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在田野民族志和历史编纂学中，传记法是一种重要的叙事方式。本文从分析林耀华的作品入手，将其置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思想脉络中，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传记法在中国历史和社会研究中的潜力与可能性。本文将谱系法、个人生命史和社会生命论归纳为“传记法三角”。在（扩展）谱系法和社会结构论的基础上，生命传记法可以呈现一个或多个人的生命历史，作为大历史中的片段。不过，现象学路径有其自身的限度，不能离开对中央政权本身和总体结构的考察。在“时势”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呈现生命传记，才不会只是个体的故事，而有希望成为一种对中国“总体”社会生活的有力叙事方式。     

论阿英的新文学史料学思想及其前瞻性

作为新文学史料学的开拓者,阿英树立了与时代同步的史料观,并以史家宽广的眼光和标准来观照史料。他较早地认识并阐述了新文学版本的重要性,形成了独辟蹊径、逐渐成熟的选文思想。他不仅以文学性和艺术性来评判文学史料的价值,而且大胆地肯定被作家本人所删弃的作品的史料价值;他不仅阐述了日记、书信的历史参考价值,并且在确认"文坛指掌图"价值的同时,充分认识到史料工作的特殊价值和独立品格,将其与文学创作视为是同等重要的学术事业。研究阿英的新文学史料学思想及其前瞻性,对于正确认识史料工作的地位,激励研究者致力于史料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也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以《李鸿章》传为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李鸿章》传是其新史学思想形成初期阶段的一部传记作品,通篇体现着梁启超对自己所提出的"新史学"理论的认真思考和实践。故文章以《李鸿章》传为代表,对梁启超逃亡日本前期初步形成的新史学观点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如下判断:维新救国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是梁启超资产阶级新史学产生的根源,《李鸿章》传作为一部其新旧史学思想过渡转型时期的著述,从对旧史学的批判、新政治理想的萌发、传论结合新文风的开创、史学比较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体现着梁启超对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初步尝试,因此这部传记作品与其他时期的传记著述相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史义"与通俗历史读物写作

通俗历史读物,在历史知识的普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民众对历史的认知,大多来自通俗的历史作品.所以,要重视历史教育,发挥历史学的科学功能和社会功能,通俗历史读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写好通俗历史读物,并非易事,需要作者具备多方面的素养.这里谈谈"史义"对通俗历史读物写作的影响.     

"对时间的叙事"与"作为叙事的时间"——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时间艺术

莫里森在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她善于运用时间艺术使然.在她的作品中,时间对于叙事,既是对象,又是手段.她的作品通常取材于美国黑人历史,并通过史实性的陈述与细节描写,构建"对时间的叙事",显现出史诗般的恢弘.同时,通过对"作为叙事的时间"形式的探索,即多变甚至反常的节奏、非线性时序和多角度叙述等技巧的运用,建立极度富有弹性和张力的虚构的叙事时间.对时间的叙事与作为叙事的时间完美结合造就了莫里森作品中史实与故事辉映的特色,使她登上了文学创作的巅峰.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与文学研究

傅斯年的"吏学便是史料学"是一个颇有学术价值的命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文学史料建设是文学研究的基础.科学准确的文学阐释大都以翔实的史料作为基础;没有史料支撑,很多问题都得不到有说服力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建设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深入认识史料建设的重要意义,尊重史料建设者的劳动;力戒浮躁情绪,树立严谨的学风;克服避讳心理,直面历史现实.     

历史雎物主义何以可能——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双重意义的统一性

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直是一个持续经历着争论的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的双重意义问题.论者们大多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兼有以"历史"为研究对象和以"历史"为理论方法的双重含义,而对于这两重含义之关系.则多含糊其辞,不予深究.但要从根本上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这一关系问题就是一个不能予以回避的原则性问题.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之为一种方法或解释原则.才使历史之唯物主义地作为研究对象得以可能.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之理论对象的社会存在,并不是直观地摆放在那里的.而是只有在这一理论方法的视野中才呈现出来的.换言之,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建构起了其对象,而这也就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双重意义的内在统一性.     

论文学史的现代性--兼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写、教学与史料建设的关系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要重新强调史料建设的意义,应该在过去文学史编写、教学的实践过程中在对某些问题反思的基础上,调整文学史学科史料建设的思路,重建现代文学史丰富性、复杂性的认知.文学史的现代性在文学与历史互动实践中体现,在史实、史料开放性的历史叙述、差异性辨析、文学生态、文学语境、文学话语的生成中,建立起现代文学史观.史料是过去的历史也是"现在"的,史料永远不会被挖掘穷尽.任何时代的文学史的重写、研究和教学,都不可能脱离和回避历史层面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他者"视域下的美国艾滋文学研究述略

