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借径《水浒传》的文化渊源

<金瓶梅>在<水浒传>"武松杀嫂"故事基础上创作而成,不具所谓的"原创性".笑笑生之所以要借径<水浒传>,主要是基于题材的特定性质和要求,看到了"武松杀嫂"中英雄、侏儒、泼皮与一个美人故事的潜在审美效应,迎合了人们崇拜英雄的心理,体悟到"武松杀嫂"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与自己创作主旨相合的深刻蕴涵,以及与施耐庵在<水浒传>中表达的某些思想观念的合榫.     

《春秋》家与汉魏时期《史记》之流传

考察<史记>汉魏时期之流传状况,有一个非常显著但却向为论者所忽略的特点,即汉魏时期<史记>之流传与<春秋>家有着极为深切的关系.与<史记>流传密切相关的人物中,其事迹稍可推详者,如杨恽、褚少孙、刘向、刘歆、扬雄、陈元、段肃、冯衍、班彪、班固、杨终、延笃、颍容、谯周等则多具<春秋>学渊源,而且不少人本来就是以<春秋>名家.<汉书·艺文志>将司马迁<史记>列入"六艺略"的<春秋>家,是深切其实的.<史记>是西汉中期方兴未艾的<春秋>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春秋>家之"一家之言"     

话语的颠覆与重构:《福》的后殖民研究

<福>是对<鲁滨逊漂流记>的后殖民解读.小说以落难荒岛的苏珊为视角,讲述了她与克鲁索和福对抗、并为星期五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作者库切关注故事由谁来叙述和谁来写作等问题,并将作品置于后殖民语境中,通过反话语策略为边缘群体争夺话语权.<福>是对帝国殖民者男性权威及其东方固有偏见的颠覆和对笛福经典文本的重构.它揭露了欧洲殖民、种族隔离政策给南非带来的复杂政治和社会形势.     

《关雎》所描写的地理位置初探

从<诗经>诞生之日起,关于<关雎>的研究著作或论文众多,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先秦、两汉时期的研究成果被全盘否定了.应该学习谢里曼对待历史的态度--尊重历史,并借助相关的历史文献或考古遗迹来予以论证.研究<关雎>所描写的地理位置重点在于"回归":回归到<诗经>的作品中--以"诗"解"诗"探究出<关雎>的创作地点在黄河岸边;回归到<诗经>作品的时代--以"史"证"诗"将<关雎>所描写的地理位置定位在现在的陕西省洽川县.     

论《孟子》对《毛诗传笺》的影响

郑玄的诗教思想受孟子影响最深的是"以意逆志"法与以史说<诗>.他在笺<诗>的过程中借鉴并吸收了孟子诗教思想的精髓.孟子认为<诗经>是西周王道教化的产物,可以用<诗>来证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理想王道时代.郑玄接受孟子以史说诗的方法,于<毛诗传笺>中在<诗序>和<毛传>的基础之上总结出了成体系的"正变"说以史释诗.郑玄也继承了孟子"以意逆志"的理论,并加入了他自己的创新,将孟子的"以意逆志"法上升为以"美刺"释<诗>.他将<诗经>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置于解诗的过程之中,从而推求和诠释诗人之志,赋予"以意逆志"更为深广的内涵.     

论贾平凹《秦腔》的挽歌情调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通过清风街上一群普通农民的故事,集中反映了近五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文化的变迁.作品通过农村经济的荒芜,古老土地观念的解体,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价值观念的流动变化,反映了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尴尬境遇.<秦腔>将"秦腔"这一文化现象贯穿于整个作品之中,表现了深沉的挽歌情调.     

论《诗纬》对《诗经》的阐释

<诗纬>是形成于汉代的纬书的一种,与<诗经>相配.<诗纬>中对诗的性质的认识"天地之心",对<大明>、<四牡>等提出的"四始"、"五际"说,以及对<诗经>中的篇义、诗句的揭示、阐释和引用等,都表现出纬学的特点.<诗纬>对<诗经>的阐释,既是纬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对汉魏六朝的文论产生一定的影响.     

