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的社会构成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当代最受重视的社会理论之一。然而,在霍耐特援用米德的理论将承认概念加以社会理论化的工作中,没有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使得他的承认理论存在内在缺陷。对此,本文尝试进一步从社会互动的生成分析出发,探讨承认的社会构成。通过对承认的社会构成机制的分析,可以将承认明确定义为一种社会互动,其中,由于行动者因与其他行动者有相同、或被接受的观念与实践方式,故有可能被其他行动者同意该行动者的存在价值,使之能获得所需的社会行动的支持。一方面,霍耐特的理论内在缺陷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补;另一方面,经修补之后,也可望让承认理论为社会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承认的哲学:霍耐特承认理论评述

霍耐特承认理论在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视野中,基于"社会性关注与社会发展、批判规范的探寻和社会正义构想"的问题意识,回答了"为什么我得承认你","承认如何可能","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等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伦理-政治转向,并着力于构建极具当代理论-实践价值的政治正义学说.     

霍耐特是否误读了黑格尔?——以黑格尔的“否定伦理”章为例

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不仅重构了主体间的理性交往模式和社会规范秩序,而且也在客观上复兴了黑格尔耶拿早期的社会冲突理论,特别是《伦理体系》中的“否定伦理”章节。但问题是,霍耐特对黑格尔“否定伦理”的承认式解读,实质上是把植根于民族国家之中的伦理精神和伦理理念简化、降级为社会道德发展的逻辑方案。这种承认解读模式不仅遮蔽甚至放弃了“伦理国家”的理论指向,而且在根本上与黑格尔《伦理体系》的写作意图不相符合。本文首先解析霍耐特的承认范式是如何悖离黑格尔“否定伦理”的文本语境,进而指出,只有从黑格尔伦理体系化的视角,才能正确理解“否定伦理”所承担的结构性的过渡功能：把伦理的自然阶段引向伦理的真正形态,引向统一的民族国家。     

重审“现实抽象”统治及其超越性难题——以霍耐特对阿多诺误读为个案讨论

资本逻辑中主体超越性的难题是学术界的热点论题,霍耐特从“支配自然”的逻辑与历史哲学中的工具合理性两个层面,声称阿多诺的统治理论主要是“行政管理式”的统治理论,断定阿多诺的社会理论是“社会的终结”。但是,回到阿多诺的文本,霍耐特这种观点显然是“刻意”的误读。阿多诺已经明确地将整个社会所遭受的统治界定为“交换原则”的“现实抽象”统治,而不是“行政管理式”的个人统治。当然,霍耐特的理论意图是通过批判阿多诺的方式,给被压迫群体以颠覆性的反抗潜力,从而弥补早期批判理论的缺陷,但这条道路是难以通达的。改变资本逻辑统治形式,无须规范性地设定,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是主体基于自身生存抵抗资本逻辑同一性的运动形式。     

论法律上的"应当"

"应当"是法律科学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讨论法律上的"应当",首先应该关注法律上的"应当"与道德上的"应当"的关系问题.作为行为评价尺度,法律上的"应当"具有普遍的标准.而道德上的"应当"则不具有;作为社会约束机制,法律上的"应当"具备合法的强制力量,而道德上的"应当"则不具备;作为不同的评价体系,二者可以同时发挥作用.法学上的"应当"也影响着法律上的"应当",二者是"使用"与"提及"的关系.     

弗雷泽和霍耐特关于再分配斗争的比较研究

在弗雷泽和霍耐特看来,"后社会主义"状况下,正义的核心问题从再分配转向承认,"为承认而斗争"成为政治冲突的典型形式,但两人都认为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依旧存在并不断加深,因此再分配斗争仍有必要。不过,前者采用一种"视角的二元论",将再分配和承认理解为正义的两个不可缺少且不可相互还原的维度,共同受制于参与平等这一规范原则;后者则坚持承认的规范一元论,认为再分配斗争是为承认而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能够既通过发动合法的争论,又通过重新评价主流的成就定义而产生,同时寻求实现承认的平等原则和成就原则。     

规范的重建和反思——从哈贝马斯到霍内特

规范基础的问题是批判理论的中心问题,哈贝马斯构建了以普遍语用学为基础的交往行为理论,对这一问题加以阐明.然而,以语言理论为条件的交往范式遭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霍内特的质疑,霍内特在反思哈贝马斯语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其承认理论为基础的交往范武.规范问题又回溯到了一个老的话题,即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     

"顺天则时"——中国传统法律的自然观

中国自古以农为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存.因此人们对"天"既崇敬又畏惧,认为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产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必然反映,是不可逾越的自然之道和社会之道.而以此为理论依据,中国古代产生了顺应自然、效法自然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为法律制定时遵循的"则天立法"原则,法律实施时实行的"司法时令"等制度.因此,立法与司法中"顺天则时"的观念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自然规律与人间法度相类相通.浑然一体的格局."天之法"因此具有了实用价值,而"人之法"也因此具有了合理性和神秘性.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传统法律的自然观有其独特的内涵和特征,与西方自然法思想存在诸多异同之处.     

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在当代中国的碰撞与融合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无讼"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其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中国现行的法律主要移植于西方,因此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中西法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诉讼观念上的反映.应该深入发掘"无讼"观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符合的合理内核,使其能够促进移植法律在中国的适用,以实现法的现实功效.     

