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周作人与佛学文化

与传统文人之游心佛老相近,周作人最早接触佛学是以解脱内心苦闷为目的的。南京就读期间在“人生无常”情绪支配下,他偏于接受“生本不乐”的佛教生命观,这成为形成他一生苦质情结的起点;２０年代初道路再择引发的思想混乱,佛学“众生平等”的普亲观对他产生了更强的冲击,由此强化了他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人道情怀。而真正显示周作人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是在于他接受佛学主要用于人格意志与思维方式两方面的建设。原始佛教缘起性空论强化了周作人反权威偶像的人格精神,帮助他摆脱黄金时代终将到来的盲目情绪;而佛学“空有不二”的思想则有力促进他辩证思维的形成,从而使他避免了简单线性因果思维方式的桎梏。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探析

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史上,作为现代文学批评家的周作人主要扮演了“前导”的角色。他对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具有启蒙意义与开拓价值。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谈周作人对孙犁的影响

孙犁和周作人在生活时代、政治面貌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孙犁生前对周作人有许多批评。但是不能否认孙犁受到过周作人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周作人和孙犁的创作都有淡远明静的艺术特征。孙犁易受周作人影响的深层原因在于二人性格、气质及读书路径的相似。     

周作人时事散文论

周作人时事散文创作几乎涵盖了辛亥革命至抗战之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留下了作者对中国现代历史近距离的观察与思考。在创作上,周作人大胆探索,其时事散文包含了杂文、随笔、书信、序、跋等多种形式,在风格上,含蓄、隐晦,但富有反语、嘲讽,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新世纪以来的周作人研究

本文从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思想研究、散文研究、民俗研究、翻译研究、史料的整理与发掘等几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的周作人研究进行综述,以飨周作人研究者。     

论周作人对陶渊明现代性形象的凸显

周作人接受陶渊明立意与传统相反对,立足个人生命体验和现代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把现代陶渊明形象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传统的陶渊明观,其主流无不强调陶渊明不事二姓的忠义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而周作人首先要剥掉的就是这一层套子。周作人接受陶渊明时揭掉的第二层套子是"道学家方巾气"——一种假面的客套甚至虚伪,还原陶渊明本真自然的人的面貌。套子除掉之后,周作人所欣赏的陶渊明的现代性也就凸显出来了,这就是出于自然的人情之常和清明的理性智慧,主要表现在父子情、男女情和生死情三个方面。周作人如此接受陶渊明的原因主要在于性情喜好的相似、非主流的叛逆性格的影响和新伦理道德建设的需要。     

周作人与北方左联——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

探讨周作人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北方左联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学界对此鲜有探讨。本文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同时探讨周作人在公葬李大钊等事件中的表现,以此展开对周作人与谷万川以及北方左联之间紧张关系的探讨。     

周作人儿歌观考辨

周作人儿歌理论体系由民间儿歌与新儿歌两部分构成，其核心要点是“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由于该理论是在新儿歌（创作儿歌）缺席的前提下产生的，所以，笔者认为其中“儿歌者”之“儿歌”当是特指民间儿歌，并非新儿歌。因此，周作人儿歌观之实质乃是“民间儿歌即童谣”。     

周作人新诗理论述评

周作人是中国新诗的开拓者之一,在新诗理论和创作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周作人为新诗划定了界限,认为诗歌的专职在抒情,要求诗人应真诚而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注重诗歌的散文化,指出了新诗深受中外诗歌的影响,为新诗的发展指出了道路,并深刻地认识到：新诗的根基不稳,新诗革命是不彻底的.     

论周作人散文的风格

平缓、平正、平实、平易、平质是周作人散文的内涵意蕴、文学追求、审美情趣、文风语言、秉性资质的集中体现。     

论周作人晚年的鲁迅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晚年的周作人继续写有大量的散文作品.周作人的这些晚期散文对于鲁迅研究具有特殊且重要的意义.作为鲁迅早年生活最熟悉的"亲历者",周作人晚年不仅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还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极具个性的独特视角和独特观点,这些都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论周作人的儿童教育思想

用作人是最早重视儿童教育的中国现代学者之一,也是最重视儿童个性并努力以理性科学的态度为孩子自由的精神世界说话的学者.他的儿童教育思想是丰富的、系统的,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他重视儿童主体性,提倡对儿童实时性教育等先进教育理念在今天仍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论周作人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

五四时期,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与宗教关系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但是由于宗教本质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因此,它与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文学是根本对立的。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又对中国文学的“准宗教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应该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办差”。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探讨新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使周作人的思考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对话性。     

论周作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独特贡献

周作人在诗歌领域的理论建树、创作实绩及其影响,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本文从诗歌理论与批评、新诗创作和杂诗写作三个方面,介绍并论述了周作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创立和发展作出的重要而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对作为周作人“独家产品”的杂诗,进行了梳理评价。     

周作人与中国比较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坛,周作人是最早评价外国文学艺术,倡导中西诗学融合,进行对比研究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播火者,也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先驱者之一。     

周作人与非宗教运动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对宗教是相当热心的,但1922年春天爆发的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却使他从这种宗教的兴奋中清醒过来。在非宗教运动中,周作人对现代知识分子掩藏在无神论外衣下的准宗教情绪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他所强调的“理性的反抗才是一切革命的精神的本源”以及“专制的狂信”是东方文化中最大的毒害等,对我们今天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情绪以及革命与宗教意识形态的关系等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