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灾害动员的模式初探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进行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动员是党和国家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内在需要和宝贵经验.建国60年来,党和政府在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党政部门为领导者和主导力量、以广大社会民众为主力军和依靠力量、以人民军队为生力军和中流砥柱、以权威媒体为中介桥梁和引导力量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动员模式.     

新中国初期基层政府灾害应对机制研究——以1959年登陆福建台风灾害为例

1959年为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福建台风较为严重的一年,如何应对灾害是对新中国政府执政能力和应对水准的一次严峻考验。基层政府对灾害的应对机制发生了明显变化,应对机制的成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动员机制、信息沟通机制、灾后重建机制,对其进行考察,可为现阶段我国灾害应急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借鉴。     

资源动员：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资源获得机制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研究应该在源供给主体与社区居民需求之间的关系中展开。在政府职能缺位和社区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足的背景下,以社区精英为主的社区民间组织通过策略性实践,成功从政府、社区物业和医疗部门获得社区居民所需的公共服务资源,这是一个资源动员的过程。其中蕴含着日常实践的框架化、象征性话语和符号实践以及互惠性交换的资源动员技术,并依循了特定的资源动员知识、资源动员技术和动员知识的选择性运用,高度依赖于动员者的特定身份和人生经历,三者共同决定了行动者的资源动员能力。在此基础上,对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反思。     

新形势下的社会动员模式研究

社会动员作为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进程的社会传播手段,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对2008年南京文明城市创建的个案研究,总结了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动员实践的可行模式.动员主体面对日益分化和疏离的社会现实,针对不同特征的动员客体需要采取不同的动员模式.面向绝大部分普通市民,通过开放主流空间和建构异质性空间,进行参与动员;对其中一部分直接影响动员进程的个人和群体,通过以人际传播为特征的情理动员方式,确保他们接受规范、完成动员行动;针对动员客体中的一部分积极分子,通过内化动员让他们成为动员客体的表率,甚至将之转化成为动员主体;而针对违反动员规范的动员客体,及部分工作不力的动员主体,则采用软性或硬性惩戒式动员方式.     

结构、组织与话语:社区动员的三维整合

社区建设中情感和行动间的逻辑缺环是社区动员的研究起点.社区建设可视为一种社会改良运动,将社区动员放在社会运动的理论范式下考察,可以从中提取出动员结构、组织与话语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在社区动员之中依然基本处于客体地位,居民作为行动主体的认知框架没有被完整形塑;社区动员的制度化建设逐步推进,但是社区动员的主体居委会,容易因循行政动员的路径,动员效果受限;社区自组织开始呈现“授权式动员”的特征,但是自身制度建设的完整性和组织合法性地位制度化不足成为发展的瓶颈;动员行动的话语选择缺乏与居民生活和社区地域特征的契合,流于自上而下的政府意志,缺少激发共同情感和集体行动的能量.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社会动员研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出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有效遏制疫情的蔓延,党和政府充分调动和整合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共同保障公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将整个社会联系起来相互合作的一个有效手段便是社会动员。在动员全体人民积极参与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以下三种因素相互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疫情防控中的动员机制;二、疫情防控中的动员方法;三、疫情防控中的动员平台。     

社会动员的变迁及内在机制——以公益献血的动员研究为例

自1998年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以来,中国公益献血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往学界往往将这种进步归因于社会体制、政府管理能力、组织结构或者献血者素质的变化,这些解释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献血事业的特色和经验,但其视角却局限于过大、偏和弊。社会动员机制也可以作为公益献血事业进步的一个解释维度。针对献血的社会动员经历了政治动员、物质动员和主体动员的阶段性过渡和有效衔接;在献血动员变迁的过程中伴随着动员意义的建构。公益献血进步的探讨,不仅能反观社会动员的变迁,而且管窥了社会动员变迁背后的社会转型。     

大庆石油会战中的社会动员

1960年到1963年开展的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得益于社会动员的成功开展,其主要动员内容表现为宣传动员、行动动员和组织动员三个方面。石油会战中的社会动员对我国石油工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次大会战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产生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大庆精神。     

慈善资源动员与权力边界意识:国家的视角

探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慈善资源动员的手段、策略和方式,不能隔断权威主义动员传统的延续,更不能脱离总体社会结构转型的语境.时下以政府民政部门、工青妇等准政府组织以及各级慈善总会构成的慈善救助主体框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能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国家治理和政权建设的辅助性工具,仍然具有较强的公益资源的动员能力.从权力建构的角度来说,慈善资源的动员过程展现了权力的实践形态,国家动员下的公众慈善参与可以划分为身体表演型参与、依附回报型参与、自愿响应型参与.慈善资源的政府动员过程,使公益行动暴露在外来力量或隐或现的强制之下,由此,自然地引发出对资源动员的政府权限与施惠主体的自由意志之理论关怀.政府部门应当自觉树立公益活动领域的权力边界意识,使公共权力"驾行于制度供给领地而止步于私人道德门槛",从而避免重蹈过去慈善捐赠行动偏向政府动员一端的单纯形式主义覆辙.     

