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的“反传统”论的“底”

中国历史发展到公元20世纪的80年代,炎黄子孙之中,出了这么一种——"反传统的英雄",他们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描抹得一团漆黑,自诩要给中国文化"大换血",要"使国人脱胎换骨","重建"人的生命本体".其调门最高者,甚至扬言:"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说我叛国,我就叛国! 我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①如此"文化精英"的作为,不仅前无古人,大概也后无来者;即使有,恐怕也是无以复加的了.纵观历史,不可多得,实应深长思之.     

论梁山的“替天行道”

一研究《水浒》,必须研究“替天行道”。这可以说是《水浒》的锁钥。弄清了“替”的是不是孔子的“天”,“行”的是不是孔子的“道”,也就弄清了《水浒》是属于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传统文化的叛逆。为了研究“替天行道”这个口号,首先必须弄清:这个口号是历史上的宋江提出来的,还是《水浒》形成过程中文人的创作?     

从“三国演义”到鲁迅，中国文学在泰国的传播

中国文学书刊在泰国的传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02至1932年,即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影响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三国演义”时期;第二阶段是1932年至1975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化交替影响的过渡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鲁迅、金庸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以1975年中泰建交至今多样化、多元化的历史时期。通过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梳理,可以发现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一地区竞争激烈,值得警醒的是与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作品相比,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思想影响力在泰国逐步减弱。这一典型案例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进行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五四”新诗雅俗契合的审美取向

中国新诗是在历史性冲突与文化变迁中成长起来的,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同诞生的,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也和“五四”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样曲折、复杂、多变。“从要把诗做得‘不象’到把诗做得‘象诗’,这一思路画出了中国新诗从孕育到成长的轨迹。”从历史和审美的视角去研究“五四”新诗,从“不象诗”到“象诗”正是经历了“文化回流”到“雅俗契合”的审美过程:“五四”新诗的审美追求有着它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有它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由审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交互影响,共同决定的。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的历史文化渊源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之所以影响深远,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从传统的“用夏变夷”这一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到明末清初的“禁教”、“教学”的文化排外政策再到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主张,可见“中体西用”论的历史积淀很深;而从文化上看,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使然;二是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其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投入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可是,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却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叛逃投敌,并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在沦陷区南京建立汉奸卖国政权——伪南京“国民政府”。这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是一件极大的丑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次空前的叛国卖国事件。     

关于“全球史观”和世界史编纂的一些思考

在西方史学界，世界史编纂已有悠久的传统，但在这一传统中也存在着严重的“西方中心论”问题。西方中心论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也是一种学术规范，其最大的缺点就在于以西方的历史发展作为世界历史的主线，以西方的价值观评判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并对其历史和文化造成遮蔽和误读。全球史家尽管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深刻反思，但在具体的世界史编纂中仍未做到彻底的“去中心”。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编纂同样存在着西方中心论倾向。要克服这一问题，中国学者必须对本国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积极探索世界历史的“中国维度”。     

从“世界历史”理论谈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现代化

“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人的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狭隘地域性的乡土中国走向“历史世界”必然伴随着传统中国人格转型为现代人格。对外开放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关键。中国要培养的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中的“中国经验”问题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研究改革与建设的中国现实经验,而且需要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经验。一是要有作为学术创造原动力的崇高历史责任感与民族自信心;二是要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治学经验;三是在“翻译政治”或比较的文化视野之中正确处理中国本土文化元素与外来文化整合问题;四是认真借鉴与汲取近代治学的经验,即正确处理“学术自律”与“思想自由”的问题。     

自卑和焦虑——中国文论“失语”的历史溯源

20世纪的中国文论处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欧美近现代文化因素构成的“文化场”内.中国文化在20世纪中的“低势态”与西方文化的“高势态”的悬殊差异,形成了特别的自卑心理和焦虑心理,这种心理分别在“五四”时期和新时期的40年左右的时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20世纪中国批评的历史几乎就是西方各种批评流派在中国轮番上演的历史.这也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历史和现实的关键原因.     

