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都江堰历史的几个问题——与喻权域同志商榷

“都江堰这个伟大水利工程并非李冰修建”,是喻权域同志在《都江堰古史新论》一文中提出来的“新论”(见《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三期)。他的理由是:都江堰的关键工程宝瓶口和沱江,不是李冰开凿的,而是在“李冰之前就有的”,这才是都江堰“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关于这一切,早已在许多古史资料中得到了证明。然而,根据这些古史资料,究竟能够得出什么结论,我们同喻权域有不同看法,特提出商榷。     

西突厥开国史考辨——兼评沙畹说和王譞说

历史上的西突厥本指一独立的政权,既不可混同于突厥内战前的西面可汗部,又不可混同于突厥内战中的西部叛乱集团,它同东突     

关于物质概念的几个问题——与孙显元同志商榷

一九八一年《贵州社会科学》第二期上,刊登了孙显元同志的《论物质和物质形态》一文(以下简称“孙文”)。“孙文”对我去年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见《贵州社会科学》1980年创刊号《试论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是物质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一文,以下简称《统一体》)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统一体》一文的中心论点是:物质是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或者说,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是物质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孙文”对这一论     

关于陈宦若干问题的历史考实——兼与彭勃等同志商榷

许多可靠的史料表明:陈宦没有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没有担任过云南讲武堂堂长和新军云南第十九镇统制;晚年未做汉奸,也非1943年逝世于南京.     

关于鲁迅美学思想的几个问题——与刘再复同志商榷

在对鲁迅的全面研究中,关于鲁迅美学思想的研究,是最薄弱的一环。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较前有了增加,人们对鲁迅美学思想的认识正在逐步深入。为了前进,相互切磋是必要的。近日读了刘再复同志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觉得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理解,不够切当。本文且就下列几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关于窦建德评价的几个问题——与马驰同志商榷

窦建德是隋末唐初的重要人物之一,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史学界的正确评价。1980年,马驰同志发表《试论窦建德的皇权崇拜》一文,对窦建德提出了新看法。然以笔者浅见,马驰同志的评价仍失之于偏,很有商榷的必要。     

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几个问题——与江海文同志商榷

《江海学刊》1961年第3期发表的江海文同志的“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一文,提出了上层建筑的质和量的概念,文章说:“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主要表现在性质和数量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而性质上的适应则是主要的。当上层建筑在性质上不能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时候,在数量上也就不能适应。”从这样的命题出发,它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论述。我认为,其中一些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洋务运动的几个问题——与黄逸峰、姜铎同志商榷

读了黄逸峰和姜铎同志的“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一文后,有些不同的看法,提出来商榷,并求指正。一探讨洋务运动,首先要研究一下洋务派官僚从事洋务运动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当时威胁着清朝反动统治的是什么?只有正确地分析这一个问题后,才能对一系列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黄、姜二位同志认为: “当时两国(指中国和日本)同样遭受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面临着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化的民族危机;这两个运动,也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发生的。”“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订立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强迫日本订立了神奈川条约、安政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同样包括着开     

关于陈宧若干问题的历史考实——兼与彭勃等同志商榷

许多可靠的史料表明:陈宧没有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没有担任过云南讲武堂堂长和新军云南第十九镇统制;晚年未做汉奸,也非1943年逝世于南京。     

也谈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与周维衍同志商榷

开展有关台湾历史地理的研究,对于阐明古代大陆与台湾人民间的悠久、密切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研究》1978年第10期发表的周维衍同志《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在这方面作了可喜的开端。该文着重介绍了国内较少看到的明代台湾历史重要资料陈第《东番记》全文,并指出台湾一名是由“大员”转化而来,而“大员”可能起源于“土著番族的称谓”,这些都和今日通行的说法相一致。不过在关于台湾古代名称和若干地名的考订方面,还有不少难以同意之处,不揣浅陋,提出下面几点与作者商榷。     

关于苏轼“轶诗”的几个问题——与李门同志商榷

《中州学刊》一九八二年第五期上发表了李门同志《平都天下古名山》一文(以下简称李文,下边凡引用该文,不再加注),向读者介绍了宋代文学家苏轼的一首“轶诗”。但仔细读过之后,觉得有不少失实之处,特此提出商兑。     

关于认识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与皖春同志商榷

皖春同志在《安徽日报》上回答一个读者的问题时,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人在认识过程中,必然要犯错误;错误必然有两极;两极必然要转化;因此人的认识通过“左”右摇摆而达到正确,是客观规律。这个论点,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为了答复反对者的批评,皖春同志又写了—篇文章,题为《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在这篇文章中,皖春同志不仅肯定了原来的论点,而且还补充了一些新的论点,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朱元璋评价的几个问题——与陈高华同志商榷

