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作品选读的探讨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显学地位,已逐渐衰落和边缘化,文学史叙述和作品选读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对于专业和学科建设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定位、文学共性和个性构建的悖论、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文学构建等认识问题难以回避。在现当代文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还须处理好中学和大学的作品选读差异、选修课和基础专业课的作品选读差异等问题。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作品选读,既是文学史意义上的选择,也是文学个性的呈现。     

学科的凝视与探索——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的一种阅读

吴秀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是他多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研究理念与方法的思考总结。它既有立足学科前沿的问题意识和高屋建瓴的理性剖析,又有自成一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理念和编撰的经验心得,更有借鉴中外当代生态文学创作实践以及相关的生态批评理论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格局的探索,值得重视。     

文学史教育的新转变:在文学原典与生命体验的互动中感受历史——以李怡、干天全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例

李怡、干天全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文化元典导读与本科人才培养"成果之一,其特色在于将"文学史究竟是什么史"的思考与大学文学教育现状的改革相结合。全书以前所未有的篇幅突出了文学原典与生命体验在文学教学中的意义与地位,在文学史与文学原典、文学史与生命体验两个维度上给出了新的思考与启示。它以导读文本的形式,着重培养学生个人的文学感受力与鉴赏力,并由此加强学生个人人生体验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契合。它已经超越了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重写",通过还原历史现场、激发阅读体验的方法,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教育教学提供具有"范式性"的思路,从而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学理基础。     

“视角”的限制与“边界”延展的困境——对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研究视角的思考

近年来,对于"民国文学"命名及其建构相应的研究视角的呼声,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学术深化的一种拓展趋势,无疑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一种持续深化。但是,这一文学史构想的限度也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它所建构的是另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还原的是一种无意义的文学史形态,失去了文学史建构的价值和意义;从整体上抽掉了现代文学的"现代"灵魂,模糊或者说从根本上抹去了中国新文学"新"与"旧"的本质界限和区别;剥离或者最大程度地遮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命名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动态性特征。对"民国文学史"构体进行反思的目的,在于从更加宽阔的学术层面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长点",而不至于使该学科在另一种"过度"阐释的层面或者"边界"的延展中陷入困境。     

有关“当代文学”合法性的论争

所谓"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这一概念的生成是多种历史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合法性不断遭受着挑战,"当代文学"的名称、归属、"当代文学史"的书写等问题都成为了学者们质疑讨论的对象。有学者指出"当代文学"应仅用来指近十年的文学,之前的文学内容划入"现代文学"范畴;有的则认为"当代文学"应当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概念,指当下、当前的文学;还有的学者认为应该用"现代中国文学史"来取代"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     

从大学教育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实际来看 ,传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分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因此有对其进行重新划分的必要。划分的方法是拉长中国现代文学的时段 ,将其上限推至晚清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 ,下限推至80年代末。这样不仅有利于筛选经典、优化教学内容 ,也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学习。     

试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对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观念的变化,以及高校教学目标与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使当前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在新形势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由过去的重视知识传授到现在重视培养能力与训练素质的转变,更好地发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课程的教学功能与价值。现当代文学教学有助于培养大学生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提高大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和人文素养,引导大学生形成积极正面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取向等。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有促进作用的。现当代文学教学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的总结和反思

主持人语: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与进展,离不开文学思潮研究的推动.新时期以来,对现当代文学思潮和流派的研究,一直是文学史研究的持续的热点,而文学思潮研究与作家作品研究也一直是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策略刍议

《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程具有强烈的当下指涉性、无可摆脱的政治相关性。进入21世纪已有八九年时光,现今作为《当代文学史》课程接受者的大学在读学生生长于上世纪90年代迄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对当代文学史中所提及的大部分文学现象缺乏亲身感受。如何吸引、诱导他们对当代文学的审美、求知欲望,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而又迫切的课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中的课程问题

虽然"学科"一词本身就具有"课程"的含义,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源头,本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正式成立后和课程又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研究却忽略了课程这一重要环节.现当代文学课程在目前又遭遇到边缘化、相对滞后于学术研究、人文性质不足等许多问题.因此亟待学界加以重视和讨论.     

