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刺史与文学

刺史群体是唐代文学创作的一支生力军。观察刺史与文学的关系,既要重视在任刺史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也要关注以刺史为中心的各种文学活动。唐代刺史群体创作了大量富有文学或历史价值的作品,丰富了唐代的文学宝库;唐代刺史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更大的范围产生了影响,促进当地的文学或文化事业的发展。研究唐代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加深了我们对唐代的历史与社会风貌的认识,这也是研究唐代刺史与文学关系的历史价值所在。     

清代安徽进士群体的姓氏分布

清代安徽进士群体共有150个姓氏,依据拥有进士数量,可以分成进士大姓、进士常见姓、进士小姓和进士稀见姓等四个层次.与清代前中期相较,后期进士群体所涉姓氏数量有下降的趋势,姓氏分布集中度产生弱化倾向.进士姓氏在分散的同时,也具有一种区域集聚的特征.考察和揭示进士群体姓氏分布的基本状态,对进士区域分布的非均衡状态、社会流动频率等科举重要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雁塔题名研究

为探究＂雁塔题名＂的历史缘由及其特殊含义,讨论了雁塔进士题名的起始时间、雁塔进士题名石刻、＂雁塔题名＂帖的著录和今存＂雁塔题名＂残帖。分析认为,雁塔进士题名应当起源于张莒,＂雁塔题名＂石刻和＂雁塔题名＂主要是唐代的游观题名,进士题名是极少的。     

唐代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有趣问题--浅议贾岛的"由贬而仕"

贾岛是一位创作风格独特的诗人.他一生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能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职,最终却因为受到某种惩罚而获得了官职.而文献资料却对此问题一无涉及,这不能不说是唐代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文章在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及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论证,认为这一奇特现象的产生与唐人为何看重进士科以及贾岛个人的性格两方面有着重要关系.     

唐进士科考试时间探析

唐代进士科考试时间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本文在对唐代进士科举子申送和省试时间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得出了进士科举子在每年的十月份申送,尚书省考试是在十一月至来年三月之间进行的结论.     

《太平广记》中所见唐代婚礼、婚俗略考

以<太平广记>为主要研究对象与视角,并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做综合研究,总结唐代婚姻礼俗现象,并探究其形成发展原因.还原历史,再现真实,认识了解唐代婚姻礼俗文化,是本文的基本思想.     

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

宋初与唐代一样 ,也存在进士行卷。真宗、仁宗时行卷风逐渐止息的原因 ,是由于科举制度的改革 ,由“采誉望”变为“唯卷面”。又由于历史政治背景的差异 ,宋初进士行卷具有不同于唐代的特点 ,即主要定位在文学上 :文人由文学主张相同而相知 ,不再象唐代那样是政治上的“相须”、“相资”。这使宋初进士行卷成为集结诗文革新运动基本力量的手段 ,同时也为文学派别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

"宾贡进士"是唐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一项制度,其目的是将周边诸族士子与唐本国士子加以区别并予以优惠照顾.所谓"宾贡科",并非是指与进士、明经等并列的科举考试科目,而是指进士科考生的特殊来源以及考试和录取的特殊方式."每自别试"虽是宋代才出现的制度,但它并不足以说明唐代宾贡之制的不存在或唐代科举考试中"异邦贡士来华应试常与唐本国士子同等对待".     

论唐代女冠及其对唐代文人创作的影响

女冠的繁荣是唐代出现的一种特别的社会现象.唐代女冠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十分活跃地参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与当时的文人群体交往十分密切.唐代女冠的大量出现与当时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她们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唐代的社会画卷,而且也为唐代文人的创作提供了可贵素材,是唐代诗歌发展的一种重要推动力.     

论"诗赋取士"之前唐初科举与诗歌的关系

高宗永隆二年,杂文正式成为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进士科随后不久即进入"诗赋取士"的阶段.诗赋进入初唐科举,是一个逐渐渗入的过程.最初出于统治者个人对诗赋文辞的喜好,后来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尚文"风气,促使进士科加试杂文成为必然的改革.进士科沦为"辞科",与其科目性质有关.一大批文坛巨擘由进士科出身,科举进士科间接地促进r律诗的形成."应制唱和"是唐代科举省试诗的本质特征.省试诗与唱和诗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     

日本江南史研究管窥——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为中心

日本的江南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历史学曾经有过依据以“阶级斗争”等为代表的特定历史观来设定研究对象的情况，这种僵化的、从既有结论出发的研究难免会出现漏洞，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江南等地域为对象、尝试脱离战后历史学桎梏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意在分析中国特定地域的社会形态，吸引了多数研究者的注意。而如今，直接针对江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并不多，地域研究大多成为更大的问题意识中的一部分。如同战后的历史学史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地域社会史取代一般，随着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对江南这一地域看法的改变，江南地域史研究也在改变。目前，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强烈影响，单纯细致观察某一地域状况的做法已经难以得到有意义的结论。可以说，对某一地域的研究已经成了“东亚史”等更大的研究范畴的一部分。     

许敬宗奏请《切韵》窄韵“合而用之”考辨

许敬宗奏请《切韵》窄韵“合而用之”,一直被认为是出于科举考试规范用韵的需要。但史料比勘与初唐诗文用韵的统计分析表明：许敬宗对《切韵》的改革,并非为科举制定官韵,而是为宫廷诗歌创作提供用韵依据;其时间也可上推至唐太宗贞观年间,而不是通常认为的高宗、武后时期。     

学术吸纳与教材更新——以“土耳其人阻断商路”说为例

史学新观点对于史学研究的吸纳与历史教材的更新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学术界和教材编写中关于地理大发现原因的“土耳其人阻断商路”说这一谬论长期得不到纠正,既反映了学术界对新观点吸纳的冷漠性,也反映出我国历史教材在对史学新观点吸纳过程中的滞后性,这种现象应当得到尽可能的纠正。     

