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吴道毅在《武汉大学学报》2 0 0 0年第 6期撰文《徐 讠于、无名氏小说传奇特征论》提出 ,后期浪漫派台柱徐 讠于 、无名氏无疑是 2 0世纪 3 0年代后期与 4 0年代传奇文学的代表作家 ,传奇性是他们的小说创作的显在审美范型 ,而异域风情、奇幻恋情、奇异人物则是这种审美范型呈现的三个层面。对徐 讠于 、无名氏来说 ,浪漫主义的艺术主张 ,对外国传奇作家创作经验的接受 ,以及中国古代传奇审美精神的熏染 ,是其传奇小说传奇审美范型形成的几个重要原因。同时 ,由于徐讠于 、无名氏的传奇小说表现出了对现代哲理的亲合 ,对俗众趣味的倾斜 ,使…     

并不浪漫的“后期浪漫派”

对徐訏、无名氏作品的剖析会使人发现关于“后期浪漫派”的命名是偏颇的。两者的作品都带有一种明显的混交与融合倾向:对“新感觉派”的感知方式、浪漫主义的手法、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故事编织的综合运用。命名的偏颇在于对想象与理想的不完整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徐訏、无名氏只是有着浓重浪漫倾向和现代色彩的通俗小说作家而已。     

在"繁闹"中求得"雅静"--浅析徐訏、无名氏的小说创作

徐讠于、无名氏是四十年代风靡上海的两个很有特色的作家。他们的共同点是擅长用传奇化、异域情调的爱情故事或惊险故事来迎合年轻的新派市民的文化消费品味,营构一种时髦的都市大众文学。但在热闹的故事情节后,是作者对于爱对于美的不懈追求和对于存在和生命的哲理追问。     

钟嵘“滋味”的美学内涵

钟嵘《诗品》中的核心概念"滋味"有着丰富的美学内涵。"滋味"的美学内涵包括审美范型和审美理想,审美范型有怨、清、雅、奇,审美理想是自然英旨。"滋味"的美学内涵是有层次的,审美范型是低层次的,而审美理想则是高层次的。     

海派市民小说中的自然伦理追求

以徐、无名氏、张爱玲、苏青为代表的海派市民小说作家以挖掘人性、展现世俗生活见长,自然山水的摹写在张爱玲、苏青那里并不多见,只是在徐、无名氏的小说创作中占据了大量空间。不过这几位作家以自然人性的书写为底色,力图突破传统伦理的框架,为现代人寻找更自然的生存状态。虽然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在文本中并不鲜明,自然人性的欲求却以一种不容忽视的内在力量,影响着人物的人生选择和命运走向。     

传统文化人格与诗词意境的审美风格范型——兼谈儒道释思想对中国古代几种意境形态形成之影响

意境是中国古代诗词文学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审美形态和艺术范型,从传统哲学思想原型和古代文人文化人格类型的文化研究视角切入,可以窥探到古代哲学思想和士大夫文化人格对诗词意境审美风格范型的影响,而从古代诗词的审美意境和风格范型中又可以反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士大夫文化人格时诗词意境审美风格范型潜在的文化渗透与厘定,这样就可以对诗词意境的审美风格范型作出文化的厘定与分类。     

论无名氏对现代派爱情小说的新发展

无名氏的爱情小说故事中媳藏着乍明乍现的哲理意蕴与文化反思,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体风格,对现代小说文体革新具有创造性的意义。以无名氏为代表的后期现代派的艺术创作给传统的言情传奇文学带来不可思议的革命,后期现代派虽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但是它丰富了新文学的内容,增添了它的色彩,影响巨大,意义深远。     

偶像的陌生化——《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范型及其衍生分析

《三国演义》生成的诸葛亮形象作为一种范型在后世小说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临摹和再现。笔者旨在借鉴结构主义功能单元方法论,在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双重维度上,对作为脸谱、符号的诸葛亮范型进行切分,提取塑造范型的功能元素,重新阐释诸葛亮形象的内涵,并以《说唐》中徐茂公形象为例探讨范型衍生形象对诸葛亮范型的摹仿。     

