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一家"与新"大一统"

一、<大义觉迷录>:"华"、"夷"新辨 顺治、康熙两朝,虽对满、汉冲突多有调节,却终究难以消弭传统"华夷畛域"的文化与心理区隔."华夷之辨"观念下,汉族民众反清复明运动的涌动,成为危及清初统治的重要隐患,康熙帝晚年就曾担忧王朝的统治"若有变动,或在中国(指中原内地--引者注),蒙古断无此虑"[1].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数年后发生于雍正六年(1728)的曾静案,就为此作了极好的注解.不过,这次事件也为清朝统治者对传统"华夷"观念进行新的审视与自我表达,创造了契机.     

前燕慕容廆君臣的华夷观

幕容廆时期前燕华夷观的转变可分成四个阶段.第一,兴兵宇文、夫余(284-289),是慕容廆突破"华夷之辨"的尝试阶段,共5年;第二,"华裔理殊"(289-307),是慕容廆认识、接受"华夷之辩"时期,共28年;第三,"勤王杖义"(311-331),是"华夷之辩"对前燕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共20年;第四,"天授有晋"(331-333),发生了前燕群巨"请封燕王"之争,共2年.终慕容廆一世,"华夷之辨"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前燕君臣.对"华夷"之间的差距,慕容廆君臣经历了从意图冲破"华夷秩序"、漠视"华夷之辩"到认识到"华裔理殊",恢复与西晋的朝贡册封关系使"勤王杖义"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层面.尽管慕容廆的辅政集团吸纳了大批中原士人,但是这些士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以"请封燕王"一事为例,拥晋仍是部分前燕士人的民族情结.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古代中国人以强调"华夷之别"为观察视角,采用整体式、实证式的基本方法研究日本。至近代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学人抛弃了"华夷"观念,研究日本的理论五色杂陈,研究方法因人而异。1949年以后,台海两岸学者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各有特色,从相互隔离而逐渐相互接近。大陆学者构成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力。在研究理论和方法多样化的演进中,唯物史观和实证研究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国际政治新因素与明朝后期华夷之辨

明朝后期,东来欧洲殖民者力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打破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政治格局,从而以外部力量动摇中国人的华夷观念.取消夷夏界限、否定中国中心论、质疑传统夷夏标准、主张多层次向西方学习等.开始成为一部分开明士大夫的思维新取向.此一倾向不仅与晚明启蒙思潮、实学思潮紧密结合,最早践行了前魏源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而且对古代中国人如何认识外部世界具有方法论意义.     

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写作刍论

中国文学史的"新"与"旧",大致以文学观念作为区分.中国"旧"文学史以叙述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持雅文学观念,贬抑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中国"新"文学史则以纯文学为主要内容,同时重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价值与地位.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输入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新的文学文献的发现紧密相关."新"文学史的写作在三十年代形成一个高潮,并产生了诸多代表著作,这些中国"新"文学史著作对文学史走向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这些"新"文学史著作的写作也存在一些问题.     

关于中国古代华夷关系演变规律的理性思考——华夷关系的历史定位、演变轨迹与文化选择

"中华(中国)多元一体"观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实际。"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之内的华夷两大势力经过碰撞、冲突,以至此消彼长、互为主导,加深了各方的了解和民族认同,淡化了"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等观念,促使各民族逐步凝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华夏汉族王朝和夷狄族王朝的文化建设,都不仅仅是一元化的"汉文化"继承和选择,而是对前朝及同时并立的各民族王朝的多元文化作出重新选择、吸收和整合工作,从而建立起一种有别于以前的"汉文化"、同时也不同于西方学者所说的"第三文化"的新质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选择、吸收和整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多元文化的选择、吸收和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笔记体小说"之基本文体观念

本文以回归还原的思路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古人所持之"笔记体小说"基本文体观念:以载录鬼神怪异和历史人物轶闻琐事为主的取材观念和题材类型意识,包括博物体、志怪杂记体、琐言体、琐闻杂记体等内部诸多题材类型观念;"史之末流"以及"未可全以为据,亦未可全以为诬"的文体性质认知和"据见闻实录"的写作原则界定;以"游心寓目"、"广见闻"、"助谈柄"为主而兼"寓劝诫""补史之阙"的功用价值定位.     

"大众传媒与首都大学生性别观念的发展"调研报告

本文以作者对北京市十所高校进行的主题为"大众传媒与大学生性别观念的发展"的调研框架为主体,依凭社会性别理论、文化批判理论以及传播学理论,根据媒介形态指标、两性形象指标、两性角色指标、两性关系指标和性别观念评价指标,分别从"大众传媒塑造的女性形象和女性气质"、"大众传媒塑造的'时尚美'"、"大众传媒反映出男女两性价值实现之差异"这三个方面,考察了大众传媒环境与大学生通过行为所表现出的性别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普遍特征.     

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道德原则"与"社会变迁"——以"勤勉"观念为个案的考察

本文以"勘勉"(industry)观念为个案,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中心,考察"道德原则"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和内在紧张,特别是聚焦于"勤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其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兴起的"伦理语境"、"社会语境"和"思想语境".     

