学普及,就出版而言,汉籍较日本国学之发行为多,很难鉴别版本之     

惠栋与汉学

惠栋在继承家学的同时 ,明确地倡扬汉学宗旨 ,积极反对宋学 ,转而研究遗存的汉代学说 ,惠栋也因此完成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他的追随者们将他的方法又运用到其他领域 ,成为“吴派”。由惠栋及其弟子们立“汉学”这一名目以后 ,才真正地出现了乾嘉式专守汉学的考据学研究——虽然乾嘉学术远不是“汉学”所能概括的     

试论波索什可夫的重商主义思想

波索什可夫重商主义思想的特色之一，就是把国民财富划分为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把视野拓宽到精神领域，着眼于社会整体来探讨经济发展问题。对外他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明确提出与西方商人展开价格战的思想。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上他表现出浓厚的国家主义思想。他提出“共同幸福”的经济发展模式，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并产生了进口替代战略的思想萌芽。波索什可夫的重商主义思想反映了彼得一世改革时代的要求，同时又超越了这一时代的局限，为俄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     

列宁的“中间环节”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

列宁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小农经济占优势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他认为在小农占优势的俄国要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宏伟大厦,必须要有“中介”和“桥梁”,要有连结新旧生产关系的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主要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小业主合作社。他说:“我们应该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     

俄国汉学若干问题刍议

17世纪是俄国汉学的前汉学时期,以后又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8世纪的创立阶段、19世纪上半期的民族化阶段、19世纪下半期到十月革命前的近代化阶段。俄国汉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中实用性、官方性、民族性和手稿多四大特点表现最为明显。俄国汉学家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俄国思想文化变迁的影响极为有限。     

俄国汉学家B.M.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

俄国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瓦·米·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1881-1951)是前苏联汉学的重要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研究首先建立在其卓越的比较文化思想之上。他指出东方的心灵也是我们的心灵。人类共同的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创造着共同的文化,它们乃是世界性的思想的一部分,"在欧洲的诗学中间,也有着中国诗学的地位。"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中国文化、文学视为世界文化、文学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而奠定其破除欧洲中心论、尊重中国历史文化独特性的汉学研究立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研究建立在自己对中国文化多年的实际考察、译介实践的真知基础之上的,从而形成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其发展特征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阿列克谢耶夫不仅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步独特性的独到见解,而且具有难能可贵的虚心探索的精神。     

牛津大学所藏的几份清代回疆署衙档案

20 0 2年 6月至 1 2月 ,本人受教育部“重点高校系主任和研究所骨干出国研修项目 (社会科学类 )”资助 ,赴英国牛津大学访学。作为欧洲研究汉学的中心之一 ,牛津大学在英国最早设置了汉学教授 ,1 875年李雅阁 (JamesLegge)出任牛津大学第一位中文科教授 ,当时牛津还没有汉学系     

“四人帮”把学校办成“全面专政”工具的反动实质

“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俄共(布) 八大党纲中对社会主义学校的性质、任务和方针的科学概括。完整、准确地理解列宁关于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论述,对于拨乱反正,揭露“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动面目是很有意义的。一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初,曾在临时政府教育部门任职的官员和各类学校的许多教员和行政人员消极怠工,拒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     

瞿秋白对十九世纪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史的研究

1927年瞿秋白发表了长文《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其中用相当的篇幅研究和探讨了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起源、理论、发展和实践走向。他探讨了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认为它是一种特别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他梳理了民粹派内部的派别及组织的主张和行动,认为民粹派革命党人心上想的虽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手里做的却是资本主义革命;他认为俄国民粹派中最早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一班人是特卡乔夫的雅各宾派以及涅恰耶夫的“民仇社”或“斧头社”派,但他们是农民式的马克思主义。     

世界汉学研究不可多得的译著——介绍中译《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

2004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安徽财经大学曹天生教授主编,张琨、何英玉、王滢波等人翻译的《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以下简称《论著》)一书。该书50万字,大32开本。作为中华书局“世界汉学论丛”丛书中之一种,该译著有其丰富的学术价值,该译著从搜集资料、翻译到出版,历时8年。该书的编译,始于曹天生教授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的研究。马克思之所以提到王茂荫,依据的是当时德国学者译自俄国学者的材料。而俄国学者的译文材料则是从当时的清朝政府搜集到后翻译的。为了查到俄译原文材…     

