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解构与建构:近代天下观向国家观转变历程解析

中国近代以来天下观向国家观的转变是一个破旧立新、解构和建构同时进行的一体两面过程。一方面是中国中心天下观一步步解体,另一方面是以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观逐步确立。西方史地知识的传播,带来国人世界观的改变,触动天下观向万国观转变,但是中国中心的主体地位犹存。国际法知识的广泛传播和运用及民族危机的步步加深,促使国人的国权主权意识逐渐凸显,中国对藩属国完全失控后,中国中心的观念瓦解,以国地、国权、国民为核心的国家思想成为思想界的主题,民族国家思想渐趋成熟。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无圣、革天的主张,终致天下观的思想根基彻底瓦解,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思想中对民族国家、国民国家等国家思想进行系统阐述,中华民国的建立及之后一系列建国纲领文件的颁布,是对民族国家思想的重要践行和落实,标志民族国家观完全确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文明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一面旗帜.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扬弃传统中国“天下”体系和西方“绝对主义”国家强权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和平主义外交理念;从空间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民族—国家”的扩张性,集中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世界和平,致力于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转化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治理的一种新型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建设和谐有序的世界秩序提供全局性的战略指导.     

“别现代”与文明调协

"别现代"作为另样的现代文明,是与西欧、北美地区原发的现代文明相对待而言的。"原现代"确立了以大工业生产方式及其市场导向为底基的社会形态,"别现代"则借助国家权力机制介入生产组织和市场运行,以实现后发民族对先行者的赶超策略,从日本、韩国、新加坡、苏联、中国、越南等实例中可以考见其利弊得失,亦足以揭示当前国际交往中一大争执焦点之所在。"别现代"的生成,意味着人类现代文明和古代一样属多元化建构,且除了东亚地区之外,还可能有适应不同民族传统与历史条件的更多样化的"别现代"形态出现。处身在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世界之中,难以避免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交往、竞争乃至冲突,但应防止过度竞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要力争做好文明调协。在确立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前提下,经充分协商,或可制定出某种能兼顾多方利益和需求的原则性协议,用以规范国际间的文明交流。而发展中国家亦应紧密追随自身的发展进程,及时调整各种关系,以逐步克服内在矛盾而不断提升其现代化高度。经调协后的互动,当有助于多元一体的现代世界更趋成熟,并以更好的姿态来迎接"后现代"社会的到来。     

中华民族的文明观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建构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观,包括文明化成天下、言立而文明、文明循礼而兴、文明以伦理为荣、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伟大、文明决定国运等主要内容。中华民族的文明观与中华文明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文明观是中华文明得以创造的思想和理论条件,对中华文明的建构和发展发挥着思想和理论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建构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观得以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正是有中华文明不断演进的历史和现实支撑,中华民族的文明观才能形成并不断发展。     

生态文明的内在逻辑

生态文明所指涉的对象或客体是由人类、社会、环境、自然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生态文明中的"生态"意味着人类—环境—自然三者相互关系中自然界的本源性和优先性,而其中的"文明"则意指人对社会—环境—自然之间内在关系的观念把握,以及对人类—社会—环境之间价值关系的实践建构。生态文明的内在逻辑包含着不可或缺且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对生态系统及其运动的自在的和必然的规律的观念把握,对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辩证关系的社会建构,以及对人类—社会—环境之间新型价值关系的实践解读。     

文明冲突文明对话文明交往——三种"文明观"的外交理念和实践及发展趋势

文明是决定和影响人类活动的基本因素.冷战结束后,特别是随着"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各种文明观的讨论逐渐演化成"文明学"的各种派系.从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角度阐述了目前学术界关于"文明学"的三种基本观点及其代表人物和相互间的区别与联系,概述了在三种文明观影响下的外交理念和实践.     

论国民观在清末的兴起

在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存在两千年之久的作为历史文化传统的臣民观念开始瓦解.在传统天下观念逐渐式微的同时,主权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日渐明晰起采,并引发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知识分子都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救国需要新国民,并对国民的"奴隶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新国民"应该具有权利、义务、独立、自由、尚武、公德、自治等特质,但当他们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时,又往往"变通"的提倡从日本学来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国民思想,要求人们为了国家的权利、自由而限制甚至牺牲自己的权利、自由,徘徊于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之间,并最终滑向了后者.     

从《论语》中对管仲为“仁”的肯定评价看孔子的忠信观

针对管仲不为公子纠殉身而死,并且做了公子纠政敌齐桓公的相这一史实,《论语》中子路和子贡问孔子管仲是否为"仁",孔子以管仲帮助齐桓公称霸诸侯和匡正天下为由,许管仲以"仁",而不是以小忠小信、君臣小节之标准评价管仲。这表明了孔子所主张的"忠"是忠于国家天下之"大忠",而非仅仅忠于国君一人的"小忠"。从国家民族的统一、天下的和谐太平、华夏文明的保存和延续等角度出发,强调忠信于国家天下,推崇对国家天下的大忠大信,是孔子评价管仲的立足点和着眼点。在孔子看来,只要有功于华夏文明、忠信于天下民众,就是大仁大义、大忠大信。     

论城市文明的秩序意蕴

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城市逐渐成为我国大多数人生存、生活和发展的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共同体是以对城市文明的追求建构其发展秩序的,从而彰显出城市文明的秩序意蕴。城市文明内在的秩序是指在城市空间区域里,由"物"的文明、"人"的文明和"制度"的文明三大构成要素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和结构状态。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城市文明秩序的建构应以"三大转型"为现实起点——从"发展崇拜"向"发展文明"转型、从"城市化"向"城市文明化"转型、从"创制"的文明秩序向"自觉"的文明秩序转型。同时,"社会认同"、"文明实践"和"网络式治理"将成为实现现代城市文明秩序的路径选择。     

