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治理视阈下的社会组织研究

近年来不断增长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织实体,它的介入可弥补单一政府主体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不足,在事前预防阶段发挥"渠道、制衡与保障"功能,在事中处置阶段发挥"调解与规范"功能。本文认为,可从管理体制、扶持政策、监管机制和自身建设等方面突破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困境,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转型期新型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治理研究

新型群体性事件具有触发事件的偶然性、参与主体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事态发展的非线性、冲突的暴烈性和影响的危害性等特征。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行为和角色之间的行为互动是治理社会风险的重点。有效的治理机制是构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性治理架构。同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社会风险、公共危机和触发事件的治理。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局限及其优化

在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单边治理群体性事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组织正以独特的功能优势填补着因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造成的"管理真空",以弥补政府单边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不足。然而,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局限。因此,应从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提高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以及提升公信力等方面入手进行优化,使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稳定。     

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的关联.社会资本对社会信任的积极作用在于它能够催生信任规范、传递信任.其内在机制是,社会网络能够促进信息流动和拉长人与人之间的博弈链.社会资本对社会信任的消极作用表现为,它有可能限制成员的"信任范围",并且不良的社会资本会对整个社会的信任产生消极影响.     

构建和谐社会机制治理群体性事件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尽管说这些事件多以经济因素为诱因,但不引起重视也会给社会安定带来威胁。作为考察对象,本文将通过对现阶段群体事件的分析、重点论证制度结构与群体事件之间关系,并以此对当前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提出一个解释性框架和相应的对策建议。     

社会危机事件的信任求解

当前我国已经处于国际公认的社会危机事件高发阶段,一些社会危机事件甚至成为威胁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社会危机事件之所以频繁发生,不在于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以及风险社会的到来,而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信任关系、信任制度及其实施与监督机制.为此,要推进社会信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必须切实加强政府、市场以及个人等各个主体的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任制度及其实施与监督机制,让作为一种美德的信任内化为人们的行动准则,进而成为规制社会行动的准则,消除社会危机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     

信任与企业家社会资本

从社会资本的概念出发,所谓企业家社会资本就是建立在信任、规范和网络基础上的、嵌入在企业家现有稳定社会关系网络和结构中的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企业家社会资本作为企业稳定的资源潜力,内生于企业家的关系结构中,其价值取决于关系网络规模与关系成员所有的资本量。由于企业家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多种角色的复合,因此企业家社会资本也就是多角色社会资本的总和。信任是企业家社会资本整合能力的重要方面,作为企业家社会资本的价值基础,企业家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信任的延伸过程。高水平的信任对合作的成功有着积极的作用,最终会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改善经济绩效。     

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

人们之间的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形式,促进了人力资本、土地、劳动和物质资本的协调和结合,增进了它们利用的效率,是凝聚社会各方面的粘合剂.当前市场、社会普遍存在信任的缺乏,它不但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正不断向全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蔓延开来.如何扩大信任半径,重建信任这一社会资本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与治理--以社会情绪表达为分析视角

针对促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消极社会情绪如相对剥夺感、社会不公感、尊重缺失感、道德焦虑感等,需要通过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正、强化政治参与、合理引导舆论、完善法制建设等途径加以化解、疏导,引导、规范民众的网络表达,从而遏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达到从源头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目的。     

从社会资本视角看当今农村社会信任

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资本存量不断下降,最明显的反映就是社会信任水平下降。为了整合农村社会,促进农民有效合作,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必须加强农村社区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增加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提高人际信任水平,改善和发展农村社会关系。     

基于公共治理视角的群体性泄愤事件研究

通过案例分析了群体性泄愤事件的特点和成因,这类无直接利益关系冲突,体现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长期潜藏的结构性问题,也表明了我国地方政府在群体事件应对中的能力不足。提出以公共治理的视角,增强基层政权的服务能力,转变执政观念,完善民主参与方式,达到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信任:一种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是社会的信任程度和信任范围 ,它们可以决定社会成员的合作方式、合作范围、合作深度、合作成本。一个社会的诚信程度越高 ,信任范围越普遍 ,这个社会也就越繁荣发展 ,越和谐稳定 ,越兴旺发达。     

从“社会冲突正功能”观点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以广东陆丰乌坎事件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深刻变革既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动力和活力,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和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常态。解决好群体性事件,把社会冲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成为了当前的一个重大主题。政府应借鉴现代社会冲突理论及其"社会冲突正功能"观点,结合我国实际,找到缓解社会冲突的对策,进而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广东陆丰乌坎事件是一个好案例,值得分析。     

关于社会弱势群体与群体性事件问题之思考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社会分层加剧,涌现出大量的诸如贫困农民、城市失业和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其中群体性事件就是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而且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必然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将对我国社会稳定与和谐构成十分严重的威胁。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高度关注弱势群体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理性思考

群体性事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我国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就其发生原因而言,群体性事件的加剧,有着历史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法制的、社会心理的诸多根源。群体性事件固然有社会危害的一面,也有其客观积极作用。关键在于治理对策是否得当。     

社会心理冲突:群体性事件形成的社会心理根源

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不仅进入了高发期,而且规模大、对抗激烈、社会危害严重,直接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和谐。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但与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从本质上看,任何群体性事件背后都隐藏着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社会心理动因。而在这些心理动因中,社会心理失衡和冲突是最重要的动因。所以,要准确把握群体性事件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必须全方位、多视角地深入剖析社会心理冲突及其发生机制,揭示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根源,以寻求有效治理的对策。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

由现代化过程中的邻避设施而引起的冲突正不断出现,邻避情结是对这一现象的一般性表述.本文聚焦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战略与核心机制,在分析邻避情结的涵义基础上,提出"预期损失-不确定性"分析框架,并结合我国目前该类群体性事件现状,得出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四种亚类型.最后,依据从"风险"到"危机"的逻辑顺序,提出具有综合性、主动性、全程性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治理战略框架,并建构了不同治理阶段的核心配套机制,力求在实践中对处理此类事件有所裨益.     

移动互联时代突发群体性事件动员结构及治理路径

移动互联时代群体性事件的网络动员频频出现,网络成为公众表达意见的平台。一方面涉事的草根阶层寻求公平正义,唤起事外公众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带有泄愤滋事的网民掀起网络聚集行动。基于不同目的群体利用社交媒体实现动员,造成事件在更大范围的影响。分析群体性事件中动员的形式、结构组成以及运行轨迹等,有助于管理者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先期处置,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     

多元主体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必要性及制度建构

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地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多元利益群体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种表达,要想从源头上阻断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必须实行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成因与社会组织作用浅探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制约因素。因此,深入探讨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成因,从而为寻找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提供对策路径,是应对新时期新的发展阶段出现新情况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