史学"求真"内涵的演变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过程中,治史"求真"观念的内涵不断演变,形成汉唐史学叙事"求真"、宋明史学义理"求真"和清代史学文献"求真"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历史编纂学作为史学观念的外部结构和表现形式,也必然随着"求真"观念的不断演变而发展,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天人合一"观念中的传统辩证思维探析

"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处理天人关系的基本思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各家各派对"天人合一"观念有不同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近年来,学术界对"天人合一"观念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现代意义研究较多,对"天人合一"观念的思维模式的研究较少.本文从思维模式上,揭示"天人合一"观念所蕴涵的"合-分-合"的传统辩证思维."天人合一"观念从"天"与"人"混元之一的"合"的状态出发,承认"天"与"人"的区别和对立,但没有走向对立、分离,却走向了"合一".     

明清的民族政策与正史的民族观念

民族政策作为时代政治的重要内涵,必然会对时代史学特别是官方正史产生影响。明清两朝民族政策总的方针是"威德兼施",这样的民族政策对明清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民族观念影响颇深。所谓"威",体现在军事上为武力征伐,政治上则是歧视与强迫同化;所谓"德",主要体现在对被统治民族的招抚优待和"因俗而治"上。这种"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反映到正史《元史》和《明史》中,则分别呈现出"大民族主义"和"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     

论西方近代以前的"世界历史"观念

在古典时代,希罗多德和波里比阿把整体、联系地阐述历史的"世界历史"观念奉献给了后人.本世纪的"世界历史"观念是基督教思想的必要组成部分,其中奥古斯丁的影响尤为重要.延展的时间、目的论、进步史观构成了中世纪"世界历史"观念的核心内容.     

通向"消极自由"的现代契约论之路

"消极自由"是近现代自由主义中的主要观念,它产生于以现代性社会为背景的近现代契约论基础之上.但是,近现代契约论不一定能自然导出"消极自由"的观念,必须在这一基础上再进行几项重要的调校工作,即确定人们的"个体化"、"多元化"存在状态和"无知处境",才能使"消极自由"从中推导出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安文学研究述评--以"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建安"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问题研究存在着较大分歧.原因在于其一,学人们对"文的自觉"所依据的标准不一.其二,起源于鲁迅与铃木虎雄的话语.其三,起因于学人们对"文学"之内涵和古人之文学观念的理解.其四,缺乏对建安之前文人之文学观念演进历程的脚踏实地的梳理与厘清.我们认为,处理好当代的文学观念与古代的文学观念的关系问题,从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的关系入手对建安文学进行新的审视是推进建安文学乃至魏晋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有效途径之一.     

古代中国"王霸并用"观念及其近代形态

孟子秉持以德服人的仁政立场和王道政治,立场鲜明地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荀子则认为"王"、"霸"概念在政治理想与目标层面,并不存在根本差异,所不同者只在于前者表征一种纯粹的王道政治,后者体现现实倾向的政治治理.韩非子王霸论的核心,其实在于内政治理以增强自身实力从而在列国兼并过程中求得一席之地,最终目标仍然在于王道.荀韩王霸并用的观念,在秦汉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不仅长期获得认同,而且在近代亦为中体西用观念提供了理论资源.     

从华夷之辨到古今之辨——关于中唐古文运动发生背景的再思考

本文从前人有关华夷之辨为中唐古文运动诱因的说法入手进一步分析,认为在华夷之辨与古文运动之间存在一条“辨华夷—复尊儒—辨古今—学古文—复古道”逐步递进的线索.边疆危机、藩镇割据等安史流弊促使华夷之辨在中唐士人心中强化,进而引导士人对“华”之本体进行审视,产生儒学复兴的使命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华夷之辨延伸为古今之辨,即矫正华夷相杂的“今”文化,回归纯净的华夏“古”文化.中唐古文运动正是这种回归古典理念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即通过写作与古圣先王著述表达相一致的文体,探求古道精髓,复兴古典文化.这种复兴的终极目的则是儒学复古基础上的创新.     

将EXPLOITATION译成"剥削"质疑

英文EXPLOITATION与汉语的"剥削"不能构成互相对译的词汇.EXPLOITATION在英语中的原意是开发、开拓、利用;"剥削"在汉语中解释为"搜刮民财,荼毒天下".这两个词原始语义不同,词汇的褒贬含义不同,所代表的善恶是非观念界限不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行为,其合法性和社会后果不同,在未来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前景和结局不同.当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剥削"是封建社会腐朽的官民关系的残余.EXPLOITATION如果以人为对象客体,则应该译成汉语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     

"审美"概念的分析

在中西美学史上."审美"概念都以审美经验为中心.在西方美学中.审美经验经历了从自律性向他律性的转化,"审美"概念的内涵也从非功利、无甘的的变为功利的、实用的.中国美学对于"审美"概念的理解始终叠加着国外美学理论的交光互影,但也不乏对于中国本土传统美学观念的传承,在总体上更具开放性、普适性和兼容性.从中西美学史的嬗变可见,"审美"概念的内涵十分宽泛.这与它所依托的审美经验的包容性和弹性有关.     

"科学民主依法执政"要树立几个新观念

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党不断地适应和驾御新的环境,并实现自己的行为目标直接相关.而适应和驾御新的环境则意味着要不断提高执政党的理性化水平.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及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这种格局之下,要提高执政党的理性化水平,就必须树立一些新的观念:一、要树立"冲突"观念;二、要树立"有限理性"观念;三、要树立权力是必要的"恶"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