全球化视阈下和谐文明的建构

和谐文明是人类发展与演进的必然趋势.从整体上看,和谐文明是推进人类和谐发展的演进过程,是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演进过程,也是推进文化和谐发展的演进过程.全球化是人类文明演进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也是观察分析文明发展的重要理论视角.全球化使文明在并存中互动,也使文明在互补中发展.为此,把文明发展与全球化趋势结合起来,需要把握好基本原则,形成两者良性发展的机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和谐文明建设为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和谐文化建设,需要以全球化为基础,把握和谐文明建构的契机;弘扬和谐精神,坚持和谐文明建构的导向;以创新为关键,增强和谐文明建构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精神文明观与语言文明建设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精神文明的传播是以语言为主要载体的。语言文字工作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和国际的交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语言文明的状况 ,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精神文明水平的重要体现。语言文明不仅从属于精神文明 ,而且还会作用于精神文明 ,推动精神文明健康发展。     

“经学”型塑与“文明”自觉——从康有为经学观念看儒家的近代气质

从经学的时代转型窥探儒家的近代气质是当下学界一个新型且重要的论题。康有为以公羊学建构为基调的经学面相集中彰显了儒学在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变迁时所具有的开放、包容与自信特质。而且,即使处于清末民初的不利时局,他也没有放弃致力于再造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雄心。在康有为的经学观念中,既有重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政治的应对方略,亦有承继儒家关乎"天下"的传统,重塑人类未来社会政治文明的普世愿景的构想。     

冲突世界的兼容文明--后"9·11"的文明诠释

"9·11"后,文明冲突理论再次引发人们的激烈争论.特别是当前的地区冲突热点被认为是基于文明的冲突时,人们发现,问题的解决因此变得更加艰难.本文认为,文明具有的多元性质和兼容特点决定了当代国际关系中"文明的冲突"是可以控制的.民族国家是文明兼容的重要载体和实施者,国家权力和利益的存在是导致冲突的根源.人类共同的改造自然与发展社会的经历、需求与愿望,决定了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存在共性.这些共同的性质、特点以及不同方式所表现的共同内容,构成文明自身兼容的基础,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进一步扩大了文明的兼容性.文明兼容作为国际合作的理论平台,可以较好避免冲突,在寻求双边或者多边共有的利益支撑的基础上,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     

社会过程·文明过程·文化运动--阿尔弗莱德·韦伯的"历史内在结构论"述评

阿尔弗莱德·韦伯以他的"历史内在结构论"在"文化形态学"领域独树一帜.按照他的理论,对人类和民族历史的分析与考察应分社会过程、文明过程、文化运动三个层面.社会过程是人类和民族历史的外在显示,如同人的身体;文明过程是人类历史得以延续的动力,如同人的营养;文化过程是各历史体的本质属性,如同人的基因.文明过程和文化运动在"创造"或"发现"、普遍性和排他性、累积性和一次性、合目的性和无目的性等四方面存在差异.阿尔弗莱德·韦伯的这一理论对于人们重新认识文化和文明的含义,克服欧洲中心论和狭隘的区域文明观,认真审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建立全球史观,均具有启发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

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价值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国家形象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质疑。对此,要重点把握三个方面:一是提升国际话语能力,建构和平发展的中国国家形象,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真实意图的误解;二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建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理念深入人心;三是开展文化交流,建构求同存异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文明、同一世界"的价值主张。     

历史视野下的现代化与儒家文明

近代中国,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遭遇了重大的挫折性变故,普世天下的文明心态与地位受到西方文明的严重挑战,开始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与转型。传统的儒家文明与带着西方标签的＂现代化＂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深思与较量,延续至今。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如何看待现代化与儒家文明,仍有探索的现实与终极的精神价值。     

现代性论域中的社会文明与社会精神

社会文明与社会精神的培育,是现代社会转变及其现代性建构及重建的重要任务,从国家、个人向社会的跃迁及其社会性的生成,决定着社会文明与社会精神之历史生成的艰难迟缓,诸多现代性社会问题的突显,又要求社会文明与社会精神的积极建构。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及其利己主义的批判,其有关政治解放、社会解放与人类解放的思想,其人类社会与社会化的人类的思想,即蕴含着现代性论域下的社会文明与社会精神的培植。从启蒙以来直到当今时代,社会文明与社会精神建构特别受到社会的无政府化与民粹化的困扰。     

“天下”宇宙观的衍变及其哲学意蕴

"天下"这个术语既有自己的历史演变,又有文化哲学的意义,"天下"不仅仅有地域和空间的含义,而且也指涉着形而上的道德建构意义。对"天下"历史含义进行梳理,可以明确"天下"意义的衍变不但体现了华夏民族的宇宙构想、道德信仰、自我认同,而且彰显了近代中国社会从"天下"到"民族—国家"衍变的历史过程。同时,"天下"宇宙观的消解打破了中国人一统天下的时空观念,"儒教中国"正日益失去其活力,民族国家的意识正日益增强,从而为新时代的"天下"观增添了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内容。     

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注重"天人合一"、尊重自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做了继承和发展,努力构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中国范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吸收、借鉴并且批判国外生态思潮与生态文明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哲学本体论上进一步提出了"生命共同体"的概念,提出通过各民族国家的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为解决21世纪全球面临的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全球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