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居民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近10 年文献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国家逐渐放宽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等问题,但政策的实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生育意愿作为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而备受重视。通过对国内自2010年以来有关生育意愿的文献回顾发现,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子女数近年来呈降低后趋于平稳的态势,意愿生育时间逐渐推迟,动机日渐多元化,部分子女性别偏好表现为儿女双全和无所谓的双峰态势。生育意愿受多重因素影响,经济因素尤其重要。基于综述以期在新的政策背景下展望未来,深入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     

上海市生育意愿30年的演变历程

通过对1980年初以来上海开展的数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回顾与梳理,展现了过去30年上海人口生育意愿(主要是意愿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性别)的演变历程:意愿子女数呈不断减少趋势;不同群体间生育意愿数虽存在差异,但都低于2个孩子。同时,总和生育率、孩次率等多项指标显示,上海人口的实际生育已长期处于很低水平。文中历次调查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与相应年份总和生育率的纵向比较可表明,在低生育水平社会,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一般低于所报告的意愿生育水平。     

乡镇人口生育意愿现状——以菏泽市乡镇人口为例

根据菏泽市乡镇人口生育意愿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该市乡镇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调查结果表明:菏泽市乡镇人口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54,低于更替水平;性别偏好不明显;意愿结婚和生育时间推迟;生育目的也发生了转变.据此提出:国家应在生育政策与生育权益、家庭保障间平衡统筹,进行适当调整.     

个人因素对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查了人口特征、经济状况、健康状况三类个人因素对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在第一阶段(由没有生育意愿到意愿生育1个孩子),经济状况对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已有孩子情况及心理健康等人口和健康状况因素显著影响生育意愿;在第二阶段(由意愿生育1个孩子到意愿生育2个或以上孩子),年龄、民族、户口、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已有孩子情况、收入、住房面积、心理健康等人口、经济和健康三类个人因素均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在人口特征不易改变的情况下,提高居民健康素质、提高居民收入或设置生育补贴、保障居民住房面积等是未来促进居民生育意愿,尤其是二孩意愿的三个政策方向.     

“三孩政策”下居民三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分析——基于山东省部分居民

目的：探索“三孩政策”下山东省部分居民三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随机选取山东省居民529名,使用统一问卷进行调查,重点分析山东省居民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529名研究对象中有三胎意愿的居民为59名,占11.2%。对政策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不利于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造成孩子之间互相攀比和妒忌心理、分散父母精力,影响孩子成长和家庭经济水平及育儿成本问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家庭身份（OR=2.145,P=0.027）和分散父母精力、影响孩子成长（OR=0.688,P<0.001）与山东居民三胎生育意愿密切相关。结论：目前山东省居民三胎意愿低;完善学前教育、提供一定的生活及医疗补贴、鼓励父亲参与抚养将有利于提升山东省育龄期居民三胎生育意愿。     

低生育水平下重庆市育龄妇女生育意愿透视

利用调查数据,对重庆市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进行构成分析,并从城乡、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生育状况等方面对其生育意愿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54个,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偏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较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挑战.     

社区为本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实践基础与建构路径

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建立更加完善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以提振居民生育意愿和提升居民生育水平成为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可持续发展的迫切任务。社区作为离居民生活最近的外部现实场域,其环境设施、托育服务、学校资源等公共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重要的现实影响。研究发现：社区环境设施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直接的挤出效应,但也会通过提升居民幸福感而对居民生育意愿产生间接的挤入效应;社区托育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正向支持效应;社区学校资源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凸显社区公共服务作用的类型差异性。社区环境设施和社区托育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都沿代际结构演变而呈现起伏性。社区公共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影响效应的显著性、方向性、程度性、代际性为建构社区为本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因此,需要从服务内容扩维、治理机制分类、幸福社区建设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全面推进社区生育支持服务体系建设,以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发展。     

影响生育意愿的多种因素分析

从多种视角出发,对影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变化的因素做了尝试性分析,指出经济原因是决定生育意愿变化的根本性原因,社会环境因素是影响生育意愿变化的重要因素,制度因素的诱导对生育意愿的变化具有促进作用,而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是生育意愿变化的潜在原因。     

从意愿到行为: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抉择——基于吉林省496位城乡居民的调查分析

为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2015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以来,吉林省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潮.为了解我省城乡居民的二孩生育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我们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对吉林省496名城乡居民进行二孩生育意愿行为进行调查.在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中,重点选取社会地位、家庭内部因素、性别偏好和情感需求4个主要变量对"有生育二孩意愿但无生育二孩行为"的居民和"有生育二孩意愿并且已经生育二孩"的居民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从生育意愿向实际生育行为转变的过程中,这4项因素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中情感需求的满足超过了其他的因素,成为影响生育抉择的最重要因素.     