《新青年》与东北现代文学批评

<新青年>系发行于东北沦陷区、以青年为时象、为敌伪政权服务的一家综合性文化类期刊.其在发表诸多宣扬"王道政治"之言论的同时,也刊登有表现真实人生与现实的文学作品和论析尚属坚实的文学批评文章.<新青年>时东北文学的批评在刊物的自身历史行程中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其早期,<新青年>多关注东北现代作家作品的研讨;中期则重在从宏观视角对东北现代文学进行整体分析与历史梳理;后期的<新青年>中,文学批评的文章已极为罕见,它用更多的版面刊发了较多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与文学批评并不对称的态势.尽管如此,<新青年>在推动和发展东北现代文学批评过程中,仍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出特有的地位,一些篇章凸现着文学史意义.     

论《左传》关于季平子的记述

关于<左传>中所记述的世卿,自汉至清的历代学者,都以乱臣贼子视之,因此,对<左传>褒赞鲁国世卿季平子的记述大加批判.这是在<公羊传>"讥世卿"的经学思维下对<左传>大义的误读.近代有学者认为<左传>作者有"尊季氏"的倾向,故书中多有袒护季氏家族的言论,然以全文观之,并不尽然.<左传>记史,并非以一种绝对的是非观去看待一个阶层或一个人物,而是在具体的史事中体现其思想.对于同一人物的不同行为,作者或据周礼批判其行为,或据事实反思周礼的弊端,体现了剧变时代史家的思想张力.     

《洛丽塔》的元小说特征

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洛丽塔>的元小说特征体现在该部作品的语言、结构和叙述策略上.通过精确、生动的语言描述,自我影射性结构的构建,精妙的叙述策略的运用,纳博科夫创造了一个亦幻亦真的小说世界.该小说世界的创造,体现了该部作品浓厚的自我意识,使读者认识到纳博科夫一贯的创作思想-艺术性是他文学创作的唯一标准.同时也说明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作者是由读者发明的,作者在作品中寄寓意于读者,而读者自己也是作者,在作品的创作中探讨小说理论,通过严肃的自我探索,借助语言创造更符合主观心理现实的小说世界.因此,<洛丽塔>的元小说特征反映了该部作品的独特性及其文学价值所在,同时也展现出<洛丽塔>是一个具有双面性的文本,正是由于该文本的这种特性才使得很多对<洛丽塔>的评论都体现了一种双元性,特别是在审美和道德问题上争论不休.     

李密《陈情表》别解

<陈情表>表现李密与祖母的孝慈之情并非作者创造之初衷.作为奏章一类的文体,<陈情表>是一篇构思缜密、用语讲究、具有很高写作技巧的精心之作.其显示了李密人格的某种变异,与魏晋之际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可以说,李密是由正始名士到西晋名士的一个过渡性人物.     

论志贺直哉《赤西蛎太》的文学地位

志贺直哉强调艺术性,其作品被视为缺少时代性和现实性,但作为同时代里诞生的"古典",却保持着卓越的文学地位.志贺的作品脱离"通俗趣味",其"诗化精神"赢得芥川龙之介的尊崇.本文依据志贺的著名随笔<创作余谈>,选出志贺的一篇精品<赤西蛎太>,对其艺术性内质加以深层探究,并论述<赤西蛎太>问世后,随着文学潮流的变化,被改编成电影和歌舞伎后展示的新貌.     

论清代文人小说叙事的演进——以《儿女英雄传》为例

清代白话小说在叙事方式上对说书程式进行了多方开掘,对说书情景的戏仿是成就独特的一点,<儿女英雄传>用叙事层次的颠倒内化了小说评点功能;作者变成人物进入故事层,由说书人对其叙述过程进行评价.作书人形象的出现使限制叙事更自然.评点式叙事降低了叙述的权威性,用评点家的"文法"标注出小说的大结构.小说将读者熟悉的通俗文学经典中的故事和人物拆解变形,作为组成情节的模块,以表达作者批评意见以及反讽的意味.重复叙事因小说独特的时间结构而来,解决了线性结构与立体的时间和人物的矛盾.     

