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宪审查的逻辑结构

违宪审查是特定国家机关依据宪法对抽象规范和具体行为进行的合宪性审查,由审查主体、依据和对象三要素构成.违宪审查主体的确立应遵从民主和权力制约原则,确保法官的独立性并建立修宪权与违宪审查权相互制约的机制.违宪审查的依据是宪法典而非部门宪法.违宪审查对象的确定应依据权力渊源和规范内容渊源二重标准.     

宪政视野下“国家”之学说与中国宪法“国家”规范之解析

宪法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对国家的认识和规范,不同时期的"国家"宪政学说导致了不同的国家职能及宪法规范特色,与传统西方国家宪法以限制"国家"之宪法规范建构不同,我国宪法对"国家"赋予了更多积极作为的义务,直接规范"国家"的条款及其内容形成了中国宪法的特色,这在回应现当代宪政国家的基本职能扩展的同时,也为国家权力懈怠和恣意留下了一定空间,从宪政法治国家的建设来看,中国宪法"国家"规范在现有体系上尚需补充相应的限制条款,完善现有不合理条款,从宪法制度上确保国家既积极有为也有不得为、不乱为的边界和约束的宪政国家的建成。     

论国家治理体系的层级结构优化

当前我国国家治理层级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央地关系缺乏制度化规范,纵向层级间的权力配置和职能界定模糊不清,上下形成职责同构。职责同构现象同宪法法律规定和资源分配现状有关。自上而下的同构组织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利益表达存在结构性分离。要完善治理体系,需要将国家与市场、社会边界进行区分,并在不同政府层级间合理配置职权和治理资源。     

论我国宪法实施主体的多元化

我国多数学者秉持的是宪法实施主体一元化的立场。将宪法实施主体限定在法院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等国家机关,必然会遭遇宪法实施动力不足、宪法实施不全面等困境。宪法的本质和目的决定了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是宪法实施的主要动力来源,权力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又导致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多元化是我国宪法实施主体的真实特征。据此,我国宪法序言最后一句关于宪法实施主体的规定,可以分别被归入到国家公权力组织、社会公权力组织以及公民和一般社会组织的范畴中。只有构建起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良性互动的制度体系,才能为宪法实施提供不竭动力。     

对提高人大代表科学发展观能力的思考

按照宪法和代表法的规定．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如何提高人大代表科学发展能力．笔者认为应该建立两项机制．搭建两个平台．提供两项保障。     

枪炮作响法无声?美国国家紧急状态历史叙事及当代启示

美国建国以来数次遭遇的国家危机,也可以说是美国宪法遭遇的严峻考验。如何在宣告“国家紧急状态”之后充分利用紧急权力应对危机,又如何用法律约束紧急权力以防止行政权力过大而侵犯个人权利,这是美国制宪者思考的关键问题。当美国总统通过宣告“国家紧急状态”,并以此获得紧急权力克服国家危机的同时,美国宪法精神在此期间不断地被重塑。本文通过对美国历史上国家紧急状态的梳理,揭示国家紧急状态下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权力运行模式,指出美国宪制下政治权力与法律规范之间密切关联。     

论中央银行立宪

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中央银行很少受到法律规制,因而导致货币权力的滥用并引发通货膨胀。应从宪法学角度研究中央银行权力的规制问题,以确保中央银行的存在有宪法上的依据,使中央银行各项权力的行使符合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将宪法学上有关权利保障、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的配置与规范等基本理论,应用于中央银行的组织和运行过程,其研究对象是中央银行的宪政定位及其货币发行权。中央银行是作为国家公权力主体而存在的,是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调整中央银行行为的法律,不应是建立在意思自治基础上的私法,而应当是宪法、宪法性法律及部门公法,并由此奠定中央银行立宪的规范基础。但是,一些实行联邦储备制度的国家,及实行私有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甚至如英国等在名义上实现了中央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中央银行往往游离于宪政体制之外,几乎不受任何宪法性约束,这是货币宪法理论和中央银行立宪主义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此外,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的研究还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即实证材料的真伪难辨,故在研究过程中应对各种史料和数据进行严格的甄别与筛选。     

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的宪法依据研究

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国家税权的划分,不仅涉及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而且涉及宪法对中央与地方两级国家机关的权力控制和对人民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各国税权划分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高度集权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适度分权模式。参考世界各国宪法规定,借鉴世界各国宪政文明的普遍经验,完善我国的宪法税条款,明确税权力在中央与地方划分的宪法依据,既有利于我国税法体系的完善,又能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     

宪法法院监督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分析

宪法法院为奥地利首创 ,但德国现行宪法完善了宪法法院体制 ,形成具有较大影响的宪法监督模式。本文通过论述宪法法院在奥地利、德国以及其它欧洲国家的兴起 ,揭示了宪法法院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分析了不同国家宪法法院体制的差异     

违宪审查模式的权力逻辑与理念--以美国和法国为中心

违宪审查模式主要分为美国模式和法国模式 ,进一步可以细分为立法机关审查模式、普通法院审查模式、宪法委员会审查模式和宪法法院审查模式。本文从规范研究的角度 ,探讨在各种违宪审查模式下 ,对国家权力以及权力机关的想象和观念问题。本文侧重于分析各种模式在议会主权观念、宪法的原初制定者观念、民主与自由 (共和 )观念、司法权观念四个方面特定的理解和实践。另外 ,本文还以各种模式的创始国为例 ,解释这些模式形成的社会和历史因素     

