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的哲学:霍耐特承认理论评述

霍耐特承认理论在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视野中,基于"社会性关注与社会发展、批判规范的探寻和社会正义构想"的问题意识,回答了"为什么我得承认你","承认如何可能","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等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伦理-政治转向,并着力于构建极具当代理论-实践价值的政治正义学说.     

霍耐特是否误读了黑格尔?——以黑格尔的“否定伦理”章为例

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不仅重构了主体间的理性交往模式和社会规范秩序,而且也在客观上复兴了黑格尔耶拿早期的社会冲突理论,特别是《伦理体系》中的“否定伦理”章节。但问题是,霍耐特对黑格尔“否定伦理”的承认式解读,实质上是把植根于民族国家之中的伦理精神和伦理理念简化、降级为社会道德发展的逻辑方案。这种承认解读模式不仅遮蔽甚至放弃了“伦理国家”的理论指向,而且在根本上与黑格尔《伦理体系》的写作意图不相符合。本文首先解析霍耐特的承认范式是如何悖离黑格尔“否定伦理”的文本语境,进而指出,只有从黑格尔伦理体系化的视角,才能正确理解“否定伦理”所承担的结构性的过渡功能：把伦理的自然阶段引向伦理的真正形态,引向统一的民族国家。     

消费领域中的承认关系研究——从霍耐特的规范重构谈起

承认理论开启了一个从主体间性关系出发理解消费的全新视野。霍耐特认为,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是消费领域的规范基础——双方在对话机制的引导下满足对方的需求,实现社会自由。但在消费社会中对话机制缺失,消费者日益分化,生产者权力过大,从而破坏了这种相互满足的承认关系。霍耐特对当代消费社会的这种解读忽视了消费承认关系同时是主体间基于自由认同的授权关系,从而导致其窄化了关于生产者与消费者对话方式的理解,因此也就忽视了市场权力的正面意义。     

承认的社会构成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当代最受重视的社会理论之一。然而,在霍耐特援用米德的理论将承认概念加以社会理论化的工作中,没有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使得他的承认理论存在内在缺陷。对此,本文尝试进一步从社会互动的生成分析出发,探讨承认的社会构成。通过对承认的社会构成机制的分析,可以将承认明确定义为一种社会互动,其中,由于行动者因与其他行动者有相同、或被接受的观念与实践方式,故有可能被其他行动者同意该行动者的存在价值,使之能获得所需的社会行动的支持。一方面,霍耐特的理论内在缺陷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补;另一方面,经修补之后,也可望让承认理论为社会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中国道德政治法律全面拒绝"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的行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屡屡遭到重拳打击,一方面是刑事司法的严厉制裁,另一方面是老百姓异口同声的唾骂。在这样官民一致对之作出否定评价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妄谈“诱惑侦查”的“必要性、合理性”,这就不能不给一点以正视听的声音。本文拟从三方面加以阐述。     

规范的重建和反思——从哈贝马斯到霍内特

规范基础的问题是批判理论的中心问题,哈贝马斯构建了以普遍语用学为基础的交往行为理论,对这一问题加以阐明.然而,以语言理论为条件的交往范式遭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霍内特的质疑,霍内特在反思哈贝马斯语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其承认理论为基础的交往范武.规范问题又回溯到了一个老的话题,即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     

法律视野中的"线人"定位与处境审视

在司法实践中,利用"线人"或特情举报或提供情报来破案和抓获犯罪嫌疑人并不是个别现象。由于对"线人"法律规制上的欠缺,加之国家机关在使用线人侦查中也疏于规范和管理,中国目前"线人"的使用存在严重的失范现象,线人侦查中暴露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借鉴外国的立法,建立与完善中国的"线人"制度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解读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

以布坎南、塔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范式是公共选择理论各派普遍接受的一个范式.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的概念简析,以<同意的计算>为文本加以延伸和拓展,并阐明"政府失灵论"是"经济人"范式演绎推导的必然结果.然后,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作出一种评价,对这种范式的贡献和缺陷两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借以更好地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从而最终揭示正确评析这种"经济人"范式对中国公共选择问题的现实意义.     

"顺天则时"——中国传统法律的自然观

中国自古以农为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存.因此人们对"天"既崇敬又畏惧,认为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产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必然反映,是不可逾越的自然之道和社会之道.而以此为理论依据,中国古代产生了顺应自然、效法自然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为法律制定时遵循的"则天立法"原则,法律实施时实行的"司法时令"等制度.因此,立法与司法中"顺天则时"的观念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自然规律与人间法度相类相通.浑然一体的格局."天之法"因此具有了实用价值,而"人之法"也因此具有了合理性和神秘性.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传统法律的自然观有其独特的内涵和特征,与西方自然法思想存在诸多异同之处.     