“浑厚”之境——论上博简《诗论》对《诗·小明》的评析

上博简<诗论>第25号简最后三字作"<小明>不",专家多疑其后有阙.然而简文"不"字后有近两字的空白,证明此简在"不"字之后不大可能有和"不"字系连的文字.这几个字的释读在<诗论>的相关研究中,多呈空白状态.其实,这里是一字为释,用一个字,直指<小明>篇的主旨.简文这里的"不"字当依古音通假之例,读若负担、负责之"负"字.<小明>篇学者多从汉儒之说定为大夫"悔仕"之作,如今得上博简<诗论>的启示,可知并非如此.<小明>一诗的作者应当是一位忧国忧民,与友人相善的正直的、有较高德操的王朝大夫.<北山>、<四月>两诗主旨在于泄私愤而不顾国家安危需求.就诗作者的道德品格而论,<北山>、<四月>两诗与<小明>篇的差距显而易见.清儒姚际恒谓<小明>辞意"浑厚",信然.     

《老人与海》简洁风格的美学意蕴

本文分析了海明威<老人与海>简洁与含蓄的文体艺术,并从美学的视角,审视该作品的内涵:整篇小说像一幅油画,像一首诗,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音乐感.对于现代人进一步研究美国散文风格、语言文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郑愁予《错误》还原

人们对郑愁予的<错误>众说纷纭,北大教授吴晓东对其解读为"一次性邂逅",给人以"绝望"的母题.那么不妨追问,这个"一次性邂逅"具体为什么?"达达的马蹄""美丽的错误"两个关键意象点明:"我"注定是一名军人,由于某种使命感或者外力促使在特定民族历史时刻做了"过客",生生地把年轻的妻子扔在了江南,从此成为永别.那么,按照著名学者杨义和陈思和主张的"原型思维"的研究思路,从内容上很容易将其还原为陆游与唐婉故事及其诗词以及<孔雀东南飞>,其共性在于畸形信仰和错误观念这个"恶女人"在作祟,制造了人间悲剧.从形式上可溯源到中国诗歌源头<诗经>中<陟岵><卷耳>等诗上,从而看到是对中国"对面着笔"、"翻进一层"传统写法的一脉相承.<错误>堪称将古典诗学进行现代转换的典范.     

论约翰·巴斯《英仙座流星》的叙事与时间模式

小说《英仙座流星》在重述古希腊神话故事时,通过转变叙述视角,建构起一种新的时间模式,把回忆与体验、历史与当下、神话与现实置于一个共时性的空间,在缠绕延展中形成对历史和文学本体的质疑与反思,进而对个体和人类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而其对人类未来的观照,又最终指向了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从而表现了约翰·巴斯重述古代神话的本质所在.     

《孝经》义理辨析

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是体现儒家孝道思想的经典文献,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其蕴含的义理一直被各朝君王奉为治世的圭臬,"孝"也逐渐成为规制百姓日常行为的基本准则之一.作为统摄全书的<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其所蕴含的义理有三个方面:一是先王的"至德要道"是"孝",二是"孝为道德之根本",三是"孝"有三个级次的目标结构.通过剖析<孝经>的深层义理,辩证地研读<孝经>,对儒家"孝"道进行现代诠释,可以为今天构建社会主义新型"孝"的伦理道德提供一定的思想借鉴.     

《易传》的辞章之美

<易传>不仅提出了"修辞立其诚"的修辞理论,而且注重"文其辞",表现出辞章之美.<易传>言简义丰,含蕴深厚,具有简约之美.<易传>对<易经>的阐释充满联想,多有描述,富于诗意,而其形式上或用韵或不用韵,均具有抑扬顿挫的韵律之美.<易传>的语言或整齐划一,或长短不齐,具有参差之美.<易传>虽为阐释性文字,但也使用了比喻、设问、对举、顶针、对偶、排比等修辞格,使文章具有修辞之美.     

《青春之歌》接受模式的历史变迁

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问世至今,在文学接受的历程中呈现出论争、改编、质疑、肯定等多种接受形态.最初关于作品的论争和作家的修改说明了文学接受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艺术阐释的强力规范和压抑;新时期出现的"红色经典"的质疑与消解是人们文学阅读中"游移视点"的接受反应;而对于<青春之歌>的再解读则是立足于新的文化视野和批评语境对经典文本的特殊观照.<青春之歌>在承传中进行着新的历史重建,凸显出新的文学接受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