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白普仁喇嘛与多杰觉拔格西在内地弘法及影响

民国初年,汉藏佛教界在佛教文化内涵的理解与认识上不断切近,汉地僧人开始集体或单独前往西藏求法,藏传佛教僧人亦躬身达至内地阐发藏传佛教的教义及修行次第。亲至内地初传佛法的藏传佛教著名僧人白普仁喇嘛与多杰觉拔格西,作为扣连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人物,跨越汉藏过往的沟坎与现实局势的困境,凭依宗教领域内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诠释,阐明佛教与社会、佛教与人生等佛教现世价值观,与汉地佛教界人士共同弘传佛教文化,赋予佛教新的解释现代社会的阐发理论和切入模式,力行书写了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现代进程。     

邬坚巴·仁钦贝的伏玄珠法

文章就西藏邬坚巴·仁钦贝的伏玄珠法与内地古代伏玄珠法作了比较，并区分其异同。这对人们了解古代藏族文化及汉藏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价值     

明代甘南藏区贡赐贸易述论

明代甘南藏区聚居着众多的番族，他们多次入京朝贡，这不仅有利于当地的稳定，还加强了当地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更促进了汉藏间的文化交流和甘南藏、汉文化的发展，因此朝贡对甘南藏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近代藏密东传:汉藏文化交流的高潮

汉、藏文化是中国对其他少数民族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两大主流文化。它们之间也有着相互的交流与影响,但古代汉藏文化交流多限于汉藏交界区域或马茶贸易的经济领域。近代以来,以藏密为主的藏文化受到内地知识界的热切关注。经过九世班禅、诺那活佛等藏密高僧及内地信众太虚、能海等人的努力,藏密在北京、上海、杭州、重庆、成都、南京和武汉等地的知识群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甚至还传播到港、台及海外华人社会,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影响力的"藏密东传"运动,推动了藏文化在内地的传播。在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藏密东传"使中国汉藏两大主流文化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元代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唐宋时期就发生了，元朝统一西藏后，使这种交流活动更加广泛和深入。元代西藏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各族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提高，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兄弟民族间的传统友谊和祖国的统一。     

试论中国西南新石器文化的地位

新石器时代西南地区与祖国内地的文化交流愈加密切,共性愈加凸现;同时区域内文化的继承关系和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仍然十分明显。富有地方特色的新石器文化不仅对该地区青铜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其晚期文化中所反映出的与祖国内地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特点,是西南地区逐步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生动体现。     

藏传密宗与“中华国族”的构建——民国时期汉地僧人的藏密观

民国时期东密和藏密都传入汉地，成为汉地佛教重建“中密”的参考。汉地佛教界对这二者有一个认知、抉择和取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汉地佛教界最终舍东密而取藏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经过与东密比较后，汉地佛教界认为藏密无论是在精深程度、发展规模，还是在戒律方面，都胜于东密。为了有效地参照藏密，完善自身的佛法体系，汉地佛教界又将藏密与汉地佛教比较，认为藏密在佛经翻译方式、密典数量、修习次第、律仪等方面，都有优胜之处，这都是汉地佛教取法的重要内容。民国密教的兴起与发展是在当时中国民族文化重塑语境中，汉地佛教文化重构的一种努力。除了佛法体系完备性的需求外，民国汉地佛教界认为沟通汉藏佛教对建成“中华国族”、沟通中华五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交流视域下的甘南藏区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在甘南传播历史悠久,是甘南多元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甘南汉传佛教深受当地藏传佛教的影响,吸收借鉴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因素,并得到当地藏族民众和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支持;同时,甘南汉传佛教的发展,也得到了内地佛教界的支持与帮助,是汉藏佛教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在甘南宗教和谐、民族团结和地方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古不可分割的汉藏关系

考古发现表明,从旧石器时期到吐蕃时期,西藏文化与祖国内地文化的交流是明显的。从唐蕃关系、宋代与六谷部及厮关系看,汉藏友好往来是主流。元代招服吐蕃,实现了中华民族大统一。汉藏关系自古以来是不可分割的。     

王恩洋先生与重庆佛教

本文以王恩洋先生在重庆弘宣佛教的事迹为线索,考述了其与重庆佛教的因缘及其影响。从中可以看出,重庆佛教界主要有三支力量:一是以太虚为中心,以重庆长安寺和汉藏教理院基地的中央系统的僧伽;二是以重庆僧人为中心,以华岩寺为基地的地方系统的僧伽;此外,还有一批以公会形式存在的居士组织。王恩洋先生在重庆不仅培养了一批懂唯识学弟子,而且还泽惠后人,使唯识学研究成为川渝两地佛教界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桑耶寺、吐蕃道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

