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保障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

农村社会保障不仅消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使农村消费需求得到扩张,还提高了农民收入,缩小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而这两方面作用最终均提高了中国居民总体的消费需求。以中国1992—2011年的人均农村转移性收入数据代表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支出,以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总额代表居民消费需求,通过对两者增长序列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不仅协同性显著,而且还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社会保障有利于拉动全社会的消费需求。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效应

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2012年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之一。目前,中国的国民总消费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处于恶化态势。如何扩张居民消费需求,扭转消费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对于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意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仅可以扩张居民消费,而且要比仅在居民部门内部缩小收入差距带来的消费扩张大得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点,应是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具体包括提高居民从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净额、提高居民财产收入和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为此,需要施行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议价制度、建立完善企业定期分红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措施。     

我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分析

从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划分来看,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上政府消费支出对居民消费均是挤出的;政府投资支出则是挤入的。从政府支出的功能性质划分来看,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上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都是挤出的,而教育文化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则是挤入的;只有其他项目支出在长期上对居民消费是挤出的,在短期上是挤入的。     

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现状、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国际金融动荡引起我国出口形势恶化,我国经济今后将主要由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来拉动。当前国内消费需求总量虽在增长,但消费增长低于同期GDP的增长,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平衡,差距逐年扩大。居民收入的增长缓慢、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从根本上制约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必须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加快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缩小收入差距,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收入再分配政策对我国社会各阶层居民消费的扩张效应

通过对我国居民各阶层的储蓄动机研究及实证分析可知,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先上升后下降,而不是像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所预言的那样单调下降。所以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阶层并不是低收入阶层,而是中等收入阶层。此时若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话,向中等收入阶层进行转移支付反而比向低收入阶层进行转移支付的效果更好。所以,需要根据各阶层居民消费行为的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启动居民消费。主要政策取向应该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中等收入阶层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应主要采取实物而不是货币形式。     

我国农村居民衣着消费需求实证分析

我国农村居民衣着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呈倒U型,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增量中用于衣着消费的增量下降;农村居民衣着收入弹性大于0小于1,缺乏弹性,呈折线式下降趋势,说明农村居民对衣着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减慢;农村居民衣着消费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居民衣着消费是一种基本生存需要,还没有达到精神需要。我国要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尤其是低收入户收入,要针对农村居民对衣着不同层次的需求,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要疏通农村流通渠道,增加衣着供给网点。     

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变动的趋势和原因探析

居民消费倾向通过乘数与加速数的共同作用,影响消费与投资,进而引起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呈现阶段性的上下波动。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收入差距加大,直接影响着消费倾向的变化。同时,由于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城镇和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相对滞后,增强了居民的流动性约束,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居民储蓄持续增加,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统计分析

我国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必须高度重视以扩大内需为落脚点的居民消费问题,结合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的同向性规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研究制定以居民消费为条件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方法。随着新冠肺炎后疫情时代的到来,迅速促进我国经济继续向高质量发展,针对我国居民消费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进一步印证了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居民人均消费状况为我国经济恢复注入了积极有效的鲜活动力,向世界展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态势、新定位,进一步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有效遏制城市贫困的政策选择

当前,城市贫困阶层不仅规模扩大、生存状态令人堪忧,而且贫困主体、贫困程度、贫困内容、贫困方向、贫困分布以及贫困意识都出现了多元化乃至加剧的趋势。基于城市贫困的演变趋势及其成因,政府在遏制的政策选择上,就必须把消除贫困视为一种战略,并与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整合结合起来,把经济扶贫与政治文化扶弱结合起来。在具体措施上,要强化就业支持,建立循环就业网络;推进社保试点改革,建立农民工居住地、属地化并存的过渡性社会保障制度;量化分配制度,建立扶弱济贫资金正常增长机制。同时,要改造贫困文化,开展政治支持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起全方位的立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使贫困者能从根本上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甘肃少数民族相对落后地区居民消费特点与需求拉动分析

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日益恶化,甘肃省政府积极响应中央精神,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作为促进甘肃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总体目标。本文从消费层次、消费增长率、消费模式及宗教对消费的影响等方面入手,就甘肃相对落后民族地区居民消费特点进行分析,并就如何从根本上拉动甘肃民族地区居民需求水平提出设想。     

绿色消费与我国旅游业营销战略探析

绿色消费市场正在全球蓬勃兴起,绿色消费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作为天然环保型的旅游业,面对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的现状及绿色消费浪潮,迫切需要实施绿色营销战略,需要认真分析旅游业的绿色营销行为及其相关影响因素,通过开展绿色教育、营造绿色企业文化、设置绿色组织、实施绿色促销等途径,制定相应的绿色营销战略,以推动我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政策选择

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是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着一系列难点问题,主要包括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业市场风险大,农业发展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恶化等。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要建立政府的支持政策体系外,还必须建立有利于农业资源配置的制度基础,加快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我国强制执行机构改革的理念与路径选择

我国强制执行机构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关于执行权性质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尝试。由于对执行权和执行机构属性定位的误差,我国法院执行机构的改革出现了一定的偏差。理性地认识强制执行权并在法院现有体制下纯化执行庭的裁判职能,将执行权中行政属性职权交由法院司法警察行使,应是我国执行机构改革的合理路径。     

论我国消费信贷业务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消费信贷活动出现了一般消费信贷明显减少,特种消费信贷发展较快和消费心理、消费习惯发生了变化等三个新的特点。面对消费信贷活动迅速发展的新特点,银行开展的消费信贷业务却面临着业务量所占的比重小、品种少,对开展消费信贷业务的作用认识不足和缺少一套完善的消费信贷制度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既不能满足消费信贷活动迅速发展的需要,也束缚着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消费信贷业务方面的竞争。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必须提高认识,突出重点,完善机制,努力提高人     

我国流通业的SCP分析

从世界范围看,十大零售企业占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瑞典为94%,德国、美国和法国分别为86%、64%和59%,而我国这一数据只有0.44%,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对我国的流通业进行SCP分析,即运用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理论范式,探究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提高我国流通业的规模水平以及实现流通业市场结构合理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浙江城镇居民消费变动趋势与引导对策

本文在描述近年浙江城镇居民收支变动特点的基础上,采用ELES系统方法分析了其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进而根据全省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演进的基本趋势,提出了进一步满足需求、引导消费的对策建议。     

我国推行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问题分析

目前,在我国推行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存在着抵押贷款规模过小、房地产开发融资渠道不宽、商业银行积极性不高、信用制度不健全、法律环境不完善等问题。我国还不具备大规模推广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条件。     

网络时代我国的金融安全探析

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金融运行模式,网络时代金融活动的特点在于其虚拟性、直接性、风险性和电子化.随着我国信息产业对金融发展支持力度不断加强,金融网络化已是大势所趋,但就目前来说,我国金融网络化程度低、问题多.改变这种现状的根本出路在于硬件上要确保高质,并建立严密的计算机系统和相关健全的法律,法规;软件上要开发自己的保密、防病毒系统及增强金融工作者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意识,确保我国金融适应网络时代形势而健康发展.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存在的缺陷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逐步地发展壮大。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参与公共政策两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党和政府对待社会组织态度的矛盾性,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形成了宏观鼓励与微观限制的根本特征。由这一根本特征衍生的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政策的种种缺陷,主要包括社会组织成立的门槛过高、对社会组织的活动限制过严、对社会组织内部事务干预过多、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培育支持不够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