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生育权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我国生育权存在诸多的立法缺陷.生育权存在概念界定不清,主体过窄,性质存在争议,生育权的各层级立法存在矛盾以及生育权的法律救济存在缺失等等问题.通过对生育权本质进行探讨,进而阐述生育权的立法缺陷中的主体限制.有些人的生育权被剥夺,有些人的生育权形同虚设,还有些人在享有了生育权的同时,其他权利却受到了侵犯,特别是存在死刑犯的生育权被剥夺,有些已婚男性的生育权形同虚设,有些单身女性享有了生育权婚姻自由权却受到了侵犯等不合理情况.另外,侵犯生育权要件的立法疏空,导致在现实生活中对侵犯生育权难以认定,且现有的对生育权的救济只有离婚.因此,提出立法完善问题的重要性、明确生育权的概念.建议在今后颁布的民法典亲属编中单独设立"生殖权"一章,并通过离婚及损害赔偿等方式对侵犯生育权的行为进行法律救济.     

独身者生育权探析

目前我国法律和学术界普遍认为的生育权的主体只能是基于合法婚姻的夫妻。这种观点应该说是不科学、滞后于现实的。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日渐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婚姻并非是唯一的选择。独身、未婚同居生育子女现象越来越多,现行的法律必须适时做出调整,确定诸如生育权是自然人的人格权、独身者享有生育权等内容,以适应这种变化     

夫妻生育权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生育权作为一项特殊的人权,需要男女双方的配合,也需要考虑到生育子嗣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在发生夫妻生育权冲突时不宜过多地通过法律强制干预,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某些情况下男性的生育权也有一定的救济途径.     

论政治法与法政治学——从政治与法律关系的契入

政治与法律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法律的实在化、世俗化是法律政治化的进程。政治不仅以立法过程产生法律,而且是法律的权力基础,并在法律适用中发挥影响。政治的法治化是政治领域建立秩序并有效约束权力的关键,但是政治中也保留不受法律规制的领地。政治的法治化形成政治法这一部门法。交叉研究是西方法学与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批判法学是法学、政治学研究结合的典型代表;近年来,我国学者也提出法政治学范式。本文通过廓清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冀图明确法政治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和工具。     

论反向假冒

反向假冒肇端于商标领域,广泛存在于知识产权的其他领域,尽管许多国家的法律和理论研究对此早有涉及,但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尚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它与知识产权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密切相关,学界歧见迭出。从知识产权固有的特殊性出发,考察反向假冒的特征和后果,得出的结论是它与一般的假冒行为没有本质的差别,是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应适用知识产权法的规定对行为人进行制裁     

社会保障法与行政法关系初探

社会保障法是一个基本的、重要的法律部门已被法律理论界所认可,但是,由于社会保障形成较晚,不仅从其他部门法中汲取了不少立法理论、立法技术上的成果,而且在领域上与其他法律亦有交叉共同之处。因此,为加深理解社会保障法的地位,有必要把社会保障法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中与其他法律进行比较。本文仅对社会保障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做初步探讨。     

生育权行使路径构造及规范依据之审思

生育权行使应以缔结婚姻为前提,夫妻行使生育权应以生育合意为基础。在生育合意的形式要件上,应借鉴法律行为理论进行体系构造。在形式上,以书面协议为准。在内容上,夫妻可以就是否生育、生育时间、数量及方式作出约定。在责任承担上,生育合意翻悔一方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基于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独身者的生育权应予尊重,在现行法制体制及框架下,其可通过收养方式实现生育权。未来中国生育立法应从国情出发,统筹保护公民生育自由和规范生育管理,加强国家生殖服务职能,使人口、资源与社会三者健康可持续发展。     

论传媒法研究中的职业本位主义

在传媒法研究领域,新闻人和法律人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的观点分歧和对立,是当前一种较为普遍的狭隘的职业本位主义研究范式对峙的结果,这是与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应然要求的价值中立以及客观性原则相背的,有鉴于此,作者提出了若干整合与超越新闻人与法律人立场的范式更新构想。     

实用主义法经济学视域下的冲突法研究——评《冲突法中的政策与实用主义》

澳大利亚学者温考普和凯斯所著的《冲突法中的政策与实用主义》一书是第一部将法经济学引入冲突法这一重要法律领域的著作。本文旨在评析这本书所贯彻的以实用主义方式运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模式,指出实用主义视域下的法经济学研究具有工具性与包容性的特征,并探讨这种研究模式运用于冲突法理论分析得到的成果,包括对以当事人利益为核心的研究立场的论证以及对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发展交易性方法的阐述等。     

从非形式逻辑到人工智能与法——加拿大哲学家道格拉斯·沃尔顿访谈

道格拉斯·沃尔顿是加拿大著名哲学家,加拿大温莎大学推理、论证与修辞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是国际论证理论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论证理论、法律论证以及人工智能与法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他不但开拓了非形式逻辑和论证理论,特别是论证方法、对话理论、论证形式和谬误理论的研究;而且率先把这种基础理论研究的结果应用于法律论证和人工智能与法的研究之中,特别是在法律证据推理、法律论证理论和人工智能与法的形式系统等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本文是笔者数年之前对他的一个访谈,他对论证理论、法律逻辑以及人工智能与法等方面的相关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继承法上配偶法定居住权立法研究

我国《继承法》在配偶继承利益保护中存在制度性设计缺陷,与当代各国逐步提高配偶的继承地位、扩大配偶的继承份额的继承法发展趋势不符.两大法系很多国家的立法都规定配偶对婚姻住房享有居住权或优先权.法国、美国关于配偶居住权的规定对配偶生存利益的保护较为周全,值得我国借鉴.我国继承法修改过程中,应明确配偶对婚姻住房享有法定居住权,并对生存配偶法定居住权的成立要件、必要限度、权利丧失情形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从而在切实保护配偶继承利益的同时实现继承人利益的平衡.     

