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逻辑及其超越——种社群主义视角

自我观是哲学理论的逻辑基点.自我观的分殊阐释与定位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两大流派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论争的焦点.建立在普遍主义、个人主义方法论前提的自由主义原子式自我观遭到社群主义的批判,社群主叉自我观具有构成性,是具有历史感、现实感、厚重的自我现.自由主义的自我观根源于现代社会,而现代社会出现的个体价值混乱、公共责任丧失等现象在社群主义自我观的理论展开和实践履行中得到弥补与救治.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当代价值

在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大行其道的今天,强调自由、参与、共和与美德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对于克服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孤立原子主义与激进个人主义、政治市场化与公民的消费者形象、弱势民主与"温和的"专制主义等弊病,对于培养造就"好公民"、促进民主良性运转和提高制度改革绩效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当然,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也面临着一些严峻的问题和挑战,需要认真面对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克服或化解.     

徘徊于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以桑德尔对权利自由主义的批判为例

在社群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中,如果说麦金太尔为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批判提供了历史和语言学的奠基,并归宗于受到亚里士多德主义强烈影响的“历史传统限制的实践理性观”,那么桑德尔则更多地借鉴黑格尔主义和后现象学的哲学资源,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权利自由主义进行了最为明快、尖锐和深刻的批判,但是同时,这种批判也最为典型地表现出徘徊、依违于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的特征。本文从自我观、社群观以及对美国政制中失落的共和精神的追寻三个方面全面地探讨了桑德尔的政治哲学,并阐发了笔者对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走出这种三元对峙困境的观点。     

卢梭的公民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公民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自我分裂表现为人的"市民"和"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Citizen概念的两歧性,表征着人性的分裂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卢梭是第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家.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正是围绕公民与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的.令卢梭忧思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现代性与道德的冲突,亦印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其现代性批判的焦点,是布尔乔亚的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卢梭对现代性与人的困境的反思,对布尔乔亚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对代议制的公民参与缺失的揭示,显示了一位社会批判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然而,卢梭的困境在于:古代公民的政治自由以奴隶的受奴役为代价;现代公民则以出让主权换取市民的个人自由.现代的商业社会、民族国家、民主社会,与卢梭小国寡民的古典城邦式公民政治理想格格不入.卢梭心仪的公民城邦毕竟属于业已衰落的小共同体.因而卢梭的最大困境,在于其以小共同体的美德政治模式来作为组织大社会的政治原则.     

哈贝马斯“三位一体公民模式”及其借鉴与运用

西方政治传统中,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蕴涵着两种不同的甚至相互竞争的公民传统.哈贝马斯的“三位一体公民模式”试图整合并超越公民传统的二元对峙.“利益性公民”、“认同性公民”和“共同性公民”三维度的理论构建,丰富了现代公民身份的内涵、明确了我国社会管理的主体特性；对交往理性和“认同性公民”的重视,有利于充实公民教育的目标和内容；话语民主的建构功能有益于增进公民参与的有效性.     

西方公民资格的主流范式与美国特色

西方公民资格传统通常划分为两大主流范式:一是以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范式;二是以美德为中心的共和主义范式。两大范式后面都隐含了平等的前提和自由的目标。但考察十九世纪的美国公民资格,它似乎表现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另类"。那一时期的美国公民资格以对印地安人、黑人、奴隶、妇女等"二等公民"的排斥作为基础,以社会不平等作为前提。在内容方面,它以奴隶的生活作为参照点,以获得社会大众的承认和接纳作为目标,与主流公民资格范式的自由追求相去甚远。美国公民资格传统不仅为分析公民资格的发展范式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美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两种政治观的对话——关于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争论

如果我们同意哈贝马斯关于政治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如何阐明人民主权和人权之间、民主和法治之间、公域自律和私域自律之间、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间的同宗同源、共为基原的关系这一论断的话 ,那么 ,任何具有哲学上重要性的政治论争就都不过是对这同一问题的不同求解。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和哈贝马斯的商议性政治观同属西方主流政治传统 ,都体现出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兼容和综合 ,但前者只认同古典共和主义 ,后者则有回返到公民人文主义的倾向     

