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ISSUE： SPACE PRODUCTION AND URBAN ORDER IN CONTEMPORARY CHINA--Loneliness： A Psychological Turning Point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Urban Order in China

孤独是主体与对象（自然、社会、信仰）相疏离的深度心理体验，个体的孤独源于主体需要与实现可能性、主体超越意识与超越有限性之间的悲剧冲突。孤独的作用是多层面、多向度和辩证的，对城市秩序而言，孤独是建构性与消解性的统一。在现代性的作用下，孤独率先在西方成为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城市社会的普遍心理现象，在当今决速现代化的中国，城市社会的孤独不仅具有城市世界的普遍共性，其传统文化中家宗教、家信仰的抽离必然使中国的城市孤独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构建心理秩序、城市秩序的具体路径十分必要。     

信仰及其秩序的构成——中国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和谐"现象及其概念理解,信仰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乃是其中的关键。中国信仰及其社会实践方式,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秩序的和谐建构紧密相关。实际上,"和谐"既可以指一种价值目标,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现实,同时也是一种信仰方式;而基于某种信仰关系、道德秩序、政治秩序、权力秩序等层面的和谐建构,则是社会、文化和谐的基本要素。因此,从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文化和谐秩序中诸种信仰关系在和谐秩序构成中的具体地位及其作用,有利于把握中国社会与中国信仰双重变迁的某些规律。     

法律信仰：历史、对象及主观条件

人类史上的法律信仰经历了习惯法信仰、宗教法信仰和世俗（国家）法信仰三个历史时期。并非所有的法律都被信仰，唯有具备规律－科学性、人道－正义性、方便—效益性三要素的法律才有可能成为主体信仰的对象；而且由于现代法律既具有被主体普遍信仰的价值基础、真理基础、行为操作基础和道德基础，又在确立法治原则的现代社会显得更加突出，因而使得法律作为最权威、最首要、最基本、最普遍的信仰对象具有了现实性。当然，主体信仰法律还需要具备从利益感受、价值认同到法律信念之三个主现条件。只有主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运用权利、遵守义务，才能把内在的法律信念与外在的法律行为完善地结合起来，形成法律信仰。     

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众化

神仙信仰是道教的核心信仰.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众化主要是指神仙信仰深入普通民众生活并对民众的生产、生活及心理产生普遍影响的社会现象.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神仙形象的民间化,即从天上神仙到民间异人;神仙功能的社会化,即从个体成仙到救世度人;神仙居所的尘世化与内向化,即从遥不可及的"洞天福地"到遍布乡间市井的官观庙宇,一直深入到人们的心灵居所.这一民众化过程,是明清社会大变动榕局之下的产物,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控制等是民众化最终形成的外部因素.同时,这一民众化过程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特征亦有着密切的关联,凸显了中国文化的一体化与交融性.     

城市意义与当代中国城市秩序的伦理建构

快速城市化的中国处于建构城市意义、城市秩序的关键期.城市是一个空间有机体,是人类文明要素的空间化有机聚集.城市意义是城市有机体的伦理纽带,一个没有意义归属的城市将充满风险、冲突频发.在建构城市物质形态的同时,使城市整合为一个有秩序的意义共同体,是实现城市可持续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重构城市空间,从城市物性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的整合性与互动性出发,建构合理的"空间-伦理生态",是建构城市秩序的重要现实路径;以社区、社会组织等为载体,合理推进以意义为纽带的集体行动,是建构城市秩序的重要伦理选择.     

当代中国信仰的结构性表征与建设之维

信仰是对个体生存境遇与社会发展前途及其关系的自我超越活动与终极关切状态,是一种对不确定之于确定、无限之于有限的整体性把握和确证。就当代中国而言,信仰呈现出文化的主体性体验与现实性超越的统一,内容的涉身性追求与多元性希冀的统一,以及实践的工具性动机与开放性姿态的统一等特征。为此,在信仰建设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传统信仰的延续、西方信仰资源的汲取以及信仰过程与目标的关系等问题。     

嬗变与超越: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

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 ,村民自治面临着嬗变与超越的契机。城市化促进传统的封闭式村庄向现代的开放式村庄转型 ,作为村治主体的农民其现代性亦随之在不断增强 ,基于此村庄法理秩序的建构具备了更多基础性条件 ;伴随城市化进程 ,“村居”转制渐成一种趋势 ,对此应作好各方面协调工作 ;此外 ,城市化还是城乡基层民主互动的一种重要社会机制。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 ,民主化的乡村社会对于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是一种重要的推进力量。     

人的尊严在现代法律上的意义

近代以来,人的尊严已被普遍接受为社会伦理的基础.同样,在法律上,人的尊严也是现代法律价值秩序的根基,是现代法律的根本预设,其奠定了法律主体成立的基础,是评价法律内容正当性的标准,而且还代表着法律的终极目的.     

孤独个体的共同生活:自然社会的“自然”与“社会”

李猛的《自然社会》是近年来汉语学界研究现代“政治”秩序的一部界碑式著作。此处所谓“政治”,既指向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更包括人性、道德、社会和法权等多种秩序。本文认为,《自然社会》的核心是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这一经典命题的深化,亦即孤独的现代个体所构成的共同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如何理解包括家庭、社会、道德和国家在内的多种共同生活形态的实质及其内在张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讨论以下几点：一是鲁滨逊式的孤独包含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可能;二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霍布斯那里孤独个体的微妙差别对于理解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不可或缺;三是霍布斯式的个体形象指向一种新的现代人拓展自身人性的可能;四是自然法秩序所塑造的人性为现代国家的确立提供了道德动力。因而,本文认为,现代精神的发展尚未穷尽自身,只有更充分地理解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开放性,我们才能更有信心地把握自身的处境和命运。     

未完成的“自然社会”:现代社会的人性基础与规范构成

对于《自然社会》关注的现代社会的规范性秩序问题,自然状态、自然法与建国契约是三个主要环节。对该书的批评也集中在这三个方面：自然状态与人性论,自然状态的道德性质,以及政治社会与规范秩序的奠基关系。自然状态学说通过自爱与社会性建立的自然社会性是理解现代社会道德关系的出发点。在考虑现代社会丰富和充实这一道德关系的努力之前,应当先理解人是如何成为一个孤独的陌生人的。从这一自爱的社会性出发,《自然社会》将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理解为道德空间乃至法权状态,但并不同意这一空间是具有内在道德尺度或客观道德科学基础的规范性秩序。作为现代国家规范性基础的道德尺度是与政治社会同步奠立的。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