陈高华同志发表在《学术月刊》1980年4月号上的《论朱元璋与元朝的关系》,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该文就朱元璋与元朝的关系及其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的表现,作出了新的估价。我同意陈文的部分观点,而另一些,则有加以商兑的必要。     

关于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与何新同志商榷

看了《学术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上何新同志的《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来涵义及其演变》一文,觉得有些问题需要商榷。现在仅就其中有关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向何新同志请教。一、把“形而上学”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究竟是从谁开始的? “形而上学”一词,由亚里士多德一部著作的名字转为哲学名词,本来指的是研究超经验的东西的哲学。从黑格尔开始,在这一涵义之外,又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这是哲学史上的常识。但是何新同志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黑格尔从来没有‘把形而上学看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何以见得?他举出了黑格尔的两句话,认为其中的“形而上学”指的是超经验的东西的哲学。其实,这样的话何止两句?还可以举出许多     

关于哲学科学化的几个问题——兼与黄楠森先生商榷

判定哲学体系科学化的主要依据:一是看它是否正确地反映、把握了客观实际;二是看它是否贯彻了某一正确的思想观点。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者编撰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忽略了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因而基本上是不科学的。现时应努力构建融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为一体,适应时代要求,突出方法论功能,贯穿实践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建构这一体系时应广泛借鉴、吸收黑格尔构建《逻辑学》体系时所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几点思考——兼与夏勰同志商榷

夏勰同志《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渐进性》一文(刊上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8期,以下简称夏文),读后受益非浅。夏文从中国国情出发考察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渐进性,其思想方法是可取的。并且作者又提出许多诸如在总体文化与政治法律文化的递进中来分析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文化条件等观点,也是很有价值的。但笔者对夏文的有些观点却不敢苟同,故与之商榷,并求教于读者。     

关于部分质变的几点浅见——兼与吴江同志商榷

吴江同志在《红旗》、《新建设》上先后发表的有关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的文章,读了颇有启发。除了同意这两篇文章的许多论点以外,感到尚有若干论点值得商榷。现在提出几点粗浅意见,求正于吴江同志。     

关于生产劳动理论的几个问题——兼与叶祥松教授商榷

重商学派和重农学派都强调某一产业劳动的重要性,它们是引导劳动投向和产业发展的理论,这在商品经济的早期阶段,即形成统一的市场以前有其相对的合理性。但是,形成统一的市场以后再片面强调某一产业劳动的重要性就没有合理性了。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的本质关系,具有反封建的意义;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的本质关系,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意义。他们的生产劳动理论都具有革命的意义,这在阶级之间尖锐冲突的条件下是极有价值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冲突已经归于消灭,这时候生产劳动理论中的革命意义就失去价值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哪些劳动创造价值这应当用生产目的理论来说明,即凡是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劳动就都是创造价值的。     

浅论粤北瑶族历史中的若干问题——兼与李默同志商榷

读了《粤北瑶族历史的一些资料》一文(见《学术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有些不同看法。认为要解决粤北瑶族来源的问题,必须先解决瑶族的原始居地问题。但是,由于瑶族历史悠久、迁徙频繁、居住分散、语言复杂、称谓颇多,造成我国史籍记载较为混乱,给研究这一问题的民族史学工作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目前史学界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源于“长沙、武陵蛮”,原始居地在今湘江、资江、沅江流域和洞庭湖沿岸地区,也有人认为在湖南的大部分和湖北、四川、贵州、江西、安徽、陕西等省的部分地区①;另一种认为源于“五溪蛮”,原始居地在今湖南、贵州之间②;第三种意见认为源于“山越”,原始居地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和南京十宝店(一作     

关于秃发南凉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

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先后出现了五个以“凉”为号的地方割据政权,即汉人张氏前凉政权(301—376),氐人吕氏后凉政权(385—403)、鲜卑秃发氏南凉政权(397—414)、汉人李氏西凉政权(400—420)和卢水胡沮渠氏北凉政权(398—439)。五凉政权的历史,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各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五个政权,史学界研究较多,较深入的是前凉、北凉和西凉,屡有专文发表。后凉和南凉则研究不够,多年来文章屈指可数。近有赵向群同志《秃发南凉始末》一文,对秃发南凉和它的建立者秃发鲜卑的历史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和论述,这无疑是对河西五凉史,尤其是南凉史研究的一个推动。翻读之后,良有收益。但也觉得赵文在有些问题上,如秃发鲜卑西迁的时间和原因、“秃发”一词含义、秃发鲜卑与河西鲜卑关系等问题上提出的一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有关学术研究,本文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这些问题与赵向群同志讨论,并请教于对此有研究的前辈和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