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簋》谈有关武王伐纣的几个问题

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发现一批铜器,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利簋》,器内底有铭文四行三十二字: 珷征商,住(唯)甲子朝,岁鼎(贞),克(昏耳)(昏)夙又(有)商。辛未,     

《利簋》释文商榷

<正> 关于《利簋》,张政烺、于省吾,商承祚三先生皆有释文,各有所得,惟皆有未能犁然当心之处。谨陈管见,以就正于诸同志。张政烺先生释为: “珷(武王)征商,佳(唯)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有商。辛末,王才(右)(?)(师),易(锡)又(有)事(司)利金。用乍(作)(方亶)公宝尊彝。”商承祚先生则以“朝岁”连读,以“鼎克”两字为句,“昏夙有商”四字为句。于省吾先生则以“岁鼎克闻”为一句。余与张先生同。谨按:首两句当如张、于两先生读。商先生以“岁”训“时”,并以与“朝”字连文,今按“朝岁”连文,古时似无此语例。     

利簋铭文新释

利簋铭文记载了甲子日武王代商的重大史事,史料价值极高。本文通过字词训估,对“钺鼎、克昏、夙(宿)有商”等记载武王伐商过程的叙事之辞进行考释,认为“钺鼎、克昏、夙(宿)有商”这三个短语的主语承铭首“武征商”而省略,“钺鼎”,描写武王伐商时手持铜钺,正位而立,代天行罚的形象;“克昏”,记武王责问昏庸的“商纣王”的结局——最后占领了商都。     

利簋铭文汇释

本文汇集历年来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各家之言,其中主要内容按照各家对铭文“岁鼎,克闻,夙有商”的不同句读及释读,以“岁祭”说和“岁星”说两条线索展开讨论,并阐述自己所认同的观点。     

利簋“岁鼎克闻”补证

商周时将“岁星”称为“岁”,在卜辞和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鼎”为古“贞”字 ,同样能在卜辞和文献中找到对应的例证。先秦两汉文献中 ,“鼎”训为“当”,“贞”亦可训为“当”或“正”,故“岁鼎 (贞 )”就是“岁星正当其位”,“岁鼎 (贞 )克昏 (闻 )夙又 (有 )商”,是讲正当岁星悬在东北方时 ,武王得到了击败纣王伐灭商国的捷报。     

《利簋》铭文细绎

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发现一批西周窖藏铜器,利簋即为其中一件。其铭文因涉及周武王征商且有明确的日期,颇为世人所重,本文不揣冒昧,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论证"岁鼎克"即"岁贞战胜";"昏夙有商"即"黄昏后不久占领商都",并疏通了铭文。     

利簋铭文新释

利簋铭文直接涉及武王克商的重大史实,记载周武王"甲子朝岁鼎,克闻,夙又(有)商","岁鼎"即"岁正","克闻"犹"克殷".全句意指周人于夏历的岁旦之日打败殷人,清早占领商城.而旧释多不可据.     

陕西临潼发现的武王征商簋铭文考释

《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八期载有唐兰和于省吾两位先生对周初利簋即武王征商簋铭文考释的文章。两家的解释，颇不相同，特别是对铭文的前半段，彼此出入很大，使人有无所适从之感。这说明了该器的铭文值得我们作进一步钻研。 由于器物铸造的时代早，铭文的训诂遂成为难题。其中不仅有辨别字义的困难，而且还有一个识字的问题。铭文中有一个簋■字，在甲骨文中最为习见，不过字形与此微异，作■或■。《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中释为“岁”字，视作祭名。于文释此为 “岁”，似本郭说；唐文释为“越”字，仍认为甲骨文借用此字代表“岁”字…     

“楚历”小考——对《楚月名初探》的管见

曾宪通先生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楚月名初探》一文,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见识。就中,用楚简简文推定“刍(昏耳)(闻)王于(?)郢之岁”的办法,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由于在比定该岁这一点上,我获得了可能比先生较早的年代,故想在此略抒拙见。     

