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士”说同异论

儒家的"自我认同",在先秦是藉"士"说来表达的。孔孟都以"固穷而守义"来揭示"士"的本质特征,并强调"士"欲保持与体现其本质,当志于道,以践"仁"为己任;但孟子的"士"说,在对"士"之自我认同之主体意识、"士"之身份特征与社会地位、"士"之存在价值以及"士"之使命等的论述上,都可谓丰富与超越了孔子"士"说,成为原始儒家"自我认同"说的代表性学说。     

屈原“发愤”说的深层动机

中国古代＂士＂的个体价值之觉醒,以执着地追求＂人知＂为标志,渴望自身的价值被别人注目、理解、接纳,由此形成＂士＂的一种传统。人生价值无非是为＂知＂而活,为＂知＂而死。诗文的发愤而作,其根源不是别的,就是来自个体价值不被人知而导致的内心痛苦乃至心灵创伤。而发言为诗、著书为文,都是为了疏泄内心痛苦,疗救心灵创伤。     

孟子“士”人格的思想特质及其现实意义

孟子在继承孔子理想人格思想基础上,对"士"人格做了详细、全面的阐释,实际上奠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原型。孟子"士"人格的思想特质可归结为三方面:一是士志于仁义之道;二是重道轻仕、士以师道尊于君;三是士以成为具有浩然正气的大丈夫为目标。继承和发扬孟子"士"人格的思想传统,对于当今时代知识分子和广大国民塑造和培育理想人格,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之苦闷：轻率与儒家文化基因的“结晶”——郭沫若“五四”时期生存困顿心态分析之一

文章从郭沫若深受中国古代"士"的"以天下为己任"传统使命的影响,导致缺乏实际生活能力以及他与安娜的恋爱、同居,忽视了经济条件这一爱情殿堂的基石两方面来探讨造成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生存困顿的原因.     

“寺”“士”难料:乡村共同体与士的再造

新修、重修庙宇等已成为当下农村许多地方最重要的公共或家族事务(活动)之一,尤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为甚。美轮美奂与香火燎绕的表象并不能遮蔽农村传统生活共同体趋于瓦解及信任体系崩坏的真实场景,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商业利益在不断推高各地国民生产总值的同时,也在逐步消解基层政府的权威与行政能力;而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乡绅阶层(士)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扮演的角色地位与积极意义正有待于被重新评估。在农村复兴传统书院,或许可以为现代之"士"提供一个全新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李约瑟难题”的长时段考察

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考察,在"李约瑟难题"问世之前,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传教士)们虽已意识到中国科技文明的独特之处,但也发现了它们相对于西方科技文明的落后性,并分析了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这意味着,在长时段的视域下思考"李约瑟难题"更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人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走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刑罚制度的演变、法律原则的演进以及司法理念与司法价值取向等方面都体现了鲜明的"人文精神"的内涵.     

“山水情结”与景观设计

中国是具有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每年巨量的景观建设工程中,能够体现我国文化精神的设计是很少的。一方面认为现代景观设计应该是"国际化"的,而另一方面也仅从表面符号表现中国文化特征,很少有从文化精神层面来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设计。文章从分析中国传统自然观与相关的艺术特征为切入点,探究传统自然观的成因与中国文化的"山水情结",分析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文化内涵,以便从内在精神层面来理解传统文化的价值,更好地指导现今的设计。     

融汇中西颂新“神”:论沈从文边城世界的“意识形态”

沈从文边城世界的"意识形态"包蕴着传统桃花源"顺应自然"和西方乌托邦"征服自然"的双重因子,其东方式顺应自然观念以及相应的伦理价值对"科学"的阐释,不仅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既能实现其启蒙理想又能保持边城世界的牧歌性的新"神",也丰富了人们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价值理性的内蕴。沈从文采撷中西、两相乘除、优化融合而成的"向人类远景凝眸"的生存想象,显示了一位立足传统、容纳世界、与时俱化的优秀作家深广的思想视界。这个充满张力的思想视界无论对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还是对于现代性发展已经呈现出负面影响而寻求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的西方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      

域外书写与晚清士人的思想嬗变

晚清时期的域外书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之际,在这一变局下,晚清人的域外写作发生了不同于古典域外书写的近代转型：其一,体现为现代地球观念的形成,即从“中国天下”观转向现代地理观;其二,体现为“夷夏之辨”观念的转换,即从“华夷之别”转向“天下一家”;其三,体现为书写心态的转换,即从追求异国情调到着重于问政求学;晚清域外书写具备了丰富的现代内涵与文化意味,成为触摸晚清士人思想嬗变的重要文本。     