为无名氏正名

无名氏并不是传统文学评论家所认为的“性爱作家”、“反动文人”,而是一位为人类而艺术的作家,虽然他在多难的20世纪40年代仍醉心于描写浪漫奇艳的爱情故事,但是,无名氏在作品中还对人类命运和文化的“圆全”进行探究。浪漫、神秘、传奇的风格,使无名氏作品艺术的纯美与深邃的哲学探寻得到了和谐的契合,并给中国读者们带来新鲜、独特的阅读感受。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大融合,是无名氏作品写作手法的特点,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先验性的作用。     

互文性视阈中的《无名书》

作为无名氏(卜乃夫)的真正代表作,《无名书》六卷虽号称“奇书”,却并非和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史绝缘.相反,它实际是试图对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经典作品在总结综合基础上寻求超越的结果,它可以看作无名氏对以往中国现代小说所涉及问题的独特解答.《无名书》涉及了以往几乎所有中国现代小说经典的因素.而在与前人类似的取材中,更能显示无名氏小说的独创性.     

徐訏小说的生态内蕴——纪念徐訏逝世30周年

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作家,徐訏小说的异域色彩和浪漫情调早已为学界所熟知并广泛论及,从生态批评的视角重新审视徐訏小说,会发现其所蕴藏的浓厚生态内蕴。徐訏笔下的审美性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意境、富于生态意蕴的生命形象以及对人精神生态的关注,都寄寓着他浓厚的生态关怀,从而赋予文本深刻的生态审美内蕴,彰显出徐訏小说的丰富魅力,而这对于反思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不无裨益。     

杜诗对屈赋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屈原是杜甫在诗歌创作上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在艺术手法方面,杜诗深受屈赋的影响,利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论证法,对杜诗中与屈赋有关的内容进行梳理分析。研究认为,杜甫有着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创作追求,在其创作中对屈赋有多处直接的运用和点化,屈原的人格精神、文化心态也对杜甫产生了影响;杜诗受到《离骚》等以比兴手法表达丰富感情的创作影响,屈原首以男女喻君臣关系,用自然界的动物花鸟表达美丑好恶,杜诗在意象的选择上以屈赋为基础,但扩大为自然万物都可以拿来做象征的意象;杜甫部分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作可见屈赋浪漫主义手法的影响,与其一脉相承,屈赋的浪漫主义通过幻想和神灵世界描绘出了瑰丽奇异的画面,又通过热烈奔放与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来表现,杜诗也通过奇特的想象来构造虚幻世界,但形象往往有现实人物的身影,并富有乐观开朗和浪漫的情思;杜甫的一些诗歌创作继承了屈赋的悲秋主题,杜诗中频现枯木、秋雨、秋风等意象,悲愁主题的诗歌创作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屈原,杜诗充实并发展了这一主题并在其基础上扩展了表达内容。     

析史解难:《天问》错简整理史的反思

自清初屈复在《天问校正》中第一次提出错简说并动手作了某些整理后 ,至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其间众多学者承屈复的观点对《天问》进行了整理。考察这段整理史 ,是一个加速的往复曲线运动 ,而存在三大根本问题 :(一 )几乎所有的整理都忽视了对《天问》书写形式的判断 ,而这恰恰是整理《天问》的首要条件 ;(二 )整理者只将错简看作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孤立的研究 ,没有认识到它是整个屈骚研究中的一环 ,没有从研究史的角度全面统一地分析处理问题 ;(三 )忽视屈原创作《天问》的特定心理和方法 ,错误地以叙事文学的标准框求之。反思这段历史 ,结合全部楚辞整理史分析 ,可得出《天问》基本无错简的结论。至少 ,在当前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无论你持何种观点都不能对《天问》进行具体整理 ,哪怕只整理一处 !     