论古文字的兼并与消亡

1981年《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了我写的一篇论文《释弜》,对张宗骞的《卜辞弜弗通用考》进行了商榷,认为王国维、唐兰释“比”是正确的。1969年郭沫若院长在来信中说:“我同意你的意见,确是比字。”但至今在发表的甲骨文论文中,“释弗说”仍占绝对优势,先入为主的见解,为什么这样难以改变呢?究其原因是:<1>弜字的形义来源有二,弓秘,正弓器上缚一弓表意。两弓并比,引申出比近,比较、比赛等含义。《说文》误解作“疆也。从二弓。”注音其两切。<2>卜辞中的“习卜”,即卜了一次,再重卜一次或多次,在形式上与“正反的对贞”相似,从而造成某些类型的误解。例如:“元簋惠多尹飨?弱师飨?弱师飨?惠多尹飨?”(甲752)将“弜”误解为否定词,其实读“比”,代表“同上”即“元簋”。多尹和师是殷王宴飨的两类对象,并非一类对象的正反对贞。<3>另外一个原因是,甲骨文、金文都有“比”字,今释弜为比,就和《说文》的“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相矛盾了。其实早期金文和甲骨文中的“比”字实际是“从”字,以后才用“比”取代了“弜”字,弜字才趋于消亡。金文中人名的“(鬲中)攸比”和“(鬲中)攸从”是一人,卜辞“妇好比望乘伐邛方?”有的写作“从”,从“弜”字被“比”字取代、兼并的观     

西周利簋铭文笺释

陕西临潼新发现的利簋,是有关周武王伐商的一件重要铜器。武王以甲子朝灭商诛纣,见于《尚书·武成篇》及《史记·周本纪》。《武成篇》是孔安国所献的壁中书,是真古文,其可信实与二十八篇的今文《尚书》相等。其书虽亡于建武之际(公元25—57年),但《汉书·律历志》三引其文,其中尚有“甲子,咸刘(杀)商王纣”之说。司马迁作《史记·周本纪》也说:“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这些记载虽属可信,但是它还是几千年来輾转传述的记录,其可信程度究竟如何,尚是问题。现在我们从新出土的利簋看到当时第一手的直接史料,为之再度证明,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相信《武成》和《周本纪》所载有关武王征商之事,都应属于信史范畴。利簋之可贵,就在于此。     

利簋铭“岁鼎克”的再认识——兼论“岁星当空”诸说的困难

利簋铭文"岁鼎克"之"岁"有四种解说影响比较大,但没有一种被普遍接受。"岁"字解释成岁星、祭祀名、抢夺九鼎均有困难。"岁"是"右史利"的名,"岁"与"利"一名一字。"岁"本义是斧头、镰刀之类的砍削切割器;"利"本义是锋利,"利"与"岁"名字相应。铭文记载右史利因占卜预测准确,受到周武王赏赐,因而作铜器记载荣耀。"岁鼎克"不能解释为"岁星当空"的天象,用来作为商周之交天象断代的依据。     

钟鸣鼎食中的上古诗--西周初年礼制变革与《诗经》祭享诗的原始关联

列鼎与编簋、编钟及笾豆构成了周代礼制的礼器系统,以钟鸣鼎食为代表特征的周代列鼎制度是贵族生活方式的集中反映,与《诗经》雅颂中的仪式性乐歌一起用于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尊祖、敬宗及收族的礼仪场合;“钟鸣鼎食”涵盖了《诗经》时代的宴饮文化和音乐文化,与上古诗歌互涵互动,对上古诗歌艺术的内容、用途和功能具有极强的规定性,代表了周代礼乐文明的特质。     

再释“成”

(成阝)、盛两字相通,前已论及,(成阝)、成古一字《说文》也已有定论,另据成、盛古为相通的字,也可以得到印证。《说文》汉许解:“从皿,成声”段清注:“盛音成,本亦作成。”(成阝)为封邑称成之正体,而戊为(成阝)的减笔,据此可以推知。此外、成、称,古相通,源于帝颛顼的婚偶为帝少皞之女,以族称“母癸(古鬼,九一音读如皋)而氏称为“爯”,这是屡屡见于古唐虞金文的记载,不过旧读“爯”为“举”,是源于《周书·牧誓》     