试论《福乐智慧》的价值

哲理长诗《福乐智慧》有着语言文化、艺术、法律、天文学、伦理道德、文化人性论、哲学等多方面的价值。长诗中体现的法制观念 ,人权思想 ,重知识、讲实用的认知观 ,以“无常”为核心的发展观和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的思想及治国纲领等 ,是其中的精髓 ,是应予以继承和发扬的文化瑰宝。     

基于大数据合作资产的适应性创新--数字经济的创新逻辑(二)

万物互联时代,数据被认为是与土地、劳动、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并重的第七大生产要素。当前,多样化的商业实践创新对数据价值的深度挖掘正在突破经济学在传统意义上对数据及其价值的限定,然而,理论上对此还缺乏相应的概念凝练和探讨。本文从企业与消费者价值共创角度提出大数据合作资产的概念,并探讨基于大数据合作资产和适应性创新的数字经济创新逻辑。研究表明:大数据合作资产是一种互动性资源,是企业与消费者在数字化服务交互中成为能够被另一方所拥有和利用并能创造当前或未来经济收益的数字化资产;单纯拥有异质资源不一定会形成合作资产,只有当异质化资源被有效整合、且被使用于企业与消费者服务交换中,才能体现为行动者创造收益的价值潜力;协同演化促进了企业与消费者对彼此的适应性调整,基于大数据合作资产激发以即时调整、即时反馈和难以预测为特征的适应性创新,进而促进了数字经济创新。     

圣俗之间:《礼记·明堂位》的礼仪空间探讨

作为中国礼仪空间的典型形象,明堂建筑的外在形态与上古中国神话宇宙观的关联,秦汉以来论说甚多,尤以当代学人研究详赡.而对以<礼记·明堂位>为主要文献的明堂内部空间叙事却触及甚少.空间要素如"门"、"墙"、"阶"、"位"与"向"等在先秦礼仪过程中,是内外攸分、正仪辨等标识身份、地位和权能的象征符码.它以模式化的空间叙事在种种仪式中,显示礼仪参与者之间亲疏远近、贵贱尊卑等社会伦理关系,实现了权力与秩序以及君临天下的空间功能.笔者借助仪式理论和考古建筑遗址复原图,尝试从仪式空间的角度对其进行微观探讨,主要目的在于揭示那些潜藏在"明堂"之"位"中的观念及其与明堂建筑的象征关联,从仪式空间的三个层面思考人们怎样通过模式化的叙事建构一个有意义的文化空间.     

"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哲学基础和现实依据

“以人为本”是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取向,因此正确理解这一基本价值取向,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本文拟对“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哲学内涵和现实依据作以深入探讨,以对我们理解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有些裨益。     

责任问题的价值论研究

责任问题是一个价值问题,责任概念是根据价值概念来界定的.责任的价值具有两重性,即既具有目的价值也具有手段价值.责任的手段价值表现为责任存在的意义,它从宏观上表现为责任的社会价值,从具体上表现为责任的法律价值和道德价值.     

论赫费道德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幸福论及康德自律论之关系

亚里士多德幸福论和康德自律论是两个不同的模式,前者反思行为的遵循,由目的之满足与否来评价行为的道德价值,是以获得幸福为目标的实践道德哲学;后者反思行为的确定,以行为的根本动机及准则作为道德评价的准绳,是一种抽象和思辨的道德哲学论证。但赫费认为它们之间具有相通性和互补性,人的行为的完整模式唯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赫费的道德哲学致力于整合这两种伦理学,他把两者差异定位在不同的行为结构上,即追求型行为模式与意志型行为模式上,借助于两者所追求的相同的道德价值,即依据两者均出自绝对善的理念,实现了两者在其道德哲学中的统一,并指出幸福生活意味着与道德准则相协调地生活。     

《论语》辜译本的副文本研究

正文本和副文本共同建构译本的意义内涵。在翻译研究中,译本副文本是呈现译本、译者和当时社会语境的重要载体。《论语》英译本的副文本信息尚未得到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即使涉及译者评论、序言等,也没有明确提及副文本概念。挖掘《论语》英译本副文本的历史价值、文本价值和史料学价值,形成系统的副文本理论,有助于《论语》英译研究的深化。辜鸿铭《论语》译本的副文本既能完成对读者的作品导读,又能折射当时历史语境下翻译目的功利性、翻译规范、以及译者的翻译方法、翻译心路历程等。因此,考察副文本可使副文本与译本、译者、文化语境、翻译规范等之间的张力得以显现。这种张力有助于获知译本生成的历史细节与译本接受的传播语境,也是论述译本的元话语的方法论,为深化译者、译本研究带来契机。     

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代价值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对荣誉、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精辟概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代价值在于:澄清价值观念多元化导致的荣辱观混乱,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价值观依据,明确和谐社会应具有的价值和道德标准,并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