特殊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公司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自己所享有的股权既可以在股东之间相互转让,也可以向股东以外的其他人转让.这使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行为日趋普遍,转让纠纷日益增多,且大多集中在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上.特殊情况下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包括股权变动与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公司资本责任与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公司资本责任与股权转让合同效力、隐名投资行为与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股东优先购买权与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等问题,同时进一步明晰以上几种特殊情况下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法律认定.     

比较法视域下西方国家刑事搜查证明标准考察——以完善我国刑事搜查证明标准为视角

伴随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全面建构,《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势在必行,特别是随着刑事侦查理论的不断完善,被搜查人的人权保障日益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而作为《刑事诉讼法》重要内容之一的"刑事搜查证明标准"部分的规定却极不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被搜查人权利实现之救济机制亦存在诸多缺陷。且这些缺陷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草案中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当前应借鉴西方国家刑事搜查证明标准的合理内核,从不断完善我国搜查行为的证明标准、被搜查人权利救济途径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着手,重构我国刑事搜查证明标准。     

Textualism,structuralism and originalism： the art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asic Law

本文分析了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三次解释中所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包括文本解释、结构解释和立法原意解释等。文章强调“人大释法”在娴熟地采用这些法律解释方法时对法理学说的运用。文章指出,在居港权案中,特区终审法院与人大释法在法律解释方法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确定体现立法原意的权威本文的过程中,究竟是采取程序主义的形式审查,还是实质主义的意图推定,这不仅是法律解释方法的不同,而且是法理学说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在此基础上,文章批评了立法者不适宜解释法律的流行偏见,呼吁将基本法纳入列国家宪政体制中来理解。     

The Application of Pareto＇s 80/20 Rule to Law：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upon Trials Involving a Plea of Guilty

在法律领域，特别是在诉讼等争端解决领域，司法机关可以通过简化简单多数和优化复杂少数实现最优司法资源的配置。司法机关简化简单多数，是要在保证法律主体基本权利的前提下，本着简化程序而不简化权利的原则降低司法活动的边际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并促进司法公正。基于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的定量分析结果，中国刑事司法领域通过简化简单多数来优化复杂少数的资源配置机制还有较大空间。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认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程序的实施，需要充分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并提高侦查、起诉和审判等环节的司法效率，才能在整体上科学配置刑事司法资源并有效促进司法公正。     

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争议——从基本法与普通法关系的角度

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在实行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院的司法适用中,出现了以普通法方法适用基本法及以普通法解释基本法的现象,突出体现在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和基本法解释权的行使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基本法与普通法法律推理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分歧,基本法有关制度和制度执行的缺失。应正确处理普通法和基本法的关系,推动普通法事后审查制度的常态化,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权等方面规范基本法的司法适用。     

再论全国人大立法运作制度

国人至今鲜有明了全国人大立法运作制度的。全国人大成文化的法定立法运作制度 ,一直由宪法和有关宪法性法律确定 ,其框架中的基本要素主要是立法法所建置的法律案提案和审议制度 ,也约略包括表决和公布制度。全国人大法律案提案权归属于全国人大系统的有关方面和中央行政、军事和司法机关 ,但只有其中那些国家机关才真正有条件行使法律案提案权 ,而主席团、代表团和人民代表事实上难以行使也未曾行使法律案提案权 ,他们的法律案提案权带有虚置意味。这就使提案权归属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发生疏离。各提案主体提出法律案的方式是有别的。法律案的审议有两种情形 :旨在决定法律案是否列入议事日程的审议和决定法律案可否成为法律的正式审议。正式审议由大会说明开始 ,尔后分别由各代表团作基本审议、有关专门委员会作专门审议、法律委员会作统一审议 ,后者是尤为重要的审议关口。最后 ,必须注意常委会在全国人大立法运作过程中扮演着极端重要的角色 ,这种角色显然可收弥补全国人大立法行为能力不足之效 ,但是否会造成全国人大立法大权旁落 ,却是一个疑问。     

试论语言与法律的相互作用及影响

法律与语言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现实中,法律领域是语言运用的重要领域,法律语言规范着法律、发展着法律,也实施和实现着法律;另一方面,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又丰富和完善了法律语言的形式和内容,促进了法律语言的发展和完备。语言形式与法律内涵的高度融合建构起法律的意义世界。     

德班世界气候大会以来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研究综述

法律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德班世界气候大会提出了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法学研究者在温室气体减排、限排和封存方面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国内外能源法的比较研究、依法监管碳排放权与温室气体排放、探索碳捕捉和封存技术的相关法律以及发展低碳经济等领域。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我国学者认为应加强法律建设，提高应对能力。此外，我国学者还就气候变化对海洋、航空等方面法律提出的新问题进行了探索。     

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

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七条规定的“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与德国法上的“分离原则”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分原则的内容实际上是合同成立生效、违约责任及物权法公示原则内容的体现。故“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不宜作为我国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