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ISSUE： SPACE PRODUCTION AND URBAN ORDER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Loss of Urban Order and the Ethical Construction of Urban Ord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快速城市化的中国处于建构城市意义、城市秩序的关键期。城市是一个空间有机体，是人类文明要素的空间化有机聚集；城市意义是城市有机体的伦理纽带，一个没有意义归属的城市将充满风险、冲突频发。在建构城市物质形态的同时，使城市整合为一个有秩序的意义共同体，是实现城市可持续繁荣的内在要求。重构城市空间，从城市物性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的整合性与互动性出发，建构合理的“空间—伦理生态”，是建构城市秩序的重要现实路径；以社区、社会组织等为载体，合理推进以意义为纽带的集体行动，是建构城市秩序的重要伦理选择。     

城市哲学与城市秩序(专题讨论)

编者按:当代中国的快速城市化与复杂的城市问题,呼唤着城市哲学的出场。可以从知识论、价值论、学科论等诸多层面生成和建构城市哲学,而建构城市哲学的根本路径则是直面、解释、解答当代中国的城市问题。本期刊发的三篇论文以城市失序为问题域,以城市意义、城市秩序为关键词,对当代中国城市哲学的问题域、多维度建构进行了探索。陈忠教授的《城市意义与当代中国城市秩序的伦理构建》对空间生产、城市秩序、城市意义的关系进行了秩序论向度的城市哲学思考,倡导以城市意义为核心,通过具     

跨文化传播的伦理空间

日益深入的全球性危机使全球伦理建构的迫切性凸显,亦使之成为关系全球秩序和人类共同体利益的全球治理的观念基础.依据跨文化传播的空间维度,全球伦理的建构可分为三个层次:个体的、不同社群之间的交往伦理;不同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区域内部的交往伦理;全球社会各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区域之间的交往伦理.中国社会各界应恰当运用自身及其他文化的伦理经验和信仰资源,以积极的伦理建设履行当代中国对国民和世界的道德承诺,以赋予全球伦理新的内涵和意义作为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     

《资本论》对城市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立足时代问题,用马克思本人的方法重读马克思,用《资本论》本身的方法呈现《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对推动马克思哲学与《资本论》走进当代、走进城市社会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紧扣时代主题,努力解答时代重大问题,是马克思哲学及《资本论》的根本方法论特质.城市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城市哲学是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新领域.《资本论》对城市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资本论》处理概念与对象关系、概念史与社会史的策略,对城市哲学形成合理的概念与概念群具有方法论意义;《资本论》对时间与空间、历史性与空间性关系的处理,对城市哲学确认合理的历史观具有方法论意义;《资本论》对精英主体与世俗主体关系的处理,对城市哲学形成合理的主体性原则、价值立场具有重要意义;《资本论》处理不同理论、思想之间关系的策略,对城市哲学处理城市批评史与城市发展史的关系,探索面向生活和未来的城市智慧具有重要启发.     

弱纽带发展强关系的尝试:网络征友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网络人际关系具有弱纽带的特征,它在以低成本供应信息和提供机会上有优势。网络征友现象就是利用弱纽带建立强关系的尝试,它打破了传统的情感发展序列,建构了全新的人际交往秩序。网络征友企图通过低成本达到效用最大化,在确保私密性、自主性和选择性的前提下,开启了广阔的交往空间。网络为个体再造了一个公共空间,它不再只是一种媒介,而是一种社会情境,提供了展现社会活动的另一个层面。     

孤独:中国城市秩序重构的心理拐点

孤独是主体与对象(自然、社会、信仰)相疏离的深度心理体验,个体的孤独源于主体需要与实现的可能性、主体超越意识与超越有限性之间的悲剧冲突.孤独的作用是多层面、多向度和辩证的,对城市秩序而言,孤独是建构性与消解性的统一.在现代性的作用下,孤独率先在西方成为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城市社会的普遍心理现象,而在当今快速现代化的中国,城市社会的孤独不仅具有城市世界的普遍共性,其传统文化中家宗教、家信仰的抽离则必然使中国的城市孤独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构建心理秩序、城市秩序的具体路径.     

论中国社会工作伦理与法治秩序的构建

法律和社会伦理是社会工作组织及社会工作者必须遵守的两种行为准则。社会工作实践中,人们高度重视社会伦理,却忽视了社会工作法律。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工作健康有序发展,社会工作法治秩序的建构不可忽视,同时也存在着现实障碍,要从社会工作者及服务对象法律信仰的建构、法律意识的重塑、社会工作法律资源的补给和法治秩序与社会伦理的整合着手,构建符合中国社会工作现实情况的现代法治秩序。     

美好生活:城市意义的批判与建构

城市与生活的关系构成城市意义研究的基本问题域,让生活更美好则是批判与建构城市意义的核心价值场.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对"怎么发展城市"已经创制了一系列实践典范和成功经验,但城市化进程中所滋生出来的、让生活变得更糟糕的城市问题需要我们反思和澄明人类究竟"为了什么发展城市"这一世界性的意义难题.我们应该以生活的名义叩问城市意义,展开"去生活化"的城市空间批判,倡导一种以"美好生活"为理念规范和引领域市空间变迁的新型城市文明形态.     

教育视野下的中国城市空间变迁

城市空间包括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经济空间,教育在这三种城市空间的建构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教育塑造特殊的地理空间并牵引地理空间拓展;教育创造了独特的居住空间并加剧空间分异;教育生产了商业空间和产业空间.从教育的视野解读城市空间的变迁是研究城市空间变迁的新思路.     

我国城市空间正义缺失的伦理视阈

城市空间正义的伦理诉求主要包括城市空间的平等性、属人性、多样性等方面的内容.伦理视阈内我国城市空间正义缺失主要表现为城市空间的贫困问题、异化问题和分区问题.要解决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空间正义缺失问题需要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个层面寻找出路.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y of Life of Adolescents

The way of life, intentions, and values of the adolescents of Russia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extensively both in the mass publications and in specialized youth journals. For the most part, these writings have to do with a group that is not very large—the young people of the capital city, who have considerably more opportunities for entertainment and education than their peers elsewhere in Russia and are better informed about world trends in music, fashions, and cinema. An article was published last year that described the plan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upper-grade students of schools in Moscow. The present article continues the topic, analyzing generational attitudes and values. The article makes use of the findings of an all-Russian survey which was conducted by the All-Russian Center for Public-Opinion Research in June 1998 among adolescents between the ages of sixteen and nineteen; 419 people were surveyed.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