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互补论

一、方法的转换与互补原理的启示以往的认识论研究大都采用一种纯粹历时性描述的方法,注重的是认识递嬗的线件过程。例如,把认识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没有共时态结构的单纯物,然后考察其发生、发展以及向实践的转化。这种方法仅仅注意到认识的时间展开,忽视了认识在时间中实现的空间建构,因而无法在时空坐标中达到对认识的立体把握。     

现代德国史学历史知识的认知建构及其诉求转向

现代德国史学对历史知识之建构性、目的性、功用性的认识经历了显著的变化。18世纪,为了对抗历史怀疑主义,德国史家强调历史知识的视角性和建构性。这种认知因为契合了当时科学概念中的个体性特质而流行一时。至19世纪中叶,科学概念内涵发生了变化,德国史学首先通过摆脱政治伦理说教性和理性从属性而确立了"自为目的性",其次随着历史"写作"与"研究"之间割裂的弥合,逐渐形成一套科学论证方法从而保障了这一特性。"自为目的性"有力地支撑了历史学成为一门自治且自洽的现代科学学科。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史学开始转向更强的社会地位诉求。与此同时,史学的科学性与功用性、客观性与主体性的论争此消彼长。20世纪70年代,历史知识之建构性重新被发现,发挥史学功用性的策略也从引导社会价值取向转为培养个体历史思维能力。纵观现代德国史学的这一认知变化脉络,与其说是在科学性上的递进,毋宁说是为了获取专业知识地位和社会现实地位而做出的建构、反思和调整。     

人类的自然史,还是人类的“似自然”史?——马克思“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命题再讨论

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哲学教科书中的重要命题。学术界对历史的自然性有客观必然性、物役性或者实践制约性三种解释模式。按照古典自然观的解读,在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是自然史的观点中,马克思强调人类生产的能动性是历史发展的本源,人类生产的能动性的辩证发展——而非物质必然性——规定着历史的轨迹,这种解读模式可以包含前三种解释的合理性。     

"人性"观与中国20世纪的文学论争

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性不断改变的历史,是人类不断认识自己的历史.作为以人为本的文学,正是以形象来反映记载人类不断改变与不断认识的历史,在文学史的记载中蕴涵着人性思想的发展变化.与中国20世纪文学从最初的开放到走向封闭、到回归开放的轨迹相似,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对于人性的呼唤与认识也几乎呈现出一种"U"形轨迹.     

略论辩证法的基本历史形式

一般认为,辩证法发展经历了三种基本历史形式:古代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和马主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种划分不完全符合辩证法发展的历史,没有合理的一贯的划分依据,与辩证法理论的体系结构缺乏内在联系。它导致的最显著认识后果,就是在我们的哲学与哲学史书籍中盛行的,以哲学党性原则作为判别辩证法形式高低的根本标志。我们认为,划分辩证法基本历史形式的主要尺度应该是其内在的依据,即辩证法自身本性和功能的展开和实现程度。按照这个尺度,我们似可理出一条合理的线索,即以下三个依次递进的基本历史形式:感性辩证法——知性辩证法——理性辩证法。     

系统思维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系统思维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了适应人们对复杂客体的认识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崭新的科学思维方法。本文提倡用系统思维法指导现代平面广告设计,从整体的、立体的、结构的、动态的角度认识设计问题,合理整合设计资源,充分保证设计的顺利进行和圆满完成。     

构境论与列宁“哲学笔记”研究

构境论为中国哲学研究界近来新显现出来的一种原创性思想。历史是人类社会存在及其存在方式的结构性延伸,人类社会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过程性的生活构境进程。一定的社会历史物质生产构序结构生成着人们建构自己的社会生活的一定重构方式,而任何一种历史认识都是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借助于历史记载和古物所进行的重新历史构境的主观显现。所以,思想构境论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植根于历史构境,也可以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找到自己的逻辑起点。     

从救亡图存到寻求富强--对近代中国救亡思潮嬗变轨迹的考察

近代中国救亡思潮从守旧派的“尊王攘夷”发展到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再进一步发展到维新派的“寻求富强”,体现出一种递进的嬗变轨迹。对这一嬗变轨迹作出一个逻辑和历史上的合理阐释,对这三种典型救亡思路的内涵和内在演变作出详细的说明,进而对它们的作用和缺陷作出新的评价。     

思维的建构和反映论的革命

20世纪认识论的巨大变革,无疑是人的思维的建构性的揭示。“图式”、“范例”、“格式塔”、“概念结构”、“模式”等等概念一下子涌进了认识论领域,它给了直观的反映论以致命的打击。但是,若认为思维的建构性毁灭了反映论,这又是一种错误。思维的建构性只是引起了反映论的革命,揭示出认识是反映与建构的统一,一方面认识确实是对外部信息的加工,没有外部的信息,认识无所形成;另一方面,认识何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就必须到人的思维的建构性中去寻找,它揭示出认识的社会性、历史性和结构性。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由于电脑和知识工程的产生,我们应该从建构与反映这两个角度重新来确立认识的本质。     

从“时间递进”到“空间传动”——近代化历史的动力学思考

我们已习惯把历史放进时间的维度中去加以考察,即按照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的思路去看待历史现象。无疑,这是对历史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思维向度。但是,当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基因进行宏观思索,特别是对社会的近代化问题做一整体反思的时候,便会感到,历史运动的向度并不是单一的。有时,时间的积累构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在做纵向的线型运动;而有时空间的沟通与扩展也能形成一种历史力量,使社会在横向传动中发展前进。因此,仅从时间维度来认识历史进展的动因显然是很不够的,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不同的向度去展现社会历史的运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人类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可以大致地划分出两类运动形态;时间递进型的历史运动和空间传     

