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业态领域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

新业态领域中的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政治安全风险、金融安全风险、社会安全风险、信息安全风险和身心健康风险.引致新业态领域社会风险的成因在于:一是法律法规供给不充分,职能部门执法权受疑;二是犯罪证据取证难度高,涉案资产处置效率低;三是监管主体责任欠清晰,部门协同监管不到位;四是市场主体缺乏自律性,社会责任意识较淡薄.要有效治理新业态领域中的社会风险,就必须要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前提下,建设一个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风险治理共同体.一是要完善新业态法律法规,推进新业态风险法治;二是要创新追赃挽损方法,提高资产处置效率;三是要完善政府监管体系,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四是要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加大违法打击力度;五是要发挥多元主体作用,打造多元共治格局.     

论加强社会工作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工作以其专业价值观和专业技能、方法能够在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发挥其独特的功能。社会工作可以通过社区工作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能力;也可以通过社会服务化解社会矛盾;还可以通过社会服务增强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因此,加强社会工作是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一环。     

理解社会治理的显现空间

伴随着人类世界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社会治理进入了主体多元化的时代,众多行动者“怎样开展行动、如何进行言说”成为社会治理理论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行动与言说“充分分离”产生的对权力的限制是民主政治的实质,而行动与言说的“有机结合”则能够实现合作的治理.然而,现代民主作为行动—言说所形成的两条隐匿线索的交汇空间,在被代表制嵌入之后表现出了言说对行动的削弱,言说与揭示之间的不洽渐次阻塞了民主的路径并导致了一系列异化问题.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使互联网成为“虚拟贤者”,它有能力成长为有别于“合作”和“自治”的第三条道路,超越代表制作为现代民主全部实质的狭隘性,帮助社会治理在“行动—言说”框架下通往显现空间.     

论社会治理对社会管理的扬弃:一个研究综述

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社会治理的主体具有兼容性,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善治。社会治理在主体、模式、目标、过程等方面实现了对社会管理的否定之否定。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演变是逻辑的必然;但这种演变尚存在许多困境,当前主要应该从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公民社会和社会组织的培育两个层面入手。     

控制力与协调力——论社会行动理论的实践内涵

在对古典及当代社会行动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本文提炼出为被已有的社会行动理论所忽视,且为行动者开展行动所必需的两种能力:对行动的控制力及在行动中展现出的协调力,并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探索性的界定。行动者的控制力包括:(1)个体行动过程的前三个阶段(包括主动需求阶段,确定目标与动机阶段以及意图与筹划阶段)中所体现的知识和意见的真实性;(2)体现在行动过程第四个阶段(即作为阶段)中的个体行动能力;(3)当行动的效果与期望不一致时行动者对行动本身的修正。协调力包括:(1)行动者与自身的协调与平衡;(2)行动者与其他行动着的主体的平衡,以及同一个体在不同行动单位之间的转换时的平衡;(3)行动者与更广泛的社会系统之间的平衡。     

论社会行动德育模式在社会工作价值观教育中的应用

价值观是社会工作的灵魂,但是中国大陆社会工作价值观教育普遍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困境。社会行动道德教育模式提倡的以行动为本的道德教育新理念和新方法对中国大陆社会工作价值观教育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文章最后从如何提升学生道德行动能力的角度对实施社会行动取向的社会工作价值观教育提出了几点实务经验。     

从治理到被治理:论基于数字平台型企业的社会治理

数字平台型企业日益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在数据收集、数据处理、社会控制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成为日益强大的巨型组织。然而,数字平台型企业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双重紧张。数字平台型企业从根本上讲,奉行资本的逻辑,即它非常明确地指向营利;而社会治理的逻辑是公共性逻辑,追求的是公共利益。进而,数字平台型企业所拥有的大数据的公共性与企业的经营之间也存在紧张。因为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逆性,这就需要我们未雨绸缪,根据新信息技术的发展特点,转变治理思路,从“先野蛮生长再治理”的老路转向“先建构治理架构再发展”的新路,把政府监管的重心从知情同意转向由使用者承担更多的责任,进而重塑数字平台型企业的治理结构。     

元治理:创新社会救助治理的实现路径

社会救助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多元主体对社会救助事务的合作共治,其主要特征有主体的多元性、内容的系统性、方式的参与性和目的的公共性。元治理是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三种治理模式的协同组合,旨在达成元治理参与者公认的最优化治理结果。元治理与社会救助治理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而元治理相对于其他治理范式或方法的比较优势更为明显。当前,我国社会救助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主导模式下的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发展不平衡,并缺乏治理的治理层面的统筹协调。为此,应当借鉴元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创新社会救助治理,既优化社会救助领域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三种治理模式的功能作用,又促进三者之间的协同组合。     

论中国政府社会治理职能的理性归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一场政府改革,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找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提出了新的要求。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着"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如何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角色定位,真正做到有所作为和有所不为,实现政府社会治理职能的理性归位,是当前中国政府改革中需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加快理念更新,深化体制改革,强化依法行政,全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使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让市场与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     

论社会治理中责任义务的实现

对于社会治理体系而言,责任义务的问题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可以说,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上,都是基于明确责任义务的考虑,因为,所有社会治理实体的功能都是通过责任义务体系的确立而得以实现的.在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大致存在着行政的、法律的和道德的三种责任义务,公共管理者的任务就是要把行政的、法律的责任义务转化为他的道德责任义务,做到了这一点,也就真正地把公共管理塑造为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了.     

