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动——以捐税为中心

20世纪初年,由于清朝大张旗鼓地举办新政,使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动。一方面,国家对于乡村社会资源的索取在加剧,控制程度在加深;另一方面,清政府把权力系统延伸至乡村社会的绅士,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开始直接接触。与此同时,农民不堪负担,不断掀起抗捐税斗争,给予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以沉重打击,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迅速紧张。紧密化和对立化在清末新政时期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出现了矛盾的统一。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政权的三次转型

由清末到国民政府垮台时期的第一次社会转型中,传统士绅的衰落与基层政权的建设相互影响,结果是基层政权的"内卷化",乡村社会出现了动荡和混乱,国家陷入了总体性危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第二次社会转型中,国家成功地将政权的触角延伸至基层农村,以各种手段形成了对农村的强力制约,即使如此,基层社会也并未完全丧失自身的行动能力;当前第三次社会转型下处于改革进程中的乡村基层政权,由于国家权力的部分分权显示出了更大的弹性和自主性,在与各方利益的互动中形成了自身独立的利益追求,所引发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     

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以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初的华北乡村为例

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分层理论和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二十世纪20至40年代初,华北乡村民众在接受"阶级"理念之前,对于自身生活社区的层级结构有一整套内生的评价标准与区分体系,据此,社区成员依次区分为"士绅领袖"阶层、乡村"能力型"阶层、"普通大众"阶层和"劣势"阶层.其中,士绅领袖阶层具有权威性地位,在乡村社会起主导作用;乡村"能力型"阶层凭借能力与技能在社区内也有一定的支配作用;"普通大众阶层"则生活能力较低,具有依赖性;"劣势"阶层由于生活能力极低和道德因素为乡村成员同情或鄙视.这种社会分层的维度是植根于乡村文化脉络的"乡土资源".     

多重理论视野下的传统国家与乡村问题

文章试图通过回顾分析对士绅社会、国家与社会理论,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对传统乡村的解读方式,对传统中国国家与乡村的权力关系进行一次知识层面上的梳理。文章以为,当下围绕乡村基层政权建设而出现的争论,应是对传统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认知差异,而分歧的解决则需要对传统国家与乡村的动态权力关系进行明确的界定,通过明确国家政权向下延伸的边界、限度。才能进而讨论进行乡村基层政权重建的可行性。     

寻求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基于农民利益表达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无法直接面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主要依赖脆弱的士绅轨道传递进国家政治体系;随着士绅轨道的周期性淤塞,封建皇朝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治一乱"的怪圈.民国时期,政权建设运动过于注重国家权力的单向下沉,而忽视了农民利益表达轨道的建构,最终走向了失败的命运.人民公社时期,高度集权的全能政治体系遮蔽了制度化表达轨道,最终也只能在各种农民的反向表达中逐渐失去了合法性而走向瓦解.在现阶段,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仍然存在建立国家与乡村有效衔接的契机.     

民国时期的苏南乡村秩序

民国时期的苏南乡村秩序,就经济秩序而言,小农经济仍然是最主要的经济结构形态,但农村经济逐步卷入世界经济的旋涡,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关系向经济契约关系转变;就政治秩序而言,随着王朝国家向政党国家的转型,国家力量对于乡村社会的渗透日益深入,由行政机构和政府官员构成的显形国家力量直接进入乡村社会,乡村内生性权威力量急剧弱化,建构性权威的力量迅速突出;就宗族秩序而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就日常生活秩序而言,"伦理本位"的文化理念是村落社会中乡民日常生活的逻辑,在这种生活逻辑中,形成了"爱有差等"的"差序格局".     

以国家的名义重新书写乡村文化:以河北两庙会为例

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成长,一种借助文化书写而体现出来的对于乡村社会的改造在中国社会的很多层面都得到了体现,并突出地体现在庙会文化的复兴与转变上.在此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网络似乎并没有那么强劲而能够真正抵御这种来自于现代国家层面的对于乡村文化的重新书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归到国家与社会一体的框架中来深刻理解新一轮乡村文化复兴的真正意义.     

浅析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制度

中国传统的统治模式, 国家机构的直接统治只到达县一级, 县以下基层社会主要由士绅阶层和宗族势力控制, 并辅之以保甲、里甲制度, 负责征收赋税, 摊派徭役, 征集兵丁, 维持治安。皇权对于乡村社会更多地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清末西潮东渐,传统儒家思想体系衰落,社会结构巨变,乡村精英士绅阶层大规模流入城市,造成中国乡村士绅质量蜕化,土豪、劣绅一类人物进而占据了基层社会权力核心,尤其自义和团运动后乡村社会秩序趋于失控。清末“仿行立宪”, 考察各国宪政, 谓地方自治为“立宪之基础”, 同时民间社会也大力鼓吹地方自治。清政府于…     

