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环境规制的演进与启示

世界各国的环境规制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从以命令与控制政策进行规制阶段到经济激励政策推广应用阶段,再到以信息披露为特色的政策创新阶段。环境规制的演进不但丰富了各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而且提高了环境规制效率。世界各国环境规制演进的经验对我国环境规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专家制度与价值制度之间——环境风险规制的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理论要求行政机关规制风险时在专家制度和价值制度上作出选择.其中,风险规制的目标确定应当选择价值制度,风险规制的手段选择应当采用专家制度.然而,我国环境风险规制的制度在设计或实施时对专家制度和价值制度的选择或运用上存在混乱和不完善之处,应当进行完善或重构.     

发达国家环境规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环境规制领域进行了重大改革.其改革的目的为了降低规制成本,提高规制效率.发达国家环境规制的改革对我们的启示是:引入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为核心的规制影响评价机制,改革传统的命令-控制方式,引入多元规制方式,增加规制透明度,可以减少和克服规制失灵,提高规制效率.     

环境规制实施的路径依赖——对中美环境规制形成与演化的比较分析

环境规制实施效果不仅取决于当前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而且还受制度演变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路径依赖的视角探析环境规制建立的基础及其对规制制度演变的可能影响。中美两国在环境规制构建基础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美国环境规制建立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公众是规制构建的主要推动力量,且规制机构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中国环境规制则采取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机构先天缺乏独立性,环境规制往往沦为地方政府相机使用的政策工具。在路径依赖作用下,环境规制的构建基础将在制度演变过程中不断被固化,关于环境规制改革的任何举措均不能忽视这一影响。未来中国需要根据制度环境做出适当安排,大力提高环境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同时不断提升公众参与环境规制的范围和层次。     

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重污染企业通过绿色并购可以达到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的目的。本文利用2008~2014年重污染企业并购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与绿色并购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并购战略的实施具有异质性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并购呈倒U型关系,随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重污染企业发生绿色并购的可能性先上升后下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并购的关系并不显著,而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并购呈正相关关系,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重污染企业发生绿色并购的概率也不断增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关系,是对企业环保投资相关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对政府制定环保政策和企业进行并购决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软规制建设与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兼论香港、台湾、浙江中小企业发展的软环境建设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制度只有在硬规制与软规制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不仅美国和俄罗斯经济成败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软规制对中小企业建设的重大作用,我国香港、台湾和浙江经济的成功也缘于其硬规制和软规制协调建设的成功.经济理论和国内外经济建设实践对我国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不无启迪,即在注重硬规制移植和创新的同时,应该注重软规制的培植.     

对环境外部性规制的若干思考

文章首先阐释了环境外部性的内涵,然后从学理上分析了对环境外部性规制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环境外部性规制的若干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权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关联度

从食品安全链的角度出发,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有很多种,其中环境因素是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是从经济学、管理学视角,还是从心理学、政治学视角,环境规制权介入食品安全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国际社会已越来越重视环境因素在食品安全中的价值和地位,制定了大量的环境规制措施,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中增加环保部门的分量。相比之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环境规制相对薄弱,食品安全缺少环境标准,食品安全执法缺少环境执法,应加强我国食品标准化立法,完善食品安全全程环境监控,强化环保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责任。     

我国化学品环境规制的不足与完善

化学品环境规制是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的短板,现有以防控安全事故为核心任务的危险化学品管理体系无法满足现实需要。我国应在化学品名录管理的基础上,按照风险规制的基本原理,构建系统的化学品环境规制体系。为此,要重塑化学品名录管理的内在机制,形成风险评估、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三位一体"的管理结构;基于风险预防原则,建立体现多元规制特征、涵盖化学品生命周期的化学品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在推进化学品环境规制的立法方面,可以将制定专门法作为首选方案。     

