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尚文化之地域观照

南北朝时期 ,儒学“独尊”的一元文化格局崩裂 ,文化发展趋向多元。以地域的视角来观照 ,南北文化在时尚文化层面各呈异彩 :审美时尚方面 ,南方是尚柔守雌 ,北方则崇刚守拙 ;生活消费时尚方面 ,南方是崇奢斥俭、追新逐异 ,北方却尚俭黜奢、进取务实。南北时尚文化之地域分流 ,透视出南北深层文化意蕴之歧异 ,大凡文化精神、价值取向和社会风尚诸隐性层面 ,南北意趣殊异。这一切基因于南北文化之地域生存背景的大相异趣。     

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基于产业分工的解释

近年来,中国南北经济差距迅速扩大,成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突出表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形成了“北方多上游、南方多下游”（下文简称“北上南下”）的产业分工布局,这促成了21世纪前10年南北经济协同发展的局面。但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了外需疲软、供需错配等问题,成为南北经济差距快速扩大的重要前提。在“北上南下”的分工布局下,北方企业调整生产资料投资的难度大,“效率提高式”的创新只能加剧产能过剩,且内生于其产业的科层组织架构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南方企业能较为灵活地调整生产资料投资,具有多元化的创新角度以及富有弹性的水平组织架构,成功解决了供需错配的难题,经济转型比北方更为成功。解决南北经济差距扩大问题需要改变以往“北上南下”的垂直分工,重构国内产业分工布局。     

元杂剧南流史初探

元朝的统一,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南北对峙局面的打破,消除了过去人为的地域性隔绝,带来了社会的相对安定,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最早产生和形成于金元统治下的山西,河北一带地区的杂剧,经过以大都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的早期繁荣,此时也就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逐渐向南方发展。明代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曾经总结过这一现象。他说:“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向风。”所谓“元初”,即元朝统一全国之初,杂剧开始向南方伸展,从而由原来活跃于北方的地域性戏曲样式,发展成为通行南北的全国性剧种,并出现了“一时靡然向风”的极盛局面。     

“吹香自满骚人国”——论南士的橘之书写与士人心态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橘以其浓郁的南方地域性，成为南士笔下典型的南国景观，常用于建构独具南方地域特色的文本空间。在文学地理学的视域下，南士的橘之书写主要是下列诸因素的“结晶”：先秦时期“南橘北枳”的故事集中地反映出橘与南方地域性的紧密绾结，橘成为区分南北的标志性景观；而自从楚人屈原吟哦《橘颂》，作为首篇南士言橘的文学作品，肇始了南士与南橘之间殊相契合的心物主客关系；南北之别以及南士身处其中的空间定位，牵动着南士的仕宦浮沉与人生悲喜，橘成为承载南士地域性的思想情感并使之形象化的文本空间显性建构要素，摅发南土地方认同、寻求王朝政治参与成为橘之书写的重要驱动力。     

中国地域方位话语嬗变与东亚大陆天地生背景

从历史时期中国地域方位话语的嬗变规律中发现嬗变与自然和社会的响应关系明显.中国历史上早期“西土”、“东土”、“北土”、“南土”、“中土”使用较多,多为地域坐标指示词.在传统社会后期,“南人”、“北人”、“南方”、“北方”的概念使用频繁,贯穿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作为地域文化认同指示词使用得更多的是南北方位用词,多用“南方”、“北方”、“南人”、“北人”并称比较,地域文化认同色彩明显.宋以后的南北概念更多的是指东亚大陆文明东移后华北地区与东南地区意义上的南北概念. “西北”、“东南”、“东北”、“西南”等交叉方位词在中国历史上都有使用,但作为地域文化认同词汇多是将“西北”与“东南”并称比较.宋元以来,“西北”与“东南”更多是特指华北和江南地区,往往作为另一种中国南北文化认同的方位词.从天地生综合研究角度分析这种响应关系背后更宏观的天地生背景,发现历史上东亚大陆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气候大陆度增加、生产力背景变化是东亚大陆文明东南推移的环境背景.历史上从早期的“东南西北”并重到宋以来“南北”话语强势,再到近代“西北”、“东南”话语内涵嬗变的轨迹,显现宋以来话语中的南北概念实际是指在整个东亚民族活动舞台东移背景下的南北概念.所以,客观来讲以前提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实际应该是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从更宏大的背景来看,中华文明的南移实际应该是中华文明的西北向东南方位的推移,此所谓“文明向东”.     