传奇的底色 写实的追求——探析许地山小说《解放者》及《东野先生》

《解放者》与《东野先生》是许地山后期的小说。它们的独特性在于,戏剧性的情节、拥有独特精神世界的人物以及浓厚的宗教色彩使得小说具有神秘的气息。同时,许地山又将关注的视点落在现实生活中熟悉的人物、题材、主题之上,关注并观照小人物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许地山的小说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是一种总括性、充满诗意性的创作。而小说传奇的底色下,是许地山写实的追求,也是他沉静、执著人生追求的真实写照。     

论京族民间爱情故事及其审美意蕴

京族人民创造了瑰丽浪漫的民间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分为三种类型:私奔型、自由结合型、女子主动出击型。作品歌赞了纯洁的爱情,营造了一个理想的情爱世界,塑造了一系列富有美感的形象,表现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壮美,洋溢着鲜明的滨海特色,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     

吴汝纶与桐城派在清末民初的演变——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及其刊刻为考察中心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是晚清吴汝纶据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删选而成的一部大型诗文选本。该书的编选与刊刻均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该书于其任教直隶保定莲池书院期间编选而成,编选动机源自维新变法前后吴汝纶对中学存亡的深刻思考。该书在民国初期的刊刻出版与桐城末派大护法徐树铮对自我权力的维护有直接关系。该书在校勘、圈点、评注等诗文评点中,体现出编选、刊刻者强烈的流派意识,显示出桐城派传统的传承性。该书对汉魏六朝诗文的认可、推尊,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桐城派固守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体系。该书吸收曾国藩、方东树二人的诗学观念,以气势、情韵论诗与文,发掘汉魏六朝诗文的劲健、华妙之美,呈现出晚清桐城派独特的“六朝想象”。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作家的自恋情态

典型的浪漫主义者是关注自我、表现自我、表现自我陶醉的“自恋者”。中国现代文学中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品一般也多体现着这种自恋的情态。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浪漫性都与自恋情态有关 ,革命的罗曼蒂克则是因为将自恋转为“自尚” ,浪漫主义色调变弱     

论徐志摩与雪莱诗风异同

因个性气质、审美取向与雪莱有许多共通之处的徐志摩在诗歌创作方面多方吸纳雪莱的诗歌风格,诗歌的主题、韵律和格调都极具雪莱的浪漫风格,成为中国诗坛浪漫的先驱,因而被称为中国的雪莱。徐志摩诗歌并非完全西化,浪漫抒情和音韵美感里浸透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底蕴,细腻柔情与哀怨凄凉中体现着他的坎坷不平的心路历程。     

屈骚“发愤抒情”的美学特质及影响

屈原作品中的"发愤抒情"模式,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既是其完成抒情主体精神建构的方式,也是其实现人生悲剧艺术化的手段.借助它,屈骚完成了从神话、巫歌形态向精神探索和心灵呈现的生命诗学的转变.正由于此,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创作原则而趋向于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特质,在整个古代文学史的流程中,它规范着古代诗文与现实及作家心灵之间的关系状态,成为一种原型范式.     

现代化进程裹挟下的英雄成长叙事——重读电视剧《士兵突击》

在主导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多元互渗的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诞生的《士兵突击》,呈现出国家意识形态传达、批判现实与迎合大众审美的多重面目,实现了中国军事题材电视剧的类型突破。从表层叙事来看,许三多的成长,是一则从讽刺类型人物成长为高模仿类型人物的英雄成长叙事。其成长背后,有着深厚的中国家族成人传统,将其与阿甘进行比较研究,能看出两者的成长模式背后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性。如若立足21世纪中国社会语境对该剧加以观照,许三多这一人物身上还凝结了创作者面对被现代化进程所裹挟的当下中国时,对传统文化与精神的一种由衷的怀想与思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