公民资格的解释范式与分析走向

公民资格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本文归纳和总结了公民资格的两大解释范式:自由主义范式和共和主义范武.自由主义范式主要表现在洛克、T.H.马歇尔等人的理论建构上,它以个人权利为核心,强调政府对于社会的工具性职能,把公民资格看作是通往个人自由的手段.共和主义范式主要体现在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利、卢梭等人的思想中,它把公民美德、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对共同体的奉献看作是公民资格的核心,把公民资格看作是自由本身.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探讨了范武差别和更替后面所反映的深层问题,分析了两大范武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及未来走向.     

“小社群主义”——麦金太尔社群主义研究

虽然麦金太尔被视为当代社群主义的一个主要代表,但他本人却极力否认自己是社群主义者。这种否认源于他与其他社群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为了标示这种区别,我们不妨把麦金太尔的政治哲学称为"小社群主义"。首先,这种"小社群主义"建立在小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而小共同体(邻里、村镇或农场)区别于大共同体(现代的都市和国家);其次,这种小共同体既是实践共同体,也是道德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     

公民身份认同：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形成理路

公民身份的认同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公民身份研究与认同研究结合而被推动起来的,是亚民族的地方认同与超民族的区域认同汇合到政治层面得以表达的结果,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公民身份及其认同形态都产生很大冲击。公民身份与认同既相矛盾又可部分融合;公民身份认同主要关注个体或群体对政治共同体之成员地位（包括自我安全、归属、团结、包容或排斥）的心理认知和主观感受,在于提升政治共同体之成员的尊严和地位。公民身份认同研究从外部可以划分为宪政爱国主义、多元主义、激进民主主义这三种理论视角与政治主张,从内部可以划分为合法化构建的、拒斥性的、重新规划的公民身份认同三种类型。本文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主要文献,旨在厘清公民身份与认同两议题的结合过程,阐释据于公民身份认同的不同理论旨趣,探讨其内在的分形结构。公民身份认同研究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内部分形在现实上正挑战着现代公民身份的单一认同结构。
关键词：公民身份认同公民身份认同合法化构建的拒斥性的重新规划的     

公民德性的三维建构与法治秩序生成

公民身份的首要本质是“认同”与“公民德性”。公民德性的塑造与培养为我国当下生成法治秩序、保证公共安全提供根本性支撑,而个体认同与身份归属是公民德性建构的理论前设。其中,本体论前提是尊重个体道德地位与内在价值,故首先要维护公民自主性与个体自由的实现。这里,自主等同于个人自律,要求公民按照批判性评价及理性整合之后的价值、理想去行动;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决定了重建社会团结关键在于复兴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感、修复公民对团体和社群的价值认同,但慈善与志愿仍限于公民自愿的选择,并且在认可公民不参与政治公共生活自由的同时,提倡和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和公共审议;最后,个人自主预设了竞争性多元主义的正当性,这为宽容原则提供了论证依据,宽容是包含着尊重的一种肯定性的包容,其中尊重基本人权与合乎理性是宽容的基础和底线。公民德性的塑造需要在生活世界中完成,而共同体的形成和凝聚则需要社会信任和公民礼仪。     

西方近代公民德性观的演进

公民德性问题已经成为社群主义、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争论的焦点。本文通过对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的公民德性学说的阐释,认为这三种学说构成了西方近代以来公民德性观演进的主要环节;透视其历史发展的轨迹,可以典型地展示公民德性学说的丰富性及其内在张力,并为重建公民德性理论带来有益的启示。     