后梁兴亡与南北统一

发生于公元四世纪初的“永嘉之乱”,导致司马晋南渡而中国形成其第一次长时段之南北隔离。尔后,东晋南北朝近三百年的对峙遂行蕴其南北统一的历史主题。统一南北,复金瓯为一体的“大一统”政治意念,就南方而言,则自刘宋而下已不可称言此志。王夫之曰：“至于陈,而江东之生气,齐凋之,梁萎之,侯景摧之,萧王琳中起而灭裂之,陈氏偷存而销铄之;刘宋吞广固、捣长安之锋颖,荡尽无余矣。”刘来而下逐渐生成之北强南弱形势,经由梁末之乱铸为定局。故陈寅恪先生指出：“南朝梁亡已告一段落。梁末国土已蹙,扬子江北部都已丧失。梁的失败…     

汉语方言正偏结构词探讨

“偏正结构”是汉语复合词常见的一种组合形式,这一结构公认的界定是“前偏后正”,即修饰、限定语在前,中心语在后.但以这种结构界定标准,在分析汉语南方方言中大量存在的诸如“鸡公”、“狗母”的构词现象,以及今天北方话类似的语言现象时,存在困难.因此,有必要从南北方言事实出发,结合古汉语及亲属语材料,对这类结构的内涵进行重新检视.     

隋代文炀二帝、南北二方的文学审美特征比较

隋代的文、炀两位帝王对待文学有着不同的态度,因此对隋代的文学审美状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隋文帝阻遏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而隋炀帝受南方文化、美学环境的孕育,融汇气势于华丽之中,促进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南北朝的长期割据,使南北两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美学风范,南方清绮,北方质实。南北文学美学之差异反映了地理文化之差异。随着隋代在地域上的统一,为南北文学美学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     

地域文学的文化共性

从地域的角度认识、概括文学与文化的特征,古已有之,《隋书·文学传序》中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元代傅若金则把地域的范围推广至南北方:“夫南北之气异,文亦如之.南方作者婉密而不枯,其失也靡;北方简重而不浮,其失也俚.”     

"干中学"、技术追赶和路径依赖——基于南北贸易扩展模型的解释

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引发了我们对技术超越的重新思考.本文通过构楚一个南北贸易的伯特兰德价格扩展模型,研究了在失灵的国际市场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干中学"产业立足与赶超的满足条件和路径依赖以及所应采取的战略.研究发现在"干中学"产业中,若南方国家的市场规模较大且南方公司的初始技术劣势较小,则南方政府有能力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帮助南方公司发展起来;当南方公司发展起来后,其有能力不再依靠南方政府的力量独立在国际市场上立足与发展.     

南北文化交融的结晶——“稼轩体”成因及特点初探

<正> 稼轩虽然生于北方,长于齐鲁,但他的一生大半却是在南方度过,这种经历,使他受到了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南北文化交融的结果造就了他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到词创作上,表现为别具一格的“稼轩体”。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南北经济差距——基于儒家文化的解释

基于GDP、个人所得税、R&D投入与专利产出及第四次经济普查等维度的数据,可以描述2010年代以来南北区域经济差距快速扩大的事实。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只是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表现,不能作为充分解释这种差距拉大的原因,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在南北方地区影响的差异才是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的深刻的根源。儒家文化影响的深刻性和路径依赖性,使得北方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新体制建立和创新能力提升、开放意识、平等竞争意识、法制和科学意识等方面,整体相对落后于南方地区,从而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落后于南方地区。较小的观念意识之差,在具有区域竞争性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被放大,中国作为大国,需要从经济和非经济角度重视南北地区经济差距拉大的趋势。     