科举制废除后的乡村士绅

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既拥有一定的科举功名,又有一定的财富,并且还是宗族中有影响的人,他们构成了乡村社会的精英.士绅们在乡村社会的领导地位是凭借其所拥有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资源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科举制的废除中断了士绅阶层的产生机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界限内,士绅们凭借其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从而在新的权力机构中仍然居于领导地位,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仍然是乡村社会的精英.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近二十年来国内明清士绅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士绅最终形成。士绅拥有知识和功名,享有国家赋予的种种特权,代表国家控制基层社会,他们在地方上也担负着多种社会职能,主宰着民众的社会生活,处于官民中介的位置。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士绅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士绅的内涵、地位以及作用等等。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基于“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

“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来已久,士绅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殊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构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维。纵观士绅的形成和发展,特定时期的确存在“土豪劣绅”现象,但总体而言,士绅充当着沟通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有效回避或缓冲了因国家与社会相分离而产生的冲突,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深入发掘士绅传统中的优良因子,一方面可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本土化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希冀更好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士绅阶层的衰亡与复兴

近代以来,伴随着国家政权的激烈动荡,传统士绅阶层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最终成为历史。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士绅阶层失去了制度支撑;社会结构的变动,使士绅阶层失去了底层根基;现代国家建设,使士绅阶层失去存在的屏障。时代发展呼唤新型乡村领导层,他们身上既要有新时代开拓创新的精神,又带有古代乡绅的“士”的精神,服从国家政权但是不依赖国家政权,能够代表基层民众立场,协调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和谐共容。     

乡村治理现代化:基本内涵、发展困境与推进路径

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其核心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考察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向度,治理体系、治理理念、治理文化、治理方式、治理保障分别对应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民主化、德教化、精细化、法治化,统一于乡村"善治"目标。然而,当前乡村治理面临多元共治格局不成熟、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内卷化""碎片化"问题突出、治理主体能力普遍较弱、治理方式现代化水平不高等多维困境。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在统合传统与现代有益因素、把握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一核多元"治理主体能力,优化乡村治理方式,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基层政权代理人的“差役化”——兼与清代华北乡村社会比较

从清朝初期到末期,拥有一定"地方自治品格"的保甲长、里甲长、乡约等乡村控制组织人员逐渐成为完全受官役使的"官之差役",这成为困扰清王朝基层政权良性运转的痼疾。清末"新政"以来,华北村庄权力结构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动,在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背景下,国家以从未有过的姿态,将士绅精英、村庄领袖纳入体制内权力体系,使其成为地方自治的主导力量。国家欲借助士绅精英层进行前所未有的乡村政权重构与乡村治理。如同清代的乡村控制组织人员一样,新的地方自治领袖亦成为"官之差役",历史的轨迹固执地沿着自有的方向向传统回归。     

城市生活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认同——以明代南京士绅社会为中心

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城市认同、城市性问题值得关注.本文通过明代中后期南京士绅与城市空间之关系,对于传统的分析模式,尤其是"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城市的行政区划,市民的日常生活、社交网络,以及时人对城市的意象都有其各自的空间维度;它们通常超越城墙的围界,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城市性"的缺失.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城市士绅与腹地农村之间的关系亦不尽相同,其具体特征受到城市发展模式、士绅家庭背景、国家政策、区域经济等因素影响.明代南京的发展不同于"中心地"模式,其士绅社会显现出较强的城市认同.     

从“异态”到“常态”——清中期巴县团练的角色转变与乡村社会

清代巴县团练是伴随着白莲教起义,由官方督导在城乡社会兴起的以军事防御目的为主的基层组织。它并没有随着白莲教起义的平定而停办,而是从战时防范自卫的"异态"组织,转变为平时基层管理的"常态"组织,活跃于乡村生活的各个领域。清中期巴县团练的角色转变,正源于乡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即当地实际生活的需要、乡里关系的特点和乡民的主观意愿,展现了我国自古有之的"相保相受"、"相及相共"的乡里风貌。     

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

多年来,围绕地方官府权力下移问题,一批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这种权力下移主要发生在中唐以后,尤其是宋元明清比较典型。由于唐宋社会变革,国家、士绅与宗族在乡里社会的支配方式或角色功用,相继发生了重要转换。中唐以后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间的框架关系,恰是在三者的角色功用转换中得以重新组合缔结。换言之,国家对乡里社会的支配方式、士绅与宗族的角色功用等重要转换及互动,促成了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所谓"地方官府权力下移"的奥秘,即在于此。     

清末废科举的文化效应

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多重文化效应:一是打破了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先河;二是瓦解了士绅阶层;三是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却导致了教育的贵族化;四是促进了近代学术的转型与发展,却产生了专营"术"而忽视"学"的后果.     

现代化变迁中的乡村社区发展道路探讨——基于山东省新型农村社区的调查

从"村落"到"社区"的转变是当前中国乡村社区变迁的重要表现。基于不同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农业产业化水平为划分标准,山东省目前形成了工业化推动下的就地城镇化型农村社区、城市化扩张下的"村改居"型农村社区和农业产业化推动下的合村并点型农村社区。对这三种类型农村社区的分析表明未来中国乡村社区的转型与发展不但需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与整合,更需要借助国家"看得见的手"消除不利于乡村社区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提供新的制度供给,加强对乡村社区的支持和保护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