从萨默斯著述中的“苗人”分类体系源流看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

国外自19世纪中叶就显现出搜求、比较、研究我国西南地区“苗人”分类体系的热潮。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现阶段我国学术界对彼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存在关注的盲点,资料收集尚有不少遗漏。作为新发现的文献,成书于150年前的萨默斯的著述应当被视为《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典籍在海外早期传播和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该系列典籍研究中对海外文献的最新补充,不仅填补了早前研究中遗留的一些空白,还为深入研究清代《百苗图》《黔说苗图》增加了一些新的历史参考资料。同时,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该系列典籍及其海外传播状况,不仅能为当代有关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研究增添一些新的史料,而且对于进一步深入探讨西南少数民族历史及其人群分类具有扩展和补充的意义。     

新中国六十年亨利.詹姆斯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亨利.詹姆斯是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他的文学成就和理论贡献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个案研究,六十年来,亨利.詹姆斯在我国学术界的接受和评论揭示了外国文学经典在我国的接受与批评主要受到本土历史语境的影响,因此,在研究范围、深度、方法及成果方面显现出明显的差异。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大规模引进以及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多元并进局面,詹姆斯研究一方面跟随着各种理论“解读”,虽然在时间上显得滞后,但推进了批评范式的多元化进程;同时,随着研究的展开,国内研究在对象上表现为一种趋同的选择:相对于国外研究的广泛展开,国内研究基本上聚焦于长篇小说和小说理论。     

社区研究、社区养老与社会政策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回顾社区研究、社区服务及有关历史,反思中国的"社区"及其在社会政策实践中的作用。分析中西方养老模式与理念之异同以吸取有益经验,对中国式"社区养老"与西方的community care(社区照顾)以及近年来流行的aging in place(AIP,就地养老)作了回顾比较,并在更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探讨未来发展趋势。社区养老将成为中国养老方式的主流,但社区养老不是变相家庭养老。家庭的养老功能急剧减弱,不久的将来,当大批"空巢"(包括孤独鳏寡)老人进入高龄阶段后,尤其是需要长期照顾(long-term care)的时候,"以居家为基础"更不能简单理解为以自我或家庭照顾为主,居家社区服务必须跟上,机构养老一床难求的局面要尽早改变。正视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城市化发展的后续问题,针对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养老需求,大力发展社会服务(包括机构养老),这是非常时期应对"潮独"(婴儿潮出生、成为独生子女父母)一代特别突出的"空巢"家庭问题积极开展研究的必然思路。综合社会服务体系框架设计、分户不分居的代际支持方式、城乡老年人健康分化等,都是与社区养老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中国总体公共政策已经由"经济国家"向"后经济国家"转型,为社区养老事业朝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国家"十三五"规划为此做了新的战略部署。政策研究还要注意避免这种有针对性的养老举措在将来过时而造成国家负担过重。     

在华外国妇女研究初探

来华的外国妇女正在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日益壮大并且不可忽视的群体。她们的在华历史,从鸦片战争算起,直至改革开放前,可作为历史回顾部分;从改革开放至今,则可归为现代部分。当今的在华外国妇女按照其来华目的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类,而在北京的外国妇女则可看作是这个大群体的缩影。她们一方面为我国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在促进我国对外交流和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对于在华外国妇女的研究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加准确的决策依据。     

先秦人口史研究中若干理论和方法问题的思考

先秦人口史的研究目前主要存在以下突出的问题:对有关史料缺乏细致的甄别和深入的分析,缺乏牢靠的研究基础;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推断多于考证,主观臆测成分大等。当前,学术界应更多地注意对先秦人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科学和理性的思考,应继续发掘整理新旧资料,从而为先秦人口史研究奠定较为坚实的史料基础;积极拓宽先秦人口史研究的新领域;自觉借鉴应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走综合研究的道路,提高学术研究的科学性。     

都誓主论考

都誓主作为酉水流域诸蛮首领的称号,最早见于北宋时期的史料当中。由于史料记载简略,使得学者们在都誓主职位的设置时间、由来以及职能等问题上均存在争议。梳理相关史料和民间文献资料,结合制度和时代背景,可以判断,都誓主一职是唐末溪州地区土家族各地方势力发展、联合的产物,至北宋时得到中央朝廷的认可,并进一步规范其职能,使其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是代表酉水流域各土家族政权利益的盟主,另一方面是北宋政府维护酉水流域地方秩序、监管各誓下州长官承袭、统管各誓下州朝贡事物的代理人。都誓主职位的设立,反映了北宋政府在管理西南少数民族过程中始终坚持“因俗而治”的指导思想,在实现地方的精细化管理及稳定地方秩序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宋代石窟舞蹈形象研究——大足石刻的典型性舞蹈造像

大足石刻是最具代表性的宋代石窟艺术,它集建筑、舞蹈、美术、音乐等元素于一体,既受宗教仪规和量制的限制,又受时代精神、审美趣味和风俗礼仪等因素的影响,是宋代造型艺术的代表。深入研究大足石刻所蕴含的舞蹈造型,不仅可以挖掘重庆本土的舞蹈资源,丰富大足艺术研究舞蹈领域的薄弱,同时对研究宋代舞蹈的审美价值及史学意义大有裨益。文章以大足宋代石窟中的"六师外道谤佛不孝"、"春龙起蜇图"及"帝释天与阿修罗战"三座石窟舞蹈造型为例,运用形式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文化人类学等方法,挖掘大足石刻中舞蹈形象特征、语汇表达、表现形式及艺术审美取向,从艺术遗产、艺术创作的角度研究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