南北朝诗风交融的文化基础论略

以共同的文化传统为前提 ,南北朝诗风依赖佛教、音乐的交流和北人对南方文化的崇尚诸条件得以交融。佛教的流传为南方“声病说”的北传创造了条件 ;音乐的交流是沟通南北诗人心理的桥梁 ,并促进了拟乐府的创作 ;北人对南方文化的崇尚是诗风交融的内在动因     

论汉语方言持续体标记南北差异的成因

持续体标记的形成,是一个动词进行系列语法化的过程。本文从共时、历时两个角度,重点考察了汉语南北方言表持续体标记的本字和南北差异的成因,认为造成持续体标记南北不同的原因是：动词“到”虚化作动词趋向补语的时问（两汉）早于动词“着”虚化作动词趋向补语的时间（魏晋南北朝）,因此体标记“到”早于“着”产生,而南方方言代表了较早的汉语方言层次。     

论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隋炀帝诗歌

隋朝的建立 ,加快了南北朝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作为南北朝诗向唐诗演进的过渡性阶段 ,隋代的诗歌带有鲜明的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其中以帝王之尊而为诗坛领袖的隋炀帝杨广的创作 ,更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典型。其人兼受南北两方文化精神的熏陶、濡染 ,其诗则兼有北方诗歌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歌的清绮纤丽。     

春秋时代围城战战争季节计量研究

本文以《春秋》所记 4 4个围城战为样本 ,探讨了春秋时代围城战战争季节的分布规律。分类统计实证研究表明 :“全国”范围的、“北方”发起的、“南方”发起的围城战在各季节发生的概率 ,其分布规律皆服从均匀分布 (P >0 2 0 ) ;“北方与南方”服从同一分布 (P >0 2 0 )。研究结果说明春秋时代南北双方同样具有支撑大规模战争的经济承受能力 ,形成了可以不受季节限制而发动战争的新的军事思想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渊源——兼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文学渊源问题素为现代文学研究中聚讼纷纭的学术焦点。近年在海外史学“中国中心观”的刺激与启迪下,“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一说渐获普遍认同,“中国视角”亦成为广受期待的研究方法。本文通过对现代文学发生之内因/外因关系的重新辨析以及对现代文学“现代”性质的重新梳理,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同时,还尝试阐释了现代文学内传统影响与西方影响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从民事诉讼的系统开放性看民事“执行难”

民事“执行难”,是困扰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得一个突出问题,曾引起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密切关注和火热的讨论。对民事“执行难”之产生原因和对策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深。但是现今民事“执行难”却仍然为司法系统之痼疾,成为司法机关特别是民事执行机构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成为胜诉一方当事人惴惴不安的心头之石。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新的角度来反思一下民事“执行难”现象     

略论印度龙与中国龙的关系

在印度佛典或印度传说中,“有无量诸大龙王……兴云布雨,令诸众生,热恼消灭”,“天龙一鳞虫耳,得一缔之水,散六虚以为洪流”,“龙得小水以降大雨“。在中国神话中,“应龙畜水”,“应龙……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神计蒙处之,其状人身而龙首,恒游于漳渊,出入必有飘风暴雨”,“有神,人面蛇身赤,……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现代汉语学者将其归纳为:“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身体长,有鳞,有角,有脚,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云降雨。”由此可见,印度龙和中国龙都有兴云布雨的神力,都具有“龙”的特征。     

隋杨广晋邸王府学士及其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隋开皇九年平陈、十年平叛 ,确立了南北统一的形势 ;隋于此推出其旨在巩固统一的“太平之法”。隋晋王杨广在平叛战争结束后易镇维扬 ,成为有隋治理南方的最高军政长官。杨广驻节江都期间 ,所结构的晋邸王府学士 ,是其所谓“文化战略”展开的文化建置 ;杨广“统临南服”而江左有长达近十年的政治稳定局面 ,大致凸现了这一战略及其战略构件合理建置的政治成效。滥觞于江都晋邸王府学士而长达近 2 0年的文化典籍修纂 ,是隋史上一个持续的文化发展进程 ;其间 ,杨广撤府北上 ,晋邸南士及晋邸南方文化典籍大规模北播中原 ,并及晋邸学士襄力于大业初国家图书校理 ,不啻促进了隋代南北文化步入融通发展格局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