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现代诗人与诗歌思潮重释（二）：“景观诗歌”视野中的穆旦

从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为整个穆旦研究定下基调，到穆旦的《饥饿的中国》标志着穆旦创作走向“世界”，“景观诗歌”视野中的穆旦，其主题词显然是“中国”；“中国”的存在以及它的被凸显，标示着穆旦诗歌意义被争夺的焦点所在。穆旦提供的一种“景观诗歌”，“可译性”是其重要特点，我们应当由此进一步探讨“景观诗歌”对于“中国现代新诗史”的意义，并由此考察穆旦诗歌中备受争议的“中国”问题。     

诗歌史写作的新"型构"--以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为例

面对20世纪中国汉语诗歌的发展演变，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叙述。王光明认为20世纪中国诗歌是一种在“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三者的互动中展开凝聚和建构的文类。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与众不同的是，他能融合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于一体，结合中国的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的现代性寻求，重构百年来的汉语诗歌的变迁历史，为诗歌史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浅议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语言志”说

“诗言志”说是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一些论述，本文着重从“诗言志”的原本意义，以至古代诗歌言“志”的方式，综合论述了“诗言志”说成为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的客观依据。     

从“思潮”“社团”角度论臧克家的流派属性

臧克家成名于３０年代，在诗歌形式上，受“新月派”影响，讲求“建筑美”；在诗歌内容上，反映农村农民悲苦生活，与“中国诗歌会”主张基本一致；在诗歌表现手法上，借用了“现代派”诗歌的象征手法，提高了诗歌的审美价值。但又与上述三派有所区别     

从民间乐府到文人乐府的华彩转身——论“三曹”诗歌对汉乐府民歌的继承与发展

“三曹”是中国诗坛上声名显赫的父子兵。他们以独具特色的乐府诗创作，引领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为中国五言诗歌的发展开拓了道路。“三曹”诗歌继承了汉代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经验，再经过改造、创新，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他们“缘事而发”却更见慷慨悲壮、刚健雄放；“感于哀乐”却更见情浓意切、细致深婉；言志讽时更重诗歌...     

论汉代杰出诗人焦延寿

焦延寿，一位至今尚未进入中国文学史的汉代杰出诗人。他书写了西汉从鼎盛走向衰落的“诗史”，一系列“写实主义”诗篇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承前启后者，开唐代杜甫“诗史”之先河；他有大量创获的寓言诗、哲理诗，为丰富诗歌的品类作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焦氏是自屈原之后，中国诗史上第二位有名的重要诗人。研究中国诗歌发展史必须深入研究《易林》，这是对诗歌发展似乎中断了的西汉时代绝对必要的联缀，是对魏晋至唐宋诗歌发展另一个潜在渊薮不可忽视的挖掘，中国文学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一片空白必须弥补。     

中国古典诗歌爱国主义传统流变及其检视

从丹纳“时代、种族、环境”三要素理论出发，宏观描述了中国古典诗歌爱国主义传统流变“与时俱进”的时代表征，进而探讨了与爱国诗歌相应的“忠君理念”与“垂史追求”二元互补的民族主体心态，并从中华民族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审视爱国主义诗歌传统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哲学内核。     

"诗界革命"与二十世纪革命诗歌起源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将“革命”一词带入诗歌领域，开启了中国二十世纪诗歌中的革命话语之源。此后的诗歌革命和革命诗歌的内涵外延的变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局限，都可以在梁氏的诗学理论中找到源头。在“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展开、总结过程中，社会政治的要求直接进入到诗歌当中，凌驾于诗歌之上，制约了诗歌美学的开掘。重新审视“诗界革命”理论的滥觞与流荡，对于二十世纪诗歌发展及诗歌美学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有助于厘清当代纷乱的革命诗歌话语理论。     

南社诗人与中国诗歌近代化

南社诗人是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中的一支生力军，其创作贯穿于“新学诗” 、“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等诗歌近代化阶段，尤以“歌体诗”的探索 成绩突出。柳亚子、高旭、马君武、苏曼殊、于右任等人的诗体变革和译诗实践，从主题意蕴、艺术趣味、语言韵律、体式章法诸方面大胆创新，为中国诗歌从古典形 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近代化过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话美三题

幼闻:杨州八怪,板桥尤怪。然而,不知怪在那里。最近,读《郑板桥集》,才有点领略,真要求说出它的全部,难哉。板桥以画竹、兰、石出名,画石专画丑石。“——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燮(板桥)画此石,丑石也;丑而雄,丑而秀”。板桥画兰,曾画《破盆兰花》、《半盆兰蕊》,说什么“而今究竟无知己,打破乌盆更入山”,“盆是半藏,花是半含;不求发     

T．S．艾略特对卞之琳的影响

卞之琳把艾略特的诗歌看作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其诗歌语言模仿艾略特，其荒原意识来源于艾略特，他的“智性诗”和“诗歌戏剧化”主张直接受到了艾略特的诗论的启示。     