中心的消解:一个华北乡村庙会中的平权与等级

庙会体现的是对乡村神祗权威的建构,也隐含一种消解中心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体现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庙会表演,另一方面也体现于庙会组织本身,即庙会组织提倡在轮值的所有会头之间维系一种平等以及责任分担的原则。对等级的消解从日常生活中生发出来,在庙会仪式生活中这种等级似乎又得到重新建构,但这实际还是一种消解和否定,通过欢快的表演而得以实现。同时,一种新的平等状态会通过这种内隐的消去等级结构的去结构化倾向而获得。     

从物理学发现看主体认识能力的演进

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这是认识论各派别公认的“客体”。物理学的研究过程,是认识的主体一人去探讨客体、认识客体、发现客体秘密的过程。物理学的发现,是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成果,这些成果记载的是人类在每一时期所达到的认识界限,而这些界限又是主体认识能力发展状况的标记。所以,把物理学发现的历史贯通起来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认识能力演变过程留下的轨迹。在有文字记载的短暂历史中,这条轨迹表现为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上,主体认识能力表现出四种不同的特征。     

政治思维定势与中国现代话剧人物形态

一中国现代话剧文学的人物形态，大约可分为扁平型、立体型和准立体型三种。扁平型人物是指围绕着某种单一的观念或品质，用粗线条勾勒出来的只具有两个维度的艺术形象。立体型人物是指源于生活原生态并凭借丰富而微妙的细节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它在个性气质和心理动因方面都具有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呈现出的夏杂性和变化性。准立体型人物是指介于扁平型与立体型之间的艺术形象，它虽然也源于某种单一的观念或品质，但是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到性格的复杂性与变化性。由于话剧人物配置的特殊规律，次要角色主要是为塑造主要角色和协助主要角色…     

艺术表达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的反映与建构

艺术表达贯穿于艺术活动的始终,在此过程中,艺术表达主体与艺术表达客体之间构成一种对象性关系,这种对象性关系既是一种认识关系,也是一种价值关系,更是建立在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基础上的审美关系。这种审美关系是反映与建构的辨证统一,审美反映侧重于阐释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奠定了艺术表达的研究基石;审美建构侧重于分析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也就是实践—精神的交互运动,分析艺术表达与认识活动、价值评价活动的关系。     

对上山下乡的再认识

一提到上山下乡,许多人便会由此而联想到“文化大革命”那一段灾难性的历史,便会由此而认为“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而全盘否定。其实这种看法大谬不然。本文试图通过对上山下乡的历史考察和辩证分析,以求得一种科学认识,并以这种科学的认识来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社会就业与社会整体文化层     

论社会公正的三维制衡

什么是评判社会公正的合理尺度,历来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难题之一。这一争论的症结在于:人们习惯于将社会公正理解为一种单维平面尺度,而不是一种多维立体结构。社会公正是社会效率、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之间的三维制衡;社会公平是在这种三维制衡关系中各种平等原则的历史平衡;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公正的主导维度有所不同;社会公正的实现过程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论马克思“非决定论”的“历史目的论”——从建构性历史目的论到范导性历史目的论

依照康德先验哲学方法论的划分,历史目的论可以被区分为建构性与范导性两类。由此黑格尔持有一种建构性的历史目的论,即预设某个客观实在的历史目的并由之出发,依照辩证法的结构纯粹逻辑地建构出现实的历史进程。这种历史目的论必然会走向历史决定论,在其中人的自由行动必然无法被设想。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模式将建构性的历史目的论模式带入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使其也陷入了历史决定论的困境。而以康德范导性的历史目的论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目的论,则可以使得马克思避免历史决定论的困难。     

论文化对生活方式的建构作用

文化有两种基本的存在形式,一种是作为过去的传统所积淀下来的物化形态,它构成了我们历史过程中的经验和规范,另一种是作为正在生成的新的历史现实,它建构人类社会生活未来的方向。前者是在旧的社会规范的层面形成了文化的相对确定性,而后者则是新社会生活的生成基础。生活方式作为社会不断形成和变化着的环境,也要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随着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发展,也要不断地实现主体性的自觉变化。生活方式作为共存主体的根本的生存环节,演化为社会结构,形成社会基本规范,因而文化不断把社会生活中的经验具体转变为现实性的内容。     

数字化时代的认识论走向

以数字化命名的时代特征不仅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深刻变化,而且也在思想领域里规定了哲学认识论的历史走向。本文认为:在数字化时代,随着虚拟实在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认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将从现实性向虚拟性拓展。由于这种拓展的基本特征在于强化认识过程的技术建构意义,揭示技术对真理的解蔽作用,因而数字化时代认识论走向的本质是技术论转向。     

由早熟到辉煌的文化史路——先秦文史哲互摄中的文学建构

正象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源头和高峰一样,先秦文化则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高峰.而在源头和高峰时代形成的先秦文学,不仅是先秦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它和总体文化构型之间存在着互涵互动的关系:文学受文化建构过程中整个作用所驱动,同时又以自身的变革参与了文化建构;而文化构型,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是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因此,文化或文学的生命和运动,实则又是在一条具有既定物质条件而又充满了人的创造精神的历史道路上形成和展开的.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是在其独特的历史道路上构型了自己的文化,我国文化的开创、奠基期——先秦时代,则是在“亚细亚型”的历史道路上,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由“早熟”而走向辉煌,建构了一个蓄积丰厚、“大器晚成”,因而以气魄宏伟、博大精深为特色和底蕴的民族文化体系.同这一文化体系一道生成并同步发展的先秦文学,即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以文史哲互摄的架构,承载着一个伟大的文化价值体系,揭开了中国文学史上恢宏壮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