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市场结构与外资系企业的经营行为——对华商务模式的构筑与课题

市场规模是跨国企业决定进入海外市场的重要因素，这在国际经营学教科书中已经明确。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显著特征是从低级阶段起步，可以说是市场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不均衡发展。拥有辽阔国土和13亿人口的巨大的中国市场，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的历史、文化、生活习惯的差异等，呈现出多样且复杂的阶层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本在于提升制度效率

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问题的症结之一。理解中国问题一要讲发展成果巨大,二要讲发展成本巨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国愿景必须讲两低:发展成本低,社会风险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难,在于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规律难以逾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缓慢,外生机会压制内生机会,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巨大惯性,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错位,以及既得利益格局的主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本在于提升制度效率。为此,需要努力降低制度成本,有效地提高决策效率,认真地做好制度供给,合理地定位利益结构,积极地推进制度创新。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模式的研究与探索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支配经济发展的诸多要素正处在微妙的变化之中.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正要求实现从外延式增长发展模式向内涵式增长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国经济政策要实现的这个转变是否能有效解决中国经济所面对的核心问题,能有效解决中国经济所面对的核心问题的经济发展模式又是什么?这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一项急迫而至关重要的任务.     

关于APEC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议题探析

经济增长与发展议题是APEC合作的重要领域,主要包括平衡增长、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增长、创新增长及安全增长等内容。增长与发展合作既是APEC应对全球及地区经济发展新形势而采取的策略和手段,同时也是合理规划地区未来发展路径的必然选择。中国作为2014年APEC系列会议的主办方,已经选取了创新发展、增长与改革作为年度重要议题之一。这一选择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发展理论创新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不仅表明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起点。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经济发展方向重新定位,推动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主要涉及:(1)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型,由追求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长转向人民收入增长,实现公平增长;(2)经济发展路径的转型,由引进创新转为自主创新,由跟随转向引领;(3)经济发展引擎的转型,由出口导向转向扩大内需,由比较优势转向谋求竞争优势。所有这些发展理论的转型,将会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共容性组织与激励性增长:超越“政府—市场”的分析逻辑——政党功能的经济学思考

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政党功能,就要探索和总结执政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和经济增长过程中治国理政、推动增长的方式、特点和规律及其动力。从方法论上超越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市场分析框架,提出政党治理经济假说并分析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和思考。从实践角度看,中国长期发展的主题是实现民族复兴、经济增长与自由发展,这个过程彰显了制度变迁、体制创新、战略抉择三位一体的大国发展的逻辑框架,而与这一发展框架相适应的是政党、政府、市场三元共同治理经济的结构和模式。这个模式内在的运行机制是执政党作为共容性组织,在推动分权让利的同时,实行党管干部机制,并把两者有机结合,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这是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极为重要的一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看,除了政府与市场双重机制的推动之外,具有共容性组织特征的政党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激励也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关键所在。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审视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于近年兴起,为研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不同以往的理论范式和观察视角,认为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要义在于遵循要素禀赋确立的比较优势,不同国家或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和现代化道路各不相同。政府职责在于因势利导,完善促进产业发展的软硬件基础设施,补偿可能出现的外部性成本,将经济增长潜力变为现实。如果以新结构经济学视角观察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现实,可以从产业结构、创新战略、市场体制、政府职能等四方面梳理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致脉络,并以此为指导确立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包括确立比较优势、重塑产业政策、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市场等方面内容。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绩效与理论逻辑

1978年开启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抉择。理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必须坚持历史、系统和理论探究的基准,这种改革促使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的奇迹,同时又派生和加剧了多重结构性问题。发展绩效的多面性、复杂性导源于市场化改革的实施机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政府-市场关系调整为根本命题,在市场维度以微观主体扩展和价格机制形成为主线,在政府维度则以放权让利和增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为主线,具有渐进式、结构化特征,且政府内部的制度安排对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立足这种实施机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对已有部分理论的验证,但也因本土化特征而呈现出"自身的故事",这些本土化特征为经济理论发展提供了经验素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来自社会实践的依据,且会对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生指引和启发作用。     