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占有显著地位的桑耶寺不仅在弘扬藏族文化、培养早期藏地的宗教人才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而且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而吐蕃道是沟通中国内地与印度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本文从桑耶寺的佛经翻译、汉地僧人在桑耶寺的驻足活动、汉文史料中所见汉僧沿吐蕃道往返于中印之间的情况等方面 ,论述了桑耶寺、吐蕃道在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     

近代康区陕商在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自清代初期以来,陕商始终在康区汉藏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不仅在于陕商善于把握商机,构建起层级式的商贸网络,扩大与藏区社会的商贸接触面,还在于陕商重视文化与社会交往在汉藏族际贸易中的作用,通过尊重、效仿藏民生活方式和频繁的社会接触与互动,推动贸易的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陕商扮演着向康区传播汉文化与吸纳藏文化因素的双重角色,客观上推动了康区汉藏文化交融。     

浅谈藏语对汉语词语的吸收及其规范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汉藏翻译，它不仅丰富了藏语词汇的表现力，也推动了藏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但过滥的吸收词语，影响藏语言的纯洁性。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必须有具体的对策。     

港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文章从加强内地与港澳文化交流,推动港澳人心回归的角度,全面梳理了港澳文化创意产业的现状,分析了港澳文化创意产业有别于内地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指出港澳文化创意产业在机制、政策、空间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布局产业链,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合作机制,加强创意教育等对策建议.     

中华诗坛汉藏交流的不朽篇章——从卢前诗作回顾喜饶嘉措抗战期间在内地传播藏族诗学的重要史实

汉藏文化的积极沟通与交流是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之一,六十多年前江南学者诗人卢前存留的五首旧体诗歌、散曲和有关文章,见证了上个世纪抗战期间喜饶嘉措大师在内地文化界、教育界传播藏族诗学,介绍藏族诗人的重要史实,颂扬了喜饶嘉措大师为汉藏民族之间的诗歌文化沟通与传播所作的杰出贡献,证明了喜饶嘉措大师具有为国家前途、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大无畏的爱国精神。     

中华民族共同体元素的表达:打箭炉商货的类别、技艺与消费

清代打箭炉市场的兴起日益成为连接汉藏物资与文化交流的重镇。在人们经济行为的生产、交换与消费过程中，打箭炉流通的商货有输入型、输出型和汉藏文化元素结合型类别，其产品的类别、技艺与消费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元素与符号。文章从物质的生产技艺与消费方式窥探人们在服饰、日常生活用品、生活习惯与消费观念等方面由物质需求到文化认同再到文化共享，实现了人、物的互动与情感、观念的沟通，是青藏高原的藏族与周边人群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形成的物品共享、观念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特质。这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实践，也是打箭炉区域社会秩序得以有序确立的重要因素之一。     

民国四川藏汉佛经译刻刍议

四川素有刻经、译经传统,民国时期四川由于特殊的地理、政治、人文、传统因素,使近慈寺译经院、汉藏教理院、支那内学院蜀院齐聚川内,四川成为当时全国藏汉佛经译刻的中心,涌现出了一批对近现代佛教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西行求法、藏汉译经和刻印经书是当时藏汉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的藏汉译经、刻经工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佛教在中国的复兴过程和中国佛教界为佛教复兴所做出的努力,并因此建立了以佛教为中心的藏汉交流基本格局。     

明清时期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时期 ,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前 ,澳门不仅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口岸 ,而且也成为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从 16世纪起 ,一批西方传教士通过澳门进入内地 ,观察、学习中国文化 ,并经过他们的传播 ,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介绍到欧洲 ,引发了欧洲的“中国热”。中国人民也通过澳门这一窗口 ,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地 ,经过长时期的异质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澳门逐渐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色     

明朝时期中国汉籍东传日本研究

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中，汉籍东传日本列岛，悠久的历史和传播的规模不仅构成了中日两大民族文化交流的极其重要的内容，创造了辉煌的东亚古代文明。而且对两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针对中国的明朝时期两国的时代背景，探究当时中国汉籍传入日本的方式与特点，从中窥探中国文化的东传给日本带来的影响，进一步了解古代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情况。     

儒家文化在藏地的传播与融合——以藏族古代儒家教育为中心

基于藏汉地缘空间结构上的便通性、民族生理学意义上的亲缘以及汉藏语言系统的共性,历史上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通过多元渠道,尤其是儒家教育政策的实施,将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儒家经典传播到藏族地区,不仅改变了藏族社会的风貌,也推动了汉藏文化的交融,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