崔比科夫的藏学研究

贡博扎布·采别科维奇·崔比科夫(1873—1930),是俄国布里雅特蒙古人,为俄国的藏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俄国了解西藏最深的一位学者。 崔比科夫,1873年4月出生于俄国赤塔县的一个布里雅特人家庭。7岁进入阿金斯科耶教区学校,学习蒙古文和俄文;11岁上赤塔县男子中学,1893年中学毕业,获银质奖章。同年,在赤塔中学教育委员会的推荐下,崔比科夫进入托木斯克大学医学系。但由于他对医学专业不感兴趣,不久便离开托木斯克。来到库伦。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是在库     

略评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正> 梁启超(1873——1929年)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影响的人物,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本文仅就他在中国近代史学思想上的开创之功及其严重缺点和弱点谈些意见。清初的史学家们多治明史,其间每每寄托着他们的故国之思。后来清王朝加强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屡兴文字狱,把大多数学者赶到远离社会现实的考订古代文献的道路上去,形成所谓汉学,或曰朴学、考据学。汉学鼎盛于清代乾嘉时期,所以又称之为“乾嘉汉学”或“乾嘉考据”。此时,汉学已经衍变为太平盛世的点缀,完全丧失了明清之际一些进步学者们那种启蒙思想的光芒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到了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打开了中国紧闭着的大门,中国史学家的注意力逐渐由远离现实的繁琐考据的道路转移到广阔     

“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文化心理学视野下东亚汉学家的学术生产研究

考察海外汉学的学术生产,中国学术界往往重点关注来自西方异质文化背景中的汉学研究,而轻视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东亚汉学。其实,东亚汉学家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知识群体。与西方汉学家相比,东亚汉学家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异域之眼”和“同文之心”的双重性问题上。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东亚汉学家深受中华汉字文化的影响,与研究对象长期处于同一文化圈界域,这种“同文”的知识背景极易使他们丧失西方汉学家那种明确的“异域”眼光和“他者”意识。同时,东亚汉学家又在不断质疑、反思“同文”这一知识背景,意图寻求“独立”“自我”的文化意识。这种“同文”与“异域”之间的悖论,是贯串东亚汉学研究的思想主线。探察东亚汉学“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的独特性并阐明这一独特性的内在原因,对于我们了解东亚汉学和认识东亚汉学家的中国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从顾炎武到章炳麟

顾炎武(1613-1682年)是明清之际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在明朝衰亡、理学盛行之时,扛起了“经学”的大旗,上矫宋、明理学的末流,下启清代“汉学”的先路,在我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上起过巨大的影响,直到近代的章炳麟,才基本上告一段落。但作为一个学派来说,他们除掉有其治学方法上的共同点及其前后师承关系外,又每每从前人对经书的阐释中找出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思想材料,累积适应当代的各种观点和思想,为自己的阶级服务。从顾炎武到章炳麟,很明显地开创和终结了清代“汉学”;但他们由于时代不同,在学派的继承上,也就有所歧异。过去有些学者,或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而忽视了他们之间的不同点;或抽去了具体的阶级内容,而陷于形式主义的比附。本文拟通过清代“汉学”发生、发展、终结的历史过程的钩索,探讨这一个学派的“继承”关系。     

尼克尔斯基与中共“一大”

出席中共“一大”的人员中有一位是俄国人,多年来,这位俄国人始终困惑不少国内外的中共党史专家,他是作为哪个组织的代表被派来出席“一大”的？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如何？     

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两重人格》和意识流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名作《穷人》(1846)受到别林斯基的赞扬和读者的普遍欢迎,他因此被归入俄国“自然派”(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流派)。他的第二部小说《两重人格,戈利亚德金先生历险记》(1847),别林斯基肯定其才能同时指出作品有一个“根本缺点,这就是它的幻想色调。幻想这东西,在我们今天,只能在疯人院中,而不是在文学中占有地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