东莞市某镇居民日间照料服务购买及支付意愿研究

为了解城市居民对日间照料服务的有效需求及日间照料的发展潜力，研究团队于2022 年9—11月在广东省东莞市某镇采用便利抽样法进行实证研究，对城市居家老人及成年子女基本信息、日间照料服务购买意愿以及支付意愿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支付意愿调查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采用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对购买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采用U/H检验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对支付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392位受访者中有251人愿意购买日间照料服务，占比64.03%，人均日间照料服务月支付意愿值为2 127.2元。居民的购买意愿受教育程度、收支情况及子女数量影响；居民对日间照料包月服务支付意愿受教育程度、老人健康状况、受访者收支情况及是否有子女提供照料影响。研究发现日间照料服务在东莞市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计划生育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利用重庆市2017年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人口计生家庭结构特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育龄夫妇为“双独”“独子非独女”与“独女非独子”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2）已有子女数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3）已有子女性别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文章认为有效提高二孩生育对于宏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供给和需求层面做好二孩生育的综合配套政策,做到二孩生育及其后期相关成本在不同层面之间得到合理分摊。     

中日两国生育意愿、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比较

利用中国和日本的现有资料,分析两国已婚妇女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意愿与行为的差距及部分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约十年前,两国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都高于现实的总和生育率,且日本妇女期望子女数远大于其现实的生育水平。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类别、闲暇时间、本人兄弟姐妹数量对两国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有影响。个体生育意愿是动态的,与个体所处生命历程阶段相关。在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下,了解真实的生育意愿和行为,掌握两者差距的特点,才能够准确预测生育水平,制定有效的人口发展政策。     

城乡、性别差异下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

二孩生育意愿作为了解生育二孩行为的重要指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复杂性导致已有研究结论的差异甚至冲突。使用广东省一个地级市的调查数据,开展定性比较分析(QCA)。对二孩生育高意愿的产生路径进行比较,发现四组人群存在明显差别,城市女性出现高生育意愿的比例显著低于另外三类人群;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不同组合下将产生不同的结果;"有老人帮助"是绝大部分人群生育二孩的核心条件,幼儿照护的压力不容忽视;"理想子女数量"是四组人群高生育意愿的必要条件,凸显生育意愿的内生性。     

江苏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敏感性研究

为探究不同群体的生育意愿和对生育政策的敏感性,本文以江苏省18～50岁居民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被调查者基本信息、生育基本情况、个人生育意愿、对生育政策的态度等内容,并采用多元有序逻辑回归和基于主成分的聚类分析展开研究。逻辑回归主要结果显示,年龄越大、已有子女个数越多的群体对“双减”、托管服务等政策的支持度越高;工作时长越长的人更希望推行托管服务、延长男性产假;工作时间越长、已有子女数和理想子女数较多的群体更希望减少过度加班。聚类结果表明,若要提升生育率,可以对低学历、中低收入群体推行定向经济补助、公租房等政策,对工作时间较长的群体实行减少过度加班、提供儿童托管服务的举措,营造长辈抚养的社会环境。研究结论对制定和落实生育促进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健康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生育意愿的代际差异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

利用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调查数据,文章从意愿生育子女数、意愿子女性别、意愿生育年龄等三个维度出发,考察了不同代际(60后、70后、80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的差异.研究发现,80年代出生的育龄妇女少生、晚生、优生的意愿趋势明显,以孩子为中心的观念也在弱化,性别选择更趋向无偏好化.新型生育文化及观念在我国发达的农村地区已成现实,这些事实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80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以湖南省2013年流出人口为例

对80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进行Logistic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是否在城市长期居住”“流动时间”“住房属性”等因素对“80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在此基础上,结合全面放宽二孩新政,提出通过提高流动人口家庭收入,健全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分担子女养育成本,建立各项政策配套,加快发展现代医疗,来提高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     

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综述——基于数量、性别和时间三个维度

从数量、性别和时间三个维度,在空间上分为全国性调查研究和地方性调查研究两大模块,在时间上按照由远及近的顺序,对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在意愿生育数量上,中国人群的意愿生育数量在1.6—1.9个的范围上下波动,大城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理想子女数的均值依次递增;在意愿生育性别上,性别数量双偏好(儿女双全)和无性别偏好逐渐成为主流,但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在意愿生育时间上,女性人口的理想生育年龄较为稳定,实际生育年龄则呈增长趋势.为满足具有长远意义的对比分析需要,可构建系统性、标准化的生育意愿测量工具,并进行纵向追踪性的大型调查.     

网络使用、三孩生育意愿与冠姓嵌入——来自成渝地区的证据

基于成渝地区1 812个婚育龄人口样本的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网络使用、子女冠姓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使用、子女冠姓多层面综合影响个体三孩生育意愿，网络使用不频繁、网络信任度高、认可子女冠母姓、愿意多生母姓子女的群体更倾向于生育三孩；子女冠姓在网络使用和个体三孩生育意愿的关系中存在一定的中介调节作用。根据分析结果得出营造积极正向的三孩生育网络环境，以及对同怀异性、子随母姓包容的政策启示。     

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10县(区)40村的调查

通过对河南省10县(区)40村农业户口居民的抽样调查,构建logistic模型定义了17个解释变量,对农民城镇化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性别、进城工作意愿、子女入学条件、放弃耕地意愿、宅基地置换城市住房意愿等与农民定居城镇的意愿呈正相关;而其年龄、目前生活状况与定居意愿负相关。影响农民迁徙定居的主要因素是耕地和宅基地问题以及进入城市面临的就业收入、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     

二律背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及其政策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绝大部分人处于婚恋和生育的黄金阶段,其生育意愿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相对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显著降低,并趋近新生代城—城流动人口;其生育意愿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差异等内部分化显著弱化。而且,基于城市适应理论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4个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代际显著增强的态势。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期望生育子女数。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并存,存在城镇化发展与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而制度适应却能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这为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提供了可能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