检察侦查权运行机制研究

检察侦查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手段性和保障性权力,具有鲜明的法律监督属性。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以直接侦查权、补充侦查权、机动侦查权为主体的检察侦查权体系架构基本形成。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检察侦查权存在直接侦查权启动不自由、补充侦查权运行不积极、机动侦查权行使不顺畅等问题,制约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效能的提升。究其原因,在于直接侦查权的运行范围模糊、补充侦查权的运行规范缺失、机动侦查权的运行程序繁杂。为保障检察侦查权的良好运行,建议细化检察侦查权的运行范围,规范权力运行边界;完善检察侦查权的运行程序,破除权力运行障碍;健全监检衔接的协作机制,避免权力运行冲突。     

试论人民代表的代表性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亿万人民普遍参与国家管理的最好形式.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人事任免权、重大问题决定权、监督权.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所组成.目前,我国共有各级人大代表360多万.人民代表是通过民主选举由人民选派到国家权力机关的光荣使者,肩负着人民委托的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重大职责.确保各级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充分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体现.我国宪法、选举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组织法以及今年4月3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代表法等法律,对各级人     

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产业化项目扶贫是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减贫与促进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产业项目扶贫运作逻辑受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这一运作模式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立项与运行受到领导人意志支配,缺乏规范的议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出现断裂;产业化扶贫政策及其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要使当前的产业扶贫真正惠及穷人,既要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关系结构,尊重和重建广大基层组织与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又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助,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推动扶贫工作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变。     

论发展我国技术权力的路径选择

技术权力在当代已现实地相对独立地存在。具有成长过程对政治权力的依赖性、伸展性和延效性;拥有过程中的时效性和发散性,以及相对独立状态中的工具性效用等特征。发展技术权力是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路径。获得和扩张技术权力的微观路径是要通过科技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形成系列的技术专利,而宏观路径是要通过国家的政策安排,把创新精神作为国家意志,作为科研单位、企业主体、政府部门的一致行为。     

完善我国人大制度的几个问题

我国人大制度已经运行了60年。理性地看,人大制度和人大运行,特别是宪法实施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对人大制度的根本性质、其权力位阶、其与人民、选民、执政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尚未理清。依照宪法,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人民是最高权力主体,人大（及其代表）应当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大的运行,依据民主选举基础上的权力集中制,而不是“议行合一”,人大行使国家立法权,不能直接包办行政权力或者干预司法权力。而事实上,宪法所确认的人大权力还没有完全到位;执政党的领导权不能取代人大的决定权和监督权;为避免“自己监督自己”,应当减少人大代表中党员官员的构成比例,同时,人大立法的重心应调整到政治立法、人权与权利立法方面。     

宪法关系和宪法性法律关系

宪法关系主要包括公民与某些国家机关的关系以及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立法机关是其中最活跃的主体。宪法性法律关系不是宪法关系,也不是一般的法律关系,而是“宪法性”的法律关系,调整的是国家的政治权力。宪政是宪法关系的实现过程(转化为宪法性法律关系)以及宪法性法律关系的实现过程(在现实中实施这些法律关系)。我国宪政实践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宪法关系和宪法性法律关系在形成和实施中的一系列行为的不到位。     

宪法控权是民法生存之基石——以市民社会为媒介

民法以市民社会为生存领域和规范空间.但是,民法在控制国家权力培育市民社会方面,存在着功能供给不足的缺陷.市民社会的培育需要宪法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宪法对国家权力控制得越严密,市民社会的空间就越宽广,民法规范的空间也就越大.若国家权力脱离了宪法的控制,市民社会难以生存,民法的规范空间也就越小.     

厘清与重构：生态文明建设的宪法规范内涵

对基本权利功能与遴选标准的不同认识,是造成环境权入宪纷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平等主体间环境侵权行为不需要由宪法给予基本权利层面的保护。2018年宪法修改,在第89条第6项新增国务院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的职权,属于授权性规范与职责性规范于一体的权力规范,其规范内涵应解释为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构建区别于传统基本权利为核心的权力机制,确立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权力,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其他国家机构协同的生态文明建设。面对由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异化、环境利益与私有财产权等权益冲突引发的问题,需要坚守权益位阶判断的相对性与特殊性,谋求合乎比例的权益协调,明确与生态文明建设职权相对应的职责,从而化解生态环境领域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种种矛盾。     

论权力约束的法律路径

权力运行中都有异化的倾向,其机理在于权力主体与权力运行主体的分离以及权力的支配性、工具性等自然属性。构建规范权力运行的法律机制是遏制权力异化的关键所在,其基本路径在于界定权力边界、明确权力内容、设置运行程序、公开运行过程、严格责任落实。     

当代中国违宪的可能性及其防治研究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宪法必须得到有效的实施、执行和遵守 ,违宪是最大的违法。本文将探讨 :谁可能违宪———违宪的可能主体 ;违宪防治———违宪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路径阻断 :违宪监督审查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基于防治违宪的权力架构设计与完善。探讨违宪的可能性及其防治对策 ,对于更好地维护宪法的尊严 ,保证宪法的实施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具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