东亚经济奇迹论析

东亚经济奇迹建立在三个特点之上，即东亚经济是工业革命以来速度最高的持续增长、非标准结构条件的成功增长、以及超越初始条件的区域经济发展。奇迹产生的原因在于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制度组织和经济政策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发展机制，从而克服了初始条件的不利因素。东亚经济发展经验最值得重视的是政府与市场作用被恰当地确定在各自的范围之内，保持了制度创新演变与增长的一致性，以及正确的政策取向和弹性。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四川跨越式发展目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也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四川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从中国经济整体运行的角度看 ,粗放式发展将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从四川经济发展的现实看 ,四川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为改变四川经济的弱势并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 ,以达到最终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客观上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

中国所采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特定背景下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它并不是一个适合中国长期采用和坚持的模式,特别是在目前依赖国际市场遭到的阻力不断升级、国内市场开辟又很棘手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已大打折扣。开辟国内市场、转变发展方式以适应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新的走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消费内驱型＂已是必然。＂消费内驱型＂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是居民有效需求的增长,其运行的前提是相应制度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这对更好地实现由＂国富＂到＂民富＂的转变意义重大。     

论作为经济发展阶段之函数的政府功能

经济的转型本质上是一个重新划分市场和政府边界的过程。如果我们把这种市场与政府边界的划分放到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中去看,那么,传统意义上的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只是政府功能随经济发展而作出调整的一个阶段。随着经济发展中市场范围的扩大以及微观信息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政府的职能应该更多地从微观干预转变到宏观管理,让经济发展本身越来越多地由市场去完成。在此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否可以被广大民众共同分享是决定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的关键。而将经济转型问题放到经济发展这个更大的背景中去思考,则需要建立一个转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以拓展传统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从中国的转型实践来看,中国也只是阶段性地完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市场经济建立规则,使政府职能更多地从微观的干预转变到宏观的管理将是未来的方向。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四川跨跃式发展目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也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四川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从中国经济整体运行的角度看，粗放式发展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从四川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四川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为改变四川经济的弱势并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以达到最终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客观上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发展壮大文化产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党在深入探索和全面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符合世界性经济增长方式变革的一般规律,更关系到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壮大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     

积极发展信用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市场由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 ,消费者买方市场开始形成 ,经济增长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 ,消费的增长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 ,积极发展信用消费 ,用明天的钱来圆今天的梦 ,对于缓解供需矛盾、刺激消费需求 ,拉动经济增长 ,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有三大要素 ,即投资、消费和出口。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扩大外需出口的同时 ,中央做出了大力开拓、发展国内市场 ,积极启动内需消费的政策。在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 ,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 ,在扩大内需的…     

以改革开放创新激发经济发展潜力与动力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其中既有周期性、阶段性因素,也有结构性、体制性因素,需要通过激发经济发展潜力与动力加以应对。从供给视角看,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因素包括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从需求视角看,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因素包括投资、消费和出口。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成为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的新因素。中国经济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经济增长潜力主要来自新型城镇化、逐步形成的人才红利、大国经济优势以及数字经济四个方面。同时,人口老龄化、能源资源约束、消费需求不足以及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构成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释放的主要瓶颈。面对当前经济运行存在的困难和挑战,需要推动短期政策应对与中长期经济治理有机结合,以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经济发展潜力,以高水平开放提高经济发展活力,以高质量创新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在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外向发展是宁夏经济增长的唯一出路

迄今为止 ,宁夏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都是建立在资源优势基础之上的 ,强调区域内部生产力的非均衡布局 ,而外向型战略忽视了介于区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之间的区外市场。本文指出 ,宁夏经济是外向型经济 ,只有外向发展才是宁夏经济增长的唯一出路 ,也才能突破宁夏在全国生产力布局中的屏蔽格局。宁夏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通过分工培育内生比较优势 ,为实施建设“大银川”区域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大陆深圳和上海两个交易所1990年到2002年的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讨论了中国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表明,中国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股票市场的发展具有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造成此种情势有多种原因,最基本的在于对于中国这样处于转型阶段的证券市场,其功能定位、市场结构并不完全,市场效率很低,无法充分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从而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希望通过发展股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提高股票市场效率,只有配置效率高、运行良好的股票市场才有可能促进经济发展。     

浙江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模式

经济现代化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核心内容。以市场化为特征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是推动浙江经济近二十年来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这一资源配置优化动态过程的两个主要表现。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浙江经济发展模式,是浙东北地区与浙东南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相互交融的结果;而“温州模式”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中国现阶段一个最富生命力和最有前途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是当前浙江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革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理顺企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当前中国循环经济发展存在问题与对策思考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中伴随的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环境制约的问题,中国政府开始寻求经济增长的新模式,走循环经济发展道路.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主要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基本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载体,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