现代性视角 全景式关照 创新性追求——略论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在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教学和教材编撰的经验及科学研究成果积累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具有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总结性的教科书和研究专著。它以现代性为选取史料、描述历史和理论阐述的基本价值参照,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在史料的发掘、新的研究成果的吸收和理论观点的创新等方面均有突出贡献,尽管由于编写者的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学术研究的态度使其作为本、专科学生的教材而显得偏难或不适用,但其对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总结性的把握和丰厚的学术原创性带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上的重要突破。     

当代文学史的结构问题

在文学史的体例布局上,各种古代或现代文学史通常以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为结构主线,但近二十年的七十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在重读历史语境时,却主要突出题材、思潮、论争和现象,而不是以作家、作品为章节题目。这或者是因为价值观念系统混乱和文学史书写距离太近导致当代文学正典化的困难,又或者是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生产环境的主要创造物,首先是现象思潮而非作家作品。本文试图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体制、80年代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作与冲突之互动关系,以及近二十年来文学史写作者及当代文学评论者的学术背景变化等三个方面,来讨论当代文学史的这种重现象思潮轻作家文本的结构方式。     

从教材编写到教学实践——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为中心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材编写与具体的教学实践之间一直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集中起来看,主要表现在学术型教材与基础知识的教学、理论共识与前沿学术信息,以及文学史时段的划分与教学课时安排这三个核心层面的错位上。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仍需要遵循从基础知识到理论总结,再到学术开拓这样的一种循序渐进的规律,以此才能使教材真正起到引领教学,激发创新的功能,同时也才能使教学实践活动本身最终形成在巩固一般知识的基础上拓展和深化学术研究的开放型体系。     

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

上世纪 80年代末 ,有人提出“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主张 ,“重写”遂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了许多重写的《中国文学史》 ,从中仍可以看到“重写”中存在的理论盲点 :即主要从政治历史及文学本体的角度思考“重写” ,并没有看到今天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所在。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 ,是“残缺”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应补上“现当代文言文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残缺 ,这不仅是文学史写作的需要 ,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倡导“多元共盛”的观念 ,“多元”才是催生文学繁荣的标志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的苏区书写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的苏区书写,自新中国成立即已开始,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结束.苏区叙述在文学史编纂中的起伏变化直至"离场",关联着文学史书写的整个思潮背景的动态变迁,也关联着社会转型期文化价值的不断调整.在如今倡导"文化自信"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语境下,将苏区文艺重新纳入人民文艺的叙事脉络,使其重返文学史场域,以期完整描述二十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图景,其应成为传承苏区精神的重要路径与课题.     

开放性·互动性·双重主体性--"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改革模式初探

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在经历了近 5 0年的发展历程后 ,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教材滞后、教学方式陈旧、脱离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等问题正越来越严重地束缚着这门课程的健康发展。可以说 ,对这门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已是势在必行。而开放性模式、互动性模式和双重主体性模式的教学改革 ,则是行之有效的尝试     

构建现代汉语文学史刍议

肇始于19世纪末的文学史撰述,带有强烈的现代国家认同的政治诉求。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或将超越国家认同,文学史的功能因之必然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之一,名实之间,受到越来越严峻的质疑和拷问。求同存异,整合全球汉语文学/文化资源,构建覆盖全球汉语文学世界的"现代汉语文学史",或将有效缓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之间互相排斥、挤压的紧张关系,拆解文学史著述的汉族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促进中华各民族的平等和融合,提升汉语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故而,其意义和价值远在文学史之上。     

文学史写作的“战国时代”——关于全国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的调查报告

本文以详实的调查反馈信息为依据,在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我国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的写作和使用情况.文学史写作的权威性已经不复存在,史出百家写风骚,文学史教材的使用因之呈现出"地方割据"的局面,标志着我国文学史写作上百家言说、竞争激烈的"战国时代"已经来临.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个人文学史写作——兼评集体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黄修己独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和由钱理群、温儒敏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个人文学史和集体文学史著作,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做出了杰出贡献。在集体编写文学史的时代背景下,黄修己个人文学史的编写具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