环境规制的范式及其政治经济学分析

自20世纪60年代公共选择学派提出政治行为人的“经济人”假定以来,经济学家们对于传统规制理论的市场纠正说不断提出质疑。一个新的规制理论,即利益集团理论逐渐兴起。该理论把政府看作为一个不完美的代理机构,并对不同利益集团的行为作出反应。在这种分析框架下,环境规制就是政府在污染者、环保主义者以及未组织起来的一般社会公众等各种利益群体的行为约束下对环境所有权的一个再分配过程。     

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及其规制

环境风险是风险社会的产物,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这给行政机关的规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由于无法可依,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就会破坏社会秩序。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科学问题,要消除它,需要公众就相关的实体问题达成共识,并以此作为行政机关规制的基础。在具体法律制度的安排上,应当使民意贯穿于规制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全过程。     

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与选择——基于对税费规制与可交易许可证规制的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政府的环境规制方式也逐渐从命令-控制型规制转向基于市场的激励性规制.基于市场的激励性环境规制工具主要包括税费规制和可交易许可证规制,二者特征各异.实践中,政府对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可以是单一的政策工具,也可以是不同政策工具的组合,还可以进行政策工具的创新.     

环境规制、劳动力配置与城市发展

环境规制是如何影响劳动力配置乃至城市发展的,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污染与清洁两部门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研究表明：（1）在城市内部,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降低污染部门的就业份额;（2）城市之间,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劳动力配置会产生两种效应,依次为收入降低的“挤出效应”和环境改善的“引入效应”,两种效应的大小决定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3）考虑到劳动力异质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增加城市的高技能人才比例,进而影响城市发展。基于“十一五”减排政策检验了上述理论假说。结果表明：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通过降低污染部门的就业份额而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吸引劳动力流入,增加城市高技能人才比例,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环境改善的城市高质量发展。     

论我国中小企业创新的机制与环境

中小企业创新的机制与环境对其发展至关重要。其创新机制主要是指市场机制、激励机制和风险投资机制,而创新环境则是指为企业营造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制度环境和资源环境     

环境规制的有效性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环境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性规制越来越成为研究热点问题。通过对与环境规制的有效性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视角的环境规制有效性研究一直是环境规制研究的主流,研究得也比较深入;而基于不对称信息视角的环境规制有效性研究仍显不足,是一个值得探究的方向。     

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其集群对策

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已经成为束缚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大障碍。本文从分析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其产生原因入手,提出了通过形成中小企业集群来解决这个难题的相关对策。     

所有制结构、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水平

将2003—2009年的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进行匹配,基于2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对企业所有制结构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对于三类污染物排放水平,不同所有制企业有异质性表现;总体上,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具有更好的环境效应;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有助于各类企业减少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在同样环境规制强度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减排效果比其他类型企业更显著。研究结论为不同企业所有制结构的环境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视角为我国的环境政策尤其是环境税制的进一步改革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规制失灵

由于我国财政分权更多体现委任制的特征,地方政府行为以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导致地区间财政收入的竞相竞争,挤占环境规制公共产品的财政支出,造成财政收入与环境规制呈反向替代关系,环境规制失灵。为减少地方政府竞相竞争带来的环境规制失灵,应将环境规制实施方面的财政支出责任转移到较高层级的政府,并对贫困地区实施专项财政转移支付,以推动贫困地区环境规制的实施。     

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规制框架设计

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有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会对其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相关的解决方案必须从实际出发,着重围绕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环境问题的成本和福利分配展开。具体而言,需要在相关领域实施绿色标签制度、改革现有的国际投资协议和建立外商直接投资的国际规制和协调的三位一体环境规制框架,才能有效增加对东道国的福利转移,保护当地居民和产业的相关利益。     

节能减排、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资源环境约束下,明确节能减排与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本文采用RAM模型对中国2000—2012年36个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采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等变量的相互作用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劳动力冗余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主要源泉;环境规制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N型"关系,适宜且严格的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明显。同时,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