释“■”——兼论夆、邦、丰诸字之孳乳关系

据《考古》一九八五年第三期刊载,河南省平顶山市郊区原滍阳镇古应国墓地,一九八四年四月又出土了《邓公簋》两件,同时发现的还有青铜鼎一件。铜鼎口沿外折、方唇,有两立耳,下腹径稍大,三柱足微显蹄形;其外颈部环窃曲纹一周;内腹璧铸铭文三行,共十一字(见附图1),经初步隶定为:     

“弗”“不”区别的最早说明者

于声树著名论文《释否定词“弗”“不”》(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精细的论证了古代汉语“弗”“不”两字的区别。《马氏文通》“状字别义五”说:《论语·公冶长》正义云:“弗者,不之深也。”(指《论语·公冶长》“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宋代邢昺正义:“弗者,不之深也。”)由于《马氏文通》的引用,一般就认为是宋代邢昺最早说明“弗”“不”二字的意义区别的。其实,邢昺的解释是照袭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本书中有两处这种注释:     

试论殷商的“德”观念

关于殷商是否存在“德”观念,甚至是否有“德”这个字,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笔者认为,殷商存在着德观念。本文将探讨这一问题。一、甲骨文、金文中的“德”字甲骨文中有“(?)”和“(?)”字。孙诒让、罗振玉、唐兰等释为“德”。郭沫若、商承祚等先生释为“直”。这两种意见都可以为甲骨文中有“德”字之证。一般认为,古文中“德”字从“(?)”(直)从“心”。古文献对直的解释:《诗·小雅·小明》“正直是与”,注疏曰“能正人之曲曰直”;《尚书·洪范》:“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诗·小雅·何人斯》“以极反侧”,注疏“反侧,不正直也”《礼记·玉藻》“头容直”,注疏“不倾顾也”;《月令》“先定准直”,注疏“直谓绳墨得中也”。由此直字训有正、顺、准、中等义。其古音与德同在职部,以同音通假。所以金文中辛鼎、德鼎、德方鼎的“(?)”“(?)”训为德。辛鼎中的“厥家雝(?)”,已被确认为“厥家雝德”。     

关于我国历史上养猪问题的几点补正

读了《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二期许肇鼎同志写的《我国历史上养猪情况简介》一文,我有以下几点补正意见: 1.甲骨文中,除了文章所说的“豕”字外,还有一个“豚”字(见《甲骨文编》九·一一)和一个“彘”字(见《甲骨文编》九·一一),可以说明当时猪的名称已经多样,养猪自然已经时间久、数量多了。 2.金文中,除了文章所说的“家”字外,还有一个圂字(见《甲骨文编》六·一六)。据《说文解字》卷六(下)说:“圂者,猪厕也。从口,象在口中也。会意。”《一切经音义》九引“苍颉篇”说:“圂,猪所居也。”这里的“厕”,既是猪舍,又是厕所。厕所家     

《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的几点意见

商承祚同志以本年第二期《中山大学学报》见寄。其中有《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副题为“与唐兰、于省吾同志商榷”。其与我商榷之处,我提出六条意见于下: 一,商文说:“利簋铭文是周灭商的胜利纪录,且在武王立命之后不久。既然他们认为世界一切皆上帝所安排,灭商是‘受天命’者,在既成事实,实现上帝这一意旨之后,哪里还有必要再提伐商的贞卜呢?”按商说语意含混。“立命”二字不知有何根据?什么叫立命?武王在什么时候立命?均没有加以说明。既然周人以为是受天命而灭商,则灭商之后追述“岁贞克闻”之事,而强调灭商出于天意,本极自然,商文为什么说“哪里还有必要再提伐商的贞卜呢?”     

《墨经》选诂(之八)

对《墨经》中关于“且”的一条《经》文和相应的《说》文 ,历来异说纷陈。详尽考察前人成说 ,并予以去伪存真 ,可以得出如下四点结论。 (1 )《经》文的“且言”二字当互乙 ,《说》文的“石”字当为“后”之误。 (2 )《经》文的意思是 :“且” ,说的是将要 (成为 )这样。 (3)《说》文的意思是 :从事前说以后用“且”字 ,从事后说以前用“已”字 ;说当前的事也用“且”字 ,像从事前说以后一样。 (4)《经》《说》全文 ,是在说“动词之时差”———“过去现在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