钱穆论“中国文化的精神”

钱穆认为,文化是大群的生活,历史即全部的人生,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是维系和推动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活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括人文精神、融合精神、历史精神,而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与核心。钱穆向往儒家的精神境界,毕生奉持的也是儒家的立身原则。钱穆一生都具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和高度的文化责任感。面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他坚决反对西化论的一味洋化、菲薄固有的偏激之论,提倡怀抱“温情”与“敬意”去体悟历史传统中内在的精神价值,显发我们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慧命”。     

共同记忆塑造与清王朝“中国认同”建构

历史记忆在特定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中产生,存在于叙事和学习等社会互动中,历史记忆蕴含着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体验和共同情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赖以形成的根基。清朝统治者在将清王朝凝聚成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共同体并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中,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涵盖全体(即“中国”)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继承并发展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认同”意识,接受、吸纳域内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穿越和打破王朝内各族群文化界限,整合王朝历史记忆,完成清王朝“中国认同”的内涵建构。因此,阐释清朝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现象,探索“中国”作为“国家”的独特生长方式,总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动因和方式、类型与规律,这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荷兰人的“抠门”与“慷慨”

荷兰人抠门，我早有耳闻，但具体“抠”到什么程度、哪个段位，前不久我才是真正亲身领略了一回。到了荷兰不久，我的荷兰朋友伊森就邀请我一起共进晚餐，为我接风洗尘。伊森是我去年在荷兰做工程时认识的，他很喜欢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     

传统之源——兼谈“六经”的价值

“六经”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最早源头,也是华夏民族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虽然历史上也曾有外来文化汇入中国文化的情况,但这个最初之“源”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本文之所以采用“传统之源”的题目,意在澄清中国文化之“源”乃是“六经”,诸子百家只是其“流”.我们可以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这样两个阶段:“先秦的元典时代”和“汉以后的经学时代”.这个“元典”既包括“六经”的“元典”,也包括继起的诸子学“元典”.而“六经”又是诸子学之“源”.胡适等人所谓“截断众流”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是不可取的.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英译输出策略——以陕西省为例

笔者对陕西传统文化英译输出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期望为陕西传统文化英译输出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工作探索一条可行之路。在陕西传统文化英译输出方面,要解决好“译什么”、“怎么译”和“怎么输出”的问题,首先要研究和确定陕西文学、历史文化、文物、民间艺术等领域经典的、有代表性的可以翻译输出的内容和项目;其次要加强翻译研究,要关注翻译方式方法,要建立专业的翻译团队,更好地翻译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第三要理顺翻译输出的体制机制,切实采取措施拓展翻译输出传播的渠道,不断扩大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影响力。     

“革命历史叙事”的双重面孔

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叙事”的概念逐渐超越了“红色经典叙事”的范式,将解构传统革命历史的“灰色叙事”也纳入到自己的范畴中来。很多作家将视角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延伸到辛亥革命、文化大革命等另类革命中,或者对于传统革命持反思和质疑的态度。“革命历史叙事”概念分裂性、歧义性的背后,折射出中国当代社会思潮、文化语境以及革命史观的巨大变迁。     

古“道”新命:“内圣外王”的现代创造观

“内圣外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典型特征之一,有其历史的传承性.因此,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语境下,从“内圣外王”理想人格中挖掘出现时代所需要的“创造”潜质,也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与逻辑的体现.创造诠释说与创造教育说为其转化出“创造”性人格,提供了理论依据.由“德”化“新”立“创”,善养创造思维多元要素,化育人生最高义,揭示出“内圣外王”理想人格化为现实“创造”人格的路径选择.     

论孔子“和”的音乐观

“和”是孔子乐论的核心理念，是中庸哲学在音乐思想中的体现，它奠定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基调，影响悠长深远。“和”的音乐思想生长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土壤，也给这片丰饶的土地带来久远的和谐风韵。     

谋害功臣宿将是吕后篡权叛国的“既定方针”——兼论韩信、彭越之死

吕后是我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女阴谋家、野心家。汉高祖刘邦临终前就已经看出她阴谋篡权叛国的野心。刘邦死后,她更肆无忌惮,摒王陵,罢周勃,架空陈平,大封吕姓兄弟子侄,废黜幼帝,“临朝称制”,实现其篡权叛国的狼子野心。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吕后的篡权活动是早在刘邦在世时就已经开始的,而谋杀汉初功臣宿将,就是这种阴谋活动的大暴露。吕后名雉,字娥姁,山东单县人。她父亲客居沛县时,看中了还在当亭长的刘邦“隆準龙颜”,状貌不凡,“因重敬之”,硬把吕雉嫁给了他。但刘邦和吕雉感情并不好。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