论新时期中国社会组织的政府合作依赖

近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寻求发展可以选择政府合作依赖、社会组织自我依赖和境外合作依赖三条路径。国内多地实践显示,社会组织较多地选择了跟政府合作,以＂退位—补位＂、＂掌舵—划桨＂等合作模式,授权、嵌入、孵化等合作方式,演绎成了社会组织的政府合作依赖。政府合作依赖在给中国社会组织带来井喷式发展的同时,也让社会组织面临自主性与依附性冲突、角色定位难等困境,从长远发展看,需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来加以保障。     

社会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效应的因果机制

本文尝试回答社会信任对基层社区治理效应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本文认为,社会信任通过具体的中间传输机制影响基层社区治理效应。根据以往理论和实证发现,本研究选取并检验了选举质量、大众参与和非政府组织等三个具体的中间机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虽然对社区治理有着重要影响,但其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借由中间机制实现的;普遍信任对选举质量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积极影响;特殊信任对选举质量和业委会建立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消极影响。     

论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功能

村规民约凭借其内生性和灵活性,紧密契合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化解矛盾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和辅助国家法律实施的积极作用。村规民约的法治化使之与国家法律形成良性互动,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有的法治功能。实践中,村规民约存在制定程序不规范、文本内容个性化、操作性不强、执行保障力度不够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其法治功能的发挥。增强村规民约制定程序的规范化水平,强化文本内容针对性、实用性及执行保障力度,确保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法治功能的实现。     

社会困境治理模式的经济学分析

社会困境主要描述的是由人的利己动机而引发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与群体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其行为表现是人们选择竞争还是合作的矛盾,这种矛盾渗透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建立一个协调、有序、良好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秩序。     

社会治理视域下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合作困境研究

当今人口老龄化正向社会常态化迈进,单一主体的养老服务供给模式难以为继,研究者普遍认为建立由多个主体构成的养老服务体系是缓解当前养老需求压力的理想路径。理想有效的养老服务模式应该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方式相匹配。当前养老服务体系的多主体构成与合作需要以多元社会结构与社会治理思想为基础。在政策引导与现实需求的双重推动下,养老服务供给的多元主体已基本形成,但由于主体间合作的欠缺,使养老服务体系无法发挥系统性效应。因此,研究尝试用社会治理思想的内涵作为整体的分析框架,通过对S社区的个案剖析,研究当前多元养老服务主体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走向合作: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限度及其发展

社会治理创新的提出将我国的社会建设提到了一个更全面和体系化的高度。由于国家权力的强大,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治理理念使社会治理主体和方式更加多元化、顶层设计为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地方治理创新展示了众多创新成效。但同时,由于社会力量发展有限,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还面临着社会自主治理、有效性和持续性、创新动力与激励等发展限度问题。从改革的方向来看,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应走向有序可控的、国家与社会合作的发展模式。     

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基于多中心治理视角

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构。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宏观社会背景下,如何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方式,既是一个有着重要政策意蕴的实践课题,也是一个事关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大理论课题。本文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提出社会矛盾化解的基本思路：把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尽量下放到基层解决;不断整合社会资源,让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参与的格局。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不断加强部门联动,将诉讼调节对接机制延伸到最基层,有效地将社会矛盾化解在最初阶段;培育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参与意识,完善工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利用经济杠杆,创新社会矛盾调解机制。     

传统社会治理思想：社会运行的一种解释框架

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管理思想是社会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长久以来,社会管理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范式的演变过程,出于对现实社会结构变化的回应,研究范式面临一种新的转换,本文主要从社会控制、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网络方面考察社会治理的相关内容,将社会治理视为一种实践过程,置于社会运行的视角之下,通过研究社会治理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和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寻求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行动及其情境——以温州人“炒房”行动为视角

一般地,社会行动总是会指向某个目标或多个目标。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社会行动的目标选择更多地会指向经济利益。而主体要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采取团体行动是较佳的选择方式之一。不过,社会行动会受多种情境因素的影响,＂利＂、＂理＂、＂情＂、＂缘＂就是其中的几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