“油印”与1980年代中国新诗场域的构建

如果从印刷实践层面来看，“油印”之于1980年代中国新诗场域的结构性改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发表渴望与发表空间逼仄的矛盾中，“油印”释放了其中被压抑的创作能量，并真正锲入到一种新的诗歌空间的创造中。本文从油印诗集、诗刊的研究出发，在诗歌新人推广、“诗江湖”构建和诗学品格等层面，讨论了“油印”与新诗场域构建的关系。从媒介的角度看，1980年代中国新诗场域的根本性变化，就是“油印”的在场和结果。经由它形成的诗歌实践与创作的传统，至今仍然影响着诗歌的“江湖”。     

曾国藩诗论发微

本文试图从诗论体系本身出发，以中外诗论史上的相关论述为参照，对曾国藩诗论甄辨梳理，阐幽发微，认为：曾国藩诗论主要包括“言情韵”─—诗歌本质论、具“识”养“气”─—诗歌作家论、“工律”“机神”─—诗歌创作论、识“貌”取“神”─—诗歌鉴赏论四主干，这独特诗论在中国诗论史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世界诗论史上具重要的互补价值。     

试论中国古典诗歌的空白鉴赏

文章论述了中国古典诗歌“空白”的美学特性、哲学意味和审美鉴赏。指出“空白”是中国古典诗歌重要的美学特性,古代诗人特别重视诗歌的“空白”,注重通过“空白”创造独具魅力的诗歌意象;强调诗歌“空白”的运用与诗人追求的人生境界相关;阐述了“空白”鉴赏的美学方法。     

在断裂处延伸——“第三代”诗歌对九十年代个人化诗歌创作的启示

“第三代”诗歌是八十年代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环节，诗歌在89年的断裂使得八、九十年代诗歌创作上有很大差别，本文从“第三代”诗歌入手，以它和九十年代个人化诗歌创作的内在联系为着眼点，试图在二者的联系中找到诗歌发展至今的一脉相连的内在精神的延续和创作的积累，达到正确审视当代诗歌的目的。     

从一场濛濛细雨开始──论90年代中国新诗

本文集[1]定名为‘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主要目的是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日子里，从理论上对中国大陆90年代现代诗歌、对一代诗人十年来的写作历程进行回顾，对人们正在关心的一些诗学问题进行分析。认识和回答。因此，所选文章大都集中在“90年代诗歌”这一论题和目前一场正在展开的诗歌论争上。勿需讳言，除了其理论文献价值和纪念意义外，这部文集还有着它的现实针对性。那么，相对于80年代（从早期“今天派”到“第三代诗歌运动”，或从‘假陇诗”到‘房愿俄诗”），90年代诗歌能否说是“另一意义的命名”（程光伟）？本文集的许…     

论“兴”与意境同源而分流

“兴”和意境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民族特色。“兴”和意境都是物对。动的感发和心与物的契合、相融而呈现在作品中的美。作为审美对象，诗歌“兴”的出现似乎先于意境，但诗歌意境滥筋于“兴”。但随着历史的演进，文艺创作的发展，诗歌“兴”和意境的创造逐渐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形态和特色，“兴”和意境终于增变发展成为中国传统芙学中的两个耀眼醒目的范畴。本文拟从‘兴”与意境同源而分流的角度，对它们审美结构及其审美特性的异同作简单比较。一、诗歌意境独特的审美结构及其审美特性。在文艺美学中，意境是一个标志艺术本体的审美…     

简论道家精神与中国诗歌的意象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人的生存是诗性的生存，而意象又是诗歌的生命特征。道家精神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的构成，势必由一种生存美学发展为艺术美学，而积淀于中国诗歌的意象上。本文将从“道法自然”与诗歌意象审美选择的自然化倾向，“大道无形”与意象的模糊性，以及“道生万物”与意象的衍生性三个方面，作以初步地探讨。     

意境与禅玄─—中唐诗歌意境论之诞生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从理论上明确提出诗歌“意境”的概念，并对之加以探讨的，是中唐时期的一些作家和诗歌理论家，这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意境理论的正式诞生。然而诗歌意境理论的诞生，绝非偶然，它与前人及同时代的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学术思想及哲学理论观念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人民诗歌》与建国初期诗刊“人民话语”的建构

《人民诗歌》是1950至1951年间中国南方最有影响的诗刊，刊物的“把关人”和诗歌工作者通过“人民话语”空间构筑、话语体系的创制和话语资源的创化整合，有序稳步地构建了诗刊的“人民话语”系统，为20世纪50至60年代政治与文化相互叠合的文学传播语境里创办诗刊累积了较为丰富的办刊经验，体现了建国初期“新的人民的诗歌”生成与发展过程中，诗刊编辑们搭建当代诗歌“人民话语”的传播平台，融入与引领当代诗歌潮流的精诚探索和不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