"原则的引入"与"法律与道德分离"命题——以法学方法论为视角

在《法律的概念》第二版的后记中,哈特将"原则"作为不同于规则的另一元素引入了法律体系。这种在法律概念的外延上的扩充,不可避免地对其一贯持有的"一般性、描述性法理学"的方法论立场造成了冲击。在把"原则"补入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哈特的法律理论的自恰性与解释力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从整体上看,原则的引入并没有对分析实证主义的分离命题构成严重威胁,但从内部来看,分离命题的消极性倾向却经由原则问题得到更加细致、清晰的阐释。     

基于"怨恨"理论的现代社会反思——舍勒"怨恨"理论浅析

舍勒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的根源乃是作为心理机制的"怨恨",并以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探讨了怨恨产生的根源.在他看来,怨恨产生于自己与他人的价值攀比中所生成的报复欲长久不能满足,怨恨的产生颠覆了传统的价值取向,使社会价值处于一种失范状态.舍勒在"怨恨"理论的基础上,他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怨恨"理论的确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新的视野,但它的理论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普罗泰戈拉的"尺度"理论与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之比较

普罗泰戈拉的“尺度”理论与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在西方哲学史上都实现了一场以“人”为中心的革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惊人相似”。但在一些具体内容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在当代中国的碰撞与融合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无讼"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其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中国现行的法律主要移植于西方,因此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中西法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诉讼观念上的反映.应该深入发掘"无讼"观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符合的合理内核,使其能够促进移植法律在中国的适用,以实现法的现实功效.     

正义教育与技术教育的结合——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探索

法学教育应是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然而目前的法学教育现状是理论教育苍白,严重脱离实际;实践教育流于形式。“诊所式法律教育”既是一种实践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也可以强化理论教育。我们在引进“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时候,不但要强调其实践教育功能,更要强调它可以促进理论教育的功能,这样才能避免“诊所式法律教育”仅成为一种技术教育,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诊所式法律教育”与传统的教育方法有机结合,将会推动我国教学改革的步伐,培养出更加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人才。     

论法律上的"应当"

"应当"是法律科学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讨论法律上的"应当",首先应该关注法律上的"应当"与道德上的"应当"的关系问题.作为行为评价尺度,法律上的"应当"具有普遍的标准.而道德上的"应当"则不具有;作为社会约束机制,法律上的"应当"具备合法的强制力量,而道德上的"应当"则不具备;作为不同的评价体系,二者可以同时发挥作用.法学上的"应当"也影响着法律上的"应当",二者是"使用"与"提及"的关系.     

康有为"三世说"的理论内涵及其重要贡献

康有为运用进化论和西方近代社会政治思想,重新改造公羊三世说,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三世说"进化史观.他的进化史观不仅突破了传统变易史观的樊篱,开创了中国历史观近代化转型的先河,同时也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思想动力和理论支持.     

"人性恶"假设与个人自律——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内在悖谬

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对"人性恶"假设的推崇并不能掩盖其对个人自律的渴求.虽然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辩护者们对于在"人性恶"假设下个人自律何以可能的问题作了多方面的论证,但是,如果追寻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人性恶"假设及其内在逻辑,则其对个人自律的渴求将难免走向自我消解和存在着内在阻滞.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在"人性恶"假设与对个人自律的渴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逻辑悖谬.     

从"论述分析"理论探讨法律语言的性质和地位

本文第一部分重点讨论从人类学起家的“法律论述”理论描述法律语言在诸多场合与情境(例如法庭上律师对法官、律师对当事人和证人、法律文件的起草和撰写等)的实际应用。第二部分则兼顾前述的社会语言学与法律论述理论,慎重检视和检讨时下法律语言的性质和地位。最后,则针对法律语言的现况,如何在社会语言学、法律论述和民族志等相关领域飞速发展的情况下,配合、因应和进行完善,提出有建设性的改进之道的结论与建议。     

试论中国"无讼"法律文化的成因及其消极影响

中国"无讼"法律文化产生的历史根源在于古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观、"法即刑"的法律观及古代刑罚的残酷性和强调"教化为先"的"德治"传统,而其存在的物质基础便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和与此相连的宗法家族制度."无讼"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根深蒂固,并且由于历史惯性力的作用,这种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仍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马克思"生活的生产"理论预设的当代意义--关于社会发展理论框架的新建构

长期以来,具有支配性影响的"马克思学"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偏重"物化"观的解读,在实践上产生一系列偏颇和失误.实际上,马克思在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有一个"生活的生产"的重要理论预设和理论命题,强调了"生活"的本源性和生活与生产的互动生成关系,从而把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起来.因此,生活、生活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生活的生产"命题构成最具解释力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架构.发掘马克思"生活的生产"这一重要理论思想,对于重构科学的社会理论、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建构中国的新型现代性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