论公民身份认同的话语机制

从公民身份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公民身份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实践形式。公民身份意味着人在一个国家中正式的和负责任的成员资格。公民身份认同意味着公民对自己生活的共同体表示接受、赞同和承认,并且以自己忠诚共同体的实际行动体现出来,积极地参与共同体的生活,履行共同体赋予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语言是存在的家,公民通过语言言说认识自己,辨认自己,进而产生归属感。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学者的正义理论之争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是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优先于效率。他对平等的重视,导致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由"自由"向"平等"转换。他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使以权利为导向的自由主义取代了功利主义。诺齐克针对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提出"持有的正义",从而在自由主义内部构成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判。麦金太尔站在社群主义的立场上,提出重视共同体的正义,直接对抗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柯亨利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出诺齐克的正义理论没有正确处理正义与自由、正义与私有财产、正义与自我所有的关系,论述罗尔斯仅将正义的主题界定为社会基本结构的不足,进而提出重视个人选择、个人风尚的正义。     

西方公民身份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面向未来的文化公民身份

西方的公民身份研究在过去一二十年间出现了由政治—法律维度向文化维度转向的趋势。文化公民身份研究强调,仅仅把公民身份理解为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成员资格,就排斥了文化非主流群体,恰恰违背了公民身份的包容理念。但是,这种把各种文化群体整合进一个共同体中的努力势必会因群体的文化差异而导致冲突,因此,寻找超越所有文化之上的一种新的文化便成了文化公民身份理论家奋力努力的方向。理论家们建议,应该通过广义的教育,在公民中发展出一种以反思和沟通为根本的、开放性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文化。文化公民身份探讨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一场基于教育的漫长革命,最终摈弃资本主义,建立伦理社会主义;以互联网等新媒体为特征的文化全球化浪潮给这场革命提供了条件和机会。文化公民身份理论的发展理念为新的认识和研究指明了一个重视公民主体性和人类关系的新方向。     

重新思考公民与公共生活：基于儒家立场和中国历史经验

本文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儒家理念,重新思考公共生活与公民概念。在西方,无论在历史中还是在理论中,公共生活的基本载体都是城邦,这是一个点状的政治共同体。不过,至少从尧舜开始,自觉的中国就呈现为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由此也决定了中国的公共生活形态和公民身份与西方不同：中国存在着多中心、多层级的公共生活单元;所有人在不同层级上参与公共生活,多少都具有公民性;作为积极公民的古典君子或者儒家士君子的公民身份是多层次和可扩展的,是真正的国家公民。这一中国经验提醒我们,应该超越基于西方经验形成的关于公共生活和公民的地方性概念和理论,发展更为普遍的共同体、公共生活和公民理论。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之批判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从普世论、个体论和社群价值三个方面展开,并显示出从抽象的哲学向具体的政治学的兴趣转向,即争论的焦点不再是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而是现实的政治设计问题。社群主义在东亚国家得到了更多的回应,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文化原因。     

论公民社会的价值意蕴

成熟的公民社会蕴含着深刻的内在文化底蕴和价值理念。从思想史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是现代公民社会基本的价值意蕴。自由主义作为公民社会价值意蕴的核心是消极自由,其直接表现为私法自治精神,只要是私人能完成的事务就不准公共权力插手,但单纯的自由主义还不足以支撑现代公民社会。共和主义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另一个价值意蕴,其核心理念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自由,直接表现为公共精神。从宏观方面来说,自由主义型塑了政府与社会二分的社会结构,政府不准过多地干预社会事务;从微观方面来说,是共和主义的公共精神造就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现代公民,而没有现代公民就没有现代公民社会。     

论拉兹的至善主义及其得失

正统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反至善主义的”。虽然拉兹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但他举起至善主义的大旗,试图对自由主义提供一种激进的解释,以探索一种既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拉兹的政治哲学介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     

宪政的文化视角——宪政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分析

宪政文化研究必须以那些与西方立宪主义有关的具体政治哲学渊源或者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等具体的宪法和法律思想为对象.文化视角下的立宪主义研究,应当遵循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即揭示行为模式中最基本的"元心理"结构.所以宪政文化研究应当以对包括哲学形态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观念的研究为切入点,旨在揭示立宪主义的产生和演变中,相对稳定而始终处于支配地位的思维结构是什么,而这样的思维结构又怎样支配具体政治与法律传统的发展,并怎样影响立宪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