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与管理对策

网络动员已成为近年来的网络热点和管理难点.文章在对网络动员概念、成因、类别等基本问题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网络动员背后的作用机制,并从"社会冲突理论"视角出发,针对网络动员提出一定的管理对策.     

频繁灾害下的财政制度与政策选择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以及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灾害．对我国政府和社会的紧急动员能力提出了挑战。在“多难”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如何在财政制度与政策上将灾害的响应机制和灾后重建工作制度化．保证更加有序和高效地应对灾害,是我国“兴邦”的关键所在。     

社会主义改造和集中动员型体制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迁.由于社会动员的导入和强化,致使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出现非均衡性发展,并使原本有序的社会变迁从开始阶段的引导型渐进性变革转向速度导向下的压力型强制性变革,进而中断了社会经济的组织性进程,给社会主义改造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历史遗憾.反过来,社会主义改造出乎意料地完成,强化了在其后的经济建设中对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社会动员的迷信和依赖,刺激了对政治动员的制度性诉求,并最终导致以政治推动为特征的集中动员型体制的形成.     

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一项政治史的考察

中国革命得以成功,关键在于中共强大而有效的民众动员能力.从抗战到内战,中共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采用了不同的动员策略.抗战时期主要是以抗日救亡激发农民的民族情感、以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以群众路线提升农民的政治参与;内战时期主要是以土地改革进行利益导向的动员、以阶级划分进行身份导向的动员、以诉苦清算进行情感导向的动员.整个革命年代,中共乡村动员又呈现出超越不同阶段的延续性特征.无论抗战还是内战,中共乡村动员都以获取农民的参与性支持、认同性支持和物质性支持为基本目标;为实现此目标,又总是以利益之满足、身份之建构、情感之唤起作为基本的动员手段.     

略论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动员经验,主要包括:立足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全局,开展全面深入的社会动员;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动员放在首位;充分依靠各级机构,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动员;始终坚持利益引导,紧扣利益进行社会动员;创新运用各种载体,采取多种方式开展社会动员等.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当前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组织化合作动员:社区建设的新范式

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世界转变的背景下,组织化合作动员是调动政府、社区、驻区单位和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大众传媒以及社区居民的有效途径.XW区的文明创建实践表明,组织化合作动员涉及基层党政组织、社区组织、驻区单位与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传媒组织等不同主体,而动员策略可分为压力型动员、宣传型动员、活动化动员和精英式动员等四种方式.有效进行组织化合作动员,需要政府部门适当放权,并培育与发展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社会组织.     

动员与效能:1946-1947年中共黄河复堤运动

1946-1947年中共两次短时期内动员数十万民众,修复黄河下游大堤,确保了黄河归故后的安全。这次治黄工程被称为复堤运动。中共将行政组织动员和政治思想动员有机地结合起来,高效地完成了人力动员;在施工的过程中,虽然组织民工完成了大量土工,但是堤工的质量差,效率低。中共高效率地进行人力动员,却没有实现施工的高效率。因此,复堤运动的效能低下。其客观原因是内战的影响、技术薄弱和物资匮乏;主观因素在于基层干部素养低,民工积极性不高。复堤运动反映了运动式治水方式的效用和内在限度。     

现代集体行为中的新结构要素——网络助燃理论探讨

本文从大量群体性事件的经验资料中提炼出网络助燃理论:一方面,网络及其人际传播对集体行为的发生起到组织动员和情绪感染的内部助燃作用,即将集体行为发生的条件和资源不断集聚,这是内聚动员过程;另一方面,网络人际传播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为集体行为寻找合理化依据与舆论支持,即外扩动员过程,它影响媒体报道和政府对集体行为的处理.互联网作为信息的载体和舆论的平台在现代大规模的集体行为的发育和扩散中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结构性条件.     

我国国防动员法立法理念研究

作为第一部规范国防动员建设的基本法律,我国《国防动员法》充分体现了从依靠行政手段转变为依靠法制手段、既维护传统安全又维护非传统安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全方位立体动员和履行国防义务与保障合法权益有机统一的国防动员立法理念,必将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产生深远影响。     

论社会动员的实践价值

社会动员是人类社会特有的能动性活动.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社会动员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社会动员来源于社会实践,具有深刻的实践根源,是社会实践内在的、本质的要求.社会动员服务于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社会实践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来统一思想、协调行动、整合资源、推进发展.社会动员具有重要的时代价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更加需要社会动员.     

转型期国民经济动员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我国国民经济动员正面临着深刻的制度变革.过去那种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下运行,以保障全面战争需要为主要目标的国民经济动员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实现转型期国民经济动员的制度创新,充分调动人们参与动员的积极性,实现国民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