正义教育与技术教育的结合——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探索

法学教育应是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然而目前的法学教育现状是理论教育苍白,严重脱离实际;实践教育流于形式。“诊所式法律教育”既是一种实践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也可以强化理论教育。我们在引进“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时候,不但要强调其实践教育功能,更要强调它可以促进理论教育的功能,这样才能避免“诊所式法律教育”仅成为一种技术教育,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诊所式法律教育”与传统的教育方法有机结合,将会推动我国教学改革的步伐,培养出更加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人才。     

法律解释主观性的解读

法律解释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是法律解释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在唯物主义思想观的统治之下,我们似乎愿意承认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尽量避免法律解释的主观性.学界诸多学者高呼拯救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更愿意遵循严格的形式逻辑,担心过分强调法律解释主观性会让法官变得专断.事实上,法律解释过程中是无法达到理想的客观,法律解释的主观性是无法回避的,作为法律解释主体的人也永远无法摆脱主观性的宿命.在人本主义法学日渐兴起之时,法律解释主观性被认知并得到良好的规范可以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可以避免被形式正义的严格逻辑所困惑.从语言、利益衡量、解释方法的路径分析,法律解释无法回避的主观性昭然若揭.在一定程度上法律解释是绝对主观性与相对客观性的结合体.     

"原则的引入"与"法律与道德分离"命题——以法学方法论为视角

在《法律的概念》第二版的后记中,哈特将"原则"作为不同于规则的另一元素引入了法律体系。这种在法律概念的外延上的扩充,不可避免地对其一贯持有的"一般性、描述性法理学"的方法论立场造成了冲击。在把"原则"补入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哈特的法律理论的自恰性与解释力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从整体上看,原则的引入并没有对分析实证主义的分离命题构成严重威胁,但从内部来看,分离命题的消极性倾向却经由原则问题得到更加细致、清晰的阐释。     

试论中国"无讼"法律文化的成因及其消极影响

中国"无讼"法律文化产生的历史根源在于古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观、"法即刑"的法律观及古代刑罚的残酷性和强调"教化为先"的"德治"传统,而其存在的物质基础便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和与此相连的宗法家族制度."无讼"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根深蒂固,并且由于历史惯性力的作用,这种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仍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论法律概念

本文对法律概念的形成、作用、演变等进行了一般理论分析。认为，法律概念的形成与法最重要的就在于，舍弃不重要的特征而专注其中的最重要特征；认定规范对象的最重要特征时必须考虑法律的规范意旨，同时对法律概念的逻辑结构进行必要的解剖，使日常概念法律化。法律概念在法律价值的承认、储蓄、共识等方面起重要作用，但实际上执法者乃至立法者常忽略这一作用，这便要求法律解释者充分注意法律语言背后的价值问题，并克服概念过度抽象化所造成的副作用。法律概念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演进。     

以赛亚·伯林的"现代性"

从价值多元论和反启蒙立场出发,以赛亚·伯林拒斥现代性.在他看来,启蒙的理性主义一元论必然导致吊诡的现代性:一种经由理性思考的现代性构想只有依靠非理性的方式才能实现.然而,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并不否认启蒙的影响.他承认启蒙之后,人类必然要脱离传统社会而进入一个"新时代".自发性、多元性是这个"新时代"最基本的"现代性"特征.     

道路"暗中"执法的理性思考

作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执法的一种方式,"暗中"执法是新形势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需要,符合法律的规定,但应有亚当的动机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条件下进行,实施处罚过程中应遵循法定的程序要求以保证其合法性和合理性.     

在理性与现实之间寻求司法的正义——兼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发展和变化

在我国当下,形式理性的法律面临现实困境,即:司法裁决不能被公众认可,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也在下降.法官“以证据为根据”的裁判理念虽然符合法律实践理性的要求,然而也易引致对正义价值追求的放弃和忽视;公众则视“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为司法不言自明的正义要求.如何破解这一困局?文章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在我国的观念认知进行了梳理,认为该原则在公众与司法者之间存在认知差异,从而导致裁决不能被认可.回应型法的有关理论值得借鉴,它认为应以法律的目的缓和引导制度,使其不拘泥于形式主义和仪式性,以探究法律中蕴涵的公正价值.在司法裁判中,应以公正为价值,兼顾对外部社会现实的关照,建立起以“证据事实”为基础、以“客观事实”为依归的“法律真实”标准.     

法律监督需要一部《法律监督法》

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首次提出,1982年宪法确认的法律监督,是我国国家制度建设中具有承上启下重要历史意义的立法事件.由于种种原因,法律监督的历史意义未受到重视,并导致法律监督的基本理论和制度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制定一部<法律监督法>,以更加全面认识我国法律监督产生的历史价值,促进我国法律监督的基本理论研究.没有<法律监督法>的法律监督不但不合理而且不现实.     

江泽民"四个服务"思想的新思考

统一战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有力武器.江泽民同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服务"思想,具有时代性、理论创新性、实践性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在统一战线理论上又一次成功的尝试.     

探寻中国法律传统语境下"法治"的意义

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解析了"法治"一词的内在含义,并重点解构了"法治"现象的社会一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作者考察了中国古代法律传统,认为中国古代法治与西方现代法治存在结构上的差异.最后,作者分析了当下中国法学几个热点命题,揭示出这些法治命题所存在的理论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