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达夫南洋时朝文学思想散论

郁达夫于抗战爆发后远赴南洋，在那里开始他新的文学活动。他在新加坡三年多时间里，在主编的好几种文艺副刊上，为指导南洋文学创作，写下了大量文艺论文，提出了适应时代和现实的文学观点，也反映了他文艺思想的某些发展和变化。全面细致地梳理他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做到的，本文只就其主要之点略加论述，以窥其战时文学思想之一斑。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郁达夫早年信奉“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而此时已不再固守这一主情主义观点，认为在抗战的今日，文艺“必须与政治有紧密的联系。”［‘j这一观点对南洋文学创…     

政治的偏执与艺术的探求——冯雪峰的文艺与政治观及其批评实践

作为20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历史发展到今天,重估冯雪峰的文艺思想是必要的,但对其文艺与政治观的剖析尤其显得必要,它是冯雪峰文艺理论的深层结构和核心内容。冯雪峰虽然侧重于文艺为政治这一方面,但是始终坚持文艺与政治辩证统一;文艺、政治、生活三者本质同一,他的一系列的批评实践鲜明地表达他的这种文艺政治观。     

欲进复退——评周扬1962年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196 2年周扬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是周扬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严肃的思考的结果 ,旨在为纠正当时文艺指导思想存在的一些问题、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提供一个根据 ,由于周扬文艺理论体系的核心———文艺从属政治、服务政治———未变 ,追求政治性文艺的目标未变 ,因而随着当时形势的变化 ,他立即又退了回去。所以 ,在一定的意义上 ,可以说这是他文艺思想的一次“欲进复退”。     

论萧楚女的文艺社会学思想

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萧楚女的文艺思想不仅体现了政治意识形态维度,而且显示了知识与伦理相统一的社会学维度。萧楚女反对脱离社会的文学;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艺术和文化理论;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辨证法。他的文艺社会学思想有利于我们厘清文艺与政治、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关系,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被“遮蔽”的文本——对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的分析及反思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作为对周扬的定评,文艺理论家的周扬却被"遮蔽",这是欠公允的。1941年前周扬在文学与生活关系上的认识是较为客观的,表现出他作为理论家的时代超前意义。他谈到毛泽东1942年所谈论的问题,包含着他作为文艺理论家独特的理论感受。这里立足《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对1942年以前周扬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作论述。     

真情、真理和理想--王国维文艺价值观论略

王国维的文艺价值观具有强烈的融合性、转折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一方面坚决反对传统功利主义的文艺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重视文艺在传达“真情”、“真理”和“理想”上的独特价值和功能。这是王国维文艺思想在现代性追求上的突出贡献。     

周扬的位置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

周扬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他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力的阐释者;同时,在一些时期,他又与这个思想体系发生冲突,这最终导致了他在"文革"中的命运.胡风与周扬被认为分别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两大流派.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周扬与胡风文论共同的归宿,两人的分歧在于文艺具体怎样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即在由生活而通往作品的过程上.两人对立的结局,决定于不宽容的文化氛围.两人又都参与了这种文化氛围的营造.     

冯雪峰文艺思想的形成及特点

冯雪峰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政治家。他对文艺的本体构成和文艺社会作用的强调不同于关注文艺政治功能的文艺家,也不同于注重文艺政治效益的政治家。他的文艺思想直接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以及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实践,具有与众不同的现实性品格。在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冯雪峰文艺思想形成过值得重视的理性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稳健风范。     

耐人寻味的沉默与友善——论“文艺自由论辩”中鲁迅对胡秋原的态度及其原因

在19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中,鲁迅对"第三种人"是持续关注和批判的,而对"自由人"胡秋原则保持沉默,并且在事后显出友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胡秋原的文艺观点、文学评论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某些重要观点和思想上二人具有相通性:对于思想自由、创作自由的认同,对于文艺的社会政治功能的辩证理解,对于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接受等等。鲁迅和胡秋原在政治态度和文艺观点的关联与交错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性,而鲁迅与左翼主流理论家们对待胡秋原的差异则显示出他卓尔不群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     

姚文元疯狂反对六条政治标准的铁证——評《杂談文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性》

恬不知耻地自吹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姚文元,经常虚伪地叫喊要“更深入地学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但实际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却极尽恶毒攻击和诋毁之能事。他发表在《文艺月报》一九五八年十二期的《杂谈文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性》就是一个不容置辩的铁证。     

“说话”的大众——再论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说话",即自由地表达自己,这是瞿秋白"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核心议题和最终目标。瞿秋白通过重新阐释"大众"和"领导"的阶级属性,赋予"大众"和"大众文艺"前所未有的主体地位,并且在平等与自由的维度,重新确立了"领导"权力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其充满理想主义的表述中,大众不仅要获得解放而且要获得自由,大众文化审美与超越的精神诉求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发扬。     

赵树理小说在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中的命运

赵树理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命运。20世纪40年代,其小说从最初遭到评论界冷遇,到因契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受到左翼文学评论家与国统区作家领袖的一致赞誉,直至被树立为"赵树理方向";五六十年代,则因其小说"经验真实"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真实"的标准而遭到强烈批判。其小说的命运,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规范在建立过程中的变动、含混与内在冲突。     

