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何其芳现代格律诗主张评价质疑——与许可、刘再复等同志商榷

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主张,是对我国新诗理论的一个重要建树,不应让它被否定性的意见所淹没。 许可同志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一期的《论新创格律诗要求行的字数整齐》(以下简称《整齐》)声言,按照何其芳的主张写的诗“不成其为格律诗”。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三期的《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亦断言:“新诗不应有什么既定模式,也不必要求它改变节奏和韵律较为自由的倾向。”如果要从何其芳的“探索中取得教益,倒是觉得不必一定要重蹈他……的足印。” 对何其芳现代格律诗主张的这两种否定性意见,笔者认为必须提出一些质疑。     

卞之琳诗作管窥

卞之琳于1910年冬天出生在江苏省海门县的一个小乡镇里。他从1931年开始发表新诗,先后出版过的诗集有:《三秋草》(1933年),《鱼目集》(1935年),《汉园集》(1936年,与同时代人何其芳、李广田的诗合集),《慰劳信集》(1940年),《十年诗草》(1942年)。建国后,曾出版诗总集《雕虫纪历》(1979年)。     

郁达夫与何其芳创作母题之比较

曹万生在同题论文(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3期)中对比探讨了郁达夫与何其芳创作母题中的“孤独”、“爱情”和“死亡意识”。作者指出:“郁达夫孤独的痛苦,最深刻地揭示出五四文学的精髓:个性主义思潮的勃起。”而后起的何其芳的“孤独”则“更靠近现代主义思潮”。关于“爱情”,“郁达夫侧重对肉美的追求,体现出颓废派的大胆暴露;何     

十七年时期何其芳诗性人格的呈现

建国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间,何其芳的精神人格经历了一个体制化的转型过程,但其作为诗人的精神文化基因并没有被彻底删除,我们在考察何其芳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时仍然会发现他的体制性人格背后被压抑的诗性文化基因。十七年时期何其芳的诗性人格一方面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一方面表现在他的诗歌评论和文学研究中。     

论何其芳抗战时期的散文创作

何其芳(1912—1977)近年来引起评论界的注意,人们开始客观地、公允地审视和评价其创作与成就,而对于他参加革命以后的创作,尤其是散文创作,则表示了某种冷落。何其芳的散文创作是他的思想、生活前进的表现和记录,本文着重对其抗战时期的散文创作进行探讨,以期总结其创作上的得失。     

何其芳诗歌定义管窥

给诗歌正名定义,是诗歌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建设工作。几年来,通过有关考察,我认为,我国已故著名文学评论家、诗人何其芳,在一九五三年给诗歌下的定义,是人类诗歌史上首次跨进比较科学、比较完整境界的诗歌定义,值得重视。在何其芳给诗歌下定义之前,中外的诗     

论建国后的何其芳

一、无奈的诗人“学书学剑两无成 ,能敌万人更意倾。长恨操文多速朽 ,战中生长不知兵。”何其芳写于 1976年的这首旧体诗 ,可谓是对自己一生事业的总结。何其芳的人生理想是“书剑两成” ,但相比而言 ,骨子里更为向往的是书、是美、是文学。我们知道 ,年轻时代的何其芳 ,曾是一个唯美追求的艺术中心主义者 ,在 3 0年代的《画梦录》中 ,他曾这样抱怨时世 :“在粗暴的疯狂的喧哗里我们听不见高贵的优美的声音了 ,正如在隆隆的炮火声里我们听不见音乐家的琴声了” ,并宣称“文学将不附于任何宗教之上。”① 当年投身革命时 ,何其芳虽不无建功立…     

论何其芳的艺术个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何其芳虽算不得大作家,但却是一个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着的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和风格的诗人、散文家和文艺评论家。何其芳早期的诗和散文,以其精致的艺术创造享誉三十年代文坛,不仅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对于现代抒情诗和散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考察何其芳的创作道路,探讨他的艺术个性(包括它形成、变化的主客观因素等),将有利于探求和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必有益处。     

他赤诚地嬗变着自己——略论何其芳诗歌风貌的变迁

何其芳是我国现代文坛上享有盛誉的诗人,散文家、文艺趣论家。他以绚烂柔美的诗文、赤诚坦白的心灵、认真严谨的精神,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和崇敬。何其芳是从诗歌开始文学生涯的。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以“汉园三诗人”的美名而崭露头角,而且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半个世纪。作为诗人,何其芳奉献于社会的诗作数量不多,五十年间,仅有《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和     