童子—壮夫论:扬雄赋家身份建构的得失评议

扬雄用喜好"雕虫篆刻"的"童子"拟喻喜好赋文学创作的人,其拟喻是对赋家身份的建构和价值评判。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认为童子的雕虫篆刻是费力甚多而实用性不强,故价值甚低的行为,扬雄用以拟喻赋文学创作,以表达他对赋文学价值的轻视和否定。汪荣宝的疏义对赋学界影响甚大。然而,汪荣宝对扬雄童子—壮夫论的释义在主要的方面并不正确,其释义对人们正确理解扬雄的童子—壮夫论产生了误导作用。本文认为,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应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中,童子对雕虫篆刻的喜好所导致的童子对文字书写之功利目的的远离,所生成的童子于文字书写中的游戏娱乐之心理必须给予重视,扬雄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他用经学式"壮夫"的极具价值否定了审美式"童子"的极无价值,用成圣的英雄观取代了大赋作家的英雄观,用为天下思想立法的宏大人生追求抹除了游戏式创作大赋的人生辉煌。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如此把赋家在汉代的特定身份和价值敞亮出来,为中国后来的赋家论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开启了用经学宰制赋文学的理论方向和道路,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其赋家身份的经学建构导致了赋家身份之文学本位的缺失。     

从“含苞待放”到“含苞未放”——建国后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二）

如果说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那么,到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则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双百＂方针提出后的一段时间里（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文学创作确实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与鼓励下,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辉煌时期,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高峰。但在此后的20年间中国的文艺界和学术界并没有出现毛泽东所预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民主的大好局面。此中原因纷繁复杂。本人试图对此加以探讨,并重点论述专治政治及领袖的个人意志与爱好对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间给文艺界造成的重大影响及酿成的悲剧。     

由报告文学创作看延安文艺转型

延安整风运动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延安文艺的分水岭,使得延安作家的文学创作、理论话语阐释发生巨大转折。从整风前后延安文艺状况的比较着手,以报告文学为视角进行研究,认为报告文学在《讲话》发表后异军突起,不但成为实践《讲话》“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精神的重要文学样式,而且成为延安文艺由多元向一体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千回百折 哀感无端——晏殊词风格探微

晏殊为北宋词坛初期的主要词人,有《珠玉词》传世。因其官位显赫、雅好宾客而常在宴席上赋词,前人评其词为"风流醖藉"、"温润秀洁";至今不衰。笔者通览《珠玉词》,发现其中大部分充满了"酒"和"愁",是借酒浇愁。其基本风格不是和婉而明丽,而是深沉的伤感。晏殊词深沉的伤感源于对生命感悟的深情和对自然人生的哲理深思。这深情和深思以"千回百折,哀感无端"姿态展现之,为后世留下"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感喟与继续探索的空间。     

高启的心态变化与诗学思想变迁

高启一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出仕张吴时期、明初为官时期、退隐时期。出仕张吴时期,高启的心态以闲适为主,其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山林气息。明初为官时期,高启的心态以畏祸为主,他一方面向文坛的主旋律靠拢,写作了不少台阁之作,另一方面又用大量私人化作品表达自己的压抑与哀怨。退隐以后,高启的心态以颓废为主,既无法写出较好的台阁作品,也无法像元末那样写出较好的山林之作,最终导致了山林与台阁的双重失落。     

颜之推的中庸处世理念述论——以《颜氏家训》为中心

生活在南北朝后期的颜之推,出生于以儒学传家的文化家庭,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乱世中迭经破家、丧国等诸多人生坎坷之后,开始在人生中形成了努力追求中庸处世的理念。通过对《颜氏家训》考察可知,颜之推在生活中形成的诸多中庸处世理念实质上是他结合自身乱世体会对儒家中庸思想的现实解读。它主要表现在颜之推在政治仕途、生活理念、人生价值观、佛教信仰、文化学术等方面将儒家的中庸思想具体化为"仕宦称泰"、兼顾不偏、"去泰去甚"等世俗化的观念和信条。对中庸处世思想理念的追求使颜之推在"三为亡国之人"过程中不但得以保命兴家,且仕宦不坠。     

破解海德格尔的艺术之谜——以《艺术作品的本源》为中心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详细论述了他关于艺术作品的本源的哲学思考。他彻底批判和剖析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之艺术观,反对将艺术作一种对象性的审视。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艺术观,艺术的本质乃是真理的发生,一切艺术本质上就是诗。令人费解的是,海德格尔的最终结论却是：艺术是一个难解的谜。他也无意于揭开这个谜。要揭开这个谜,我们必须从思想之内在力量和现实的处境来加以着手。     

晏殊词之“及时行乐”主题初探

晏殊是宋初著名宰相词人,"及时行乐"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都有涉及的文学主题。在考察晏殊词学创作之时,发现晏词中的"及时行乐"主题几乎可以目之为表达晏殊文学思想的一个符号,它承续了前代以来指向内心诗酒声色之欲的特点,反映了在广袤的时间面前对生死的忧惧;同时也表达了晏殊在有限的人生和变化无常的政治生活中,寄情山水自然,为找到安顿内心的路径而进行的深刻反思,研究晏殊词中的"及时行乐"主题,对于理解晏殊的文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