摇摆于“政治正确”与“文学正义”之间——何其芳文学史观的系谱学阐释

何其芳的文学史观尚未引起重视;从"系谱学"角度看,何其芳总是摇摆于"政治正确"与"文学正义"之间,其立场与观点显出诸多罅隙与断裂;透过这些罅隙,我们发现一只由政治形势、意识形态、个人身份、宗派斗争等多种力量纠缠、聚合而成的权力之手;这只手不仅型塑了何其芳文学史观的基本面貌,而且还使身居学界与官场高位的他,为避免跌入学术与政治权力的深谷,只得竭力保持一种异常"精致"的平衡"姿态"。     

文人的“新社会梦”——试论何其芳1942-1949年的思想变化

本文以较为翔实的史料 ,勾勒了何其芳 1 942— 1 949年思想变化的轨迹及其变化的内在理路。“新社会梦”是何其芳思想变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基本动力 ,使他将文学的特性与社会演变的逻辑糅为一体。文人的“梦化”思维导致了他某种程度的思想理性的匮乏 ,以及文学创作的失落。     

从何其芳诗文看其1940年前后的思想波动

1940年前后延安文人的思想转变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现象。何其芳1938年至1942年在延安写成的诗文,表现了这位曾经走唯美之路的现代派诗人转入为群众服务艺术轨道过程中的思想波动。在延安文人思想转变现象有文人自身潜在的内因,不仅仅是“政治外因”所致。何其芳的新社会梦以及由此延伸而来的新旧二元观、趋新弃旧、择美避丑、文化自卑等思维特点、审美偏向和情感状态,是他思想转变的基本原因。     

如烟似梦的艺术范本──评何其芳的诗集《预言》

如烟似梦的艺术范本──评何其芳的诗集《预言》麻晓燕真正诗人的评定标准应该以其作品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为尺度．与那些高产诗人相比，何其芳的诗创作少得近乎吝啬，解放前二十多年的岁月仅仅留下两本薄薄的诗集《预言》、《夜晚》；但他却无愧于真正诗人的称谓．这两本诗...     

《梦中道路——何其芳的艺术世界》简介

《梦中道路——何其芳的艺术世界》（谢应光、谭德晶合著）于2010年6月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全书由七章构成,分别为：第一章,童话般的梦幻世界;第二章,镜花水月的艺术世界;     

何其芳及其诗浅论

本文对何其芳及其诗勾画出了一个总的轮廓。文章共两个部分:其一,诗人之路:上下而求索;其二,何诗之形式:格律——散文化——格律,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轨道。作者认为,研究何其芳在探索诗歌艺术形式上所走过的道路,在今天是颇有意义的。     

画梦与双重文化人格冲突——何其芳早期散文里的焦虑意识

何其芳早期散文描画出一个个梦一般的世界,在这些散文中弥漫着一种孤独忧伤和无法消除的焦虑,显示出何其芳潜意识里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文化人格的双重冲突。这些焦虑具体表现在:面对家庭的矛盾心理、少年时的温馨和成人后悲凉之间的落差、骄矜的青春中对爱情的失望和期待、渴望表达却难以表达的焦虑、乡土情结和城市文明间徘徊的尴尬。     

纪晓岚的沧州籍老师——许南金

许南金是纪晓岚众老师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在196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著、由著名诗人何其芳作序的《不怕鬼的故事》一书中，有一则名为《南皮许南金》的故事。这个故事让许南金一夜之间成为神州大地上家喻户晓的不怕鬼的明星。     

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动人的汉园交响曲

三十年代初,三个爱诗的青年学子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分别从四川、山东、上海来到了北京大学,来到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祥地。他们以诗会友,在这幽深、静谧的汉花园中边攻读边苦吟,互相切磋,留下了诗的柔韧与精练。1934年,热心的卞之琳辑录了三位诗友的部分诗作,编定了《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新诗史上继文学研究会诗人群的《雪朝》、湖畔诗社四诗人的《湖畔》、《春的歌集》以及“新月诗派”诗人的《新月诗选》之后,又     

何其芳的美学思想

何其芳(1912—1977),是我国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文艺理论家。以1938年他进入延安为分界线,他的文艺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以前,“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在他是最“可珍贵的东西”;而在此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和文艺观,开始指导着他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更     

目中有人心有所思——《中国现代文论家论》简评

《中国现代文论家论》（庄锡华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8月第l版）是一本史论集，选取胡适、周作人、冯雪峰、邵荃麟、何其芳、胡风、周扬、毛泽东等八人，取个案研究方法，意不在史的流程与全面，也不限于理论、批评话语的考辩，却自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