美国的艾滋文学研究,虽然或侧重其疾病隐喻,或分析其愤怒情绪,或强调其精神启示,或探寻其传记意义,但贯穿其中的一条主要脉络,却是作品中的"他者"话语.与之相关联的,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探讨殖民地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同时,更为关注在后现代语境中,西方文化内部的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关系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疾病现象背后,总有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隐喻强调了社会对艾滋病人的异化和排斥,直接表明了艾滋病人和"他者"的对应关系.美国艾滋文学研究涉及疾病文学、同性恋文学、传记文学以及社会政治诸多层面,涵盖了隐喻、意象、情绪基调、矛盾冲突、结构等文学元素.但这其中一脉相承的是从不同角度对作品中的"他者"身份的解读.美国艾滋文学研究展示给我们的,是在现代社会的全球性话语中,艾滋病患者作为弱势群体,被社会蔑视和抛弃、被人们疏远和排斥的生存困境.可以说,艾滋文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新视角,另方面,通过"他者"身份的构建,艾滋文学呼吁全社会对该病患进行理解,做出接纳,给予帮助.或许这正是艾滋文学存在的价值所在.     

鸟魂无言——论《红楼梦》中"鸟"意象的隐喻功能

<红楼梦>中花鸟意象蔚为大观,为作品增添了更诗意的色彩.然时贤论"花"意象多,评"鸟"意象少,尤其忽略了宝钗的地位.杜鹃意象以"悲情"、"忠贞"和"泣血"为意蕴内核,以"化作杜鹃带血归"为泪尽夭亡命运之参照,在紫鹃和黛玉这一对人物关系和性格命运中得到了集中体现;黄鹂意象以"巧舌"、"巧思"、"巧手"和"闺怨"为意蕴内核,以"隔叶黄鹂空好音"为命运之参照,在莺儿和宝钗这一对人物关系和性格命运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二者具有重要的隐喻功能和诗谶意味,共同呈现了曹雪芹的生命情怀与艺术匠心.     

返归尘俗中

正"扬州八怪"作为一个历史进程中的专有名词,具有道说不尽的话题和魅力。在清中期的中国画坛,这样几位不合传统、不附主流的鬻画生存的职业画家开创了崭新的艺术风貌,历史选择了他们,选择了他们开创的风貌作为该时期中国画坛的代表,这自当是必然与偶然的合体。"扬州八怪"于不经意间所成就的现代意义上的价值,和"八怪"的作品呈现的艺术魅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问题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必须从既往的历史积淀中反求诸己.过去我们没有把全世界读者看作是"服务对象".对外国平民百姓来说,并不都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而拒斥中国文学,主要还在于我们的作品所描写的内容和题材,是否具有更广泛的全人类性,是否能让他们通过观赏文艺达到一种相互了解和心灵沟通.当前文学失序的状态和创作群体的多极化、多元化,是这种大视野的"全民文艺"观的明证.也是文学大获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可以简化为一种法律,如作家所写的题材和内容不违法,艺术性就上升到衡量该作品标准的第一位了.我们要求文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当这种最高标准难以达到时,一种急功近利的捷径,常常代替艺术创造的艰苦努力.今天有些作品"思想大于形象",主题设置模式化、概念化,迷信"题材决定"论,重思想型写作而轻艺术型写作,都可能与受"政治标准第一"的曲解和误导有关.     

"事"、"理"与"势"、"理"探讨的深入

对历史发展的"事"、"势"、"理"的探索,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初显端倪,而司马迁汲取前代认识,提出"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史记·平准书》),其撰史目的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即寻找对现实和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事理和法则.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用"势"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变化、更替之故,认为社会的进步"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宋朝以后的史学家、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家提出的"事"、"势"与"理"等范畴,并以对这些范畴的阐释来揭示历史变化的法则,凸现历史理性精神.     

"新故事新编":当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另类写作——兼谈"故事新编"文体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生成

"新故事新编"是一种独特的文体.作为当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另类写作",它与"新历史小说"有某种相似或一致之处;但就文本内在的意蕴看,则与晚清特别是与鲁迅的"故事新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是"故事新编"在当下的发展和嬗变.其具体表现为在精神血脉上割断与传统文化谱系的联系,采用游戏历史和反讽调侃的叙事策略;在时空关系处理上,明显具有古今杂陈、随机拼贴的特点.因此,它是典型的后现代写作,可以归属于历史题材小说的一种次类型.     

《韩非子》中历史传说的编排和运用——兼谈中国古代早期"说体"叙事作品与历史传说的关系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韩非子>对历史传说的搜罗和收录近乎是穷尽式的.同时,他运用历史传说的方式又多种多样,把历史传说在作品中的功能尽量发挥到极致.通过对<韩非子>中的"说"字进行辨析,指出以此为篇名的作品与历史传说的关系;总结出<韩非子>历史传说的运用方式、不同文本形态、编排方式和行文规则上的法家特色以及韩非子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文本形态及审美效果之间的疏离与悖反.     

心灵深处爱的诉说——访第五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刘文艳

刘文艳辽宁省北票市人,18岁开始发表作品,多年笔耕不辍,先后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艺作品100多篇。1987年创作了文学传记《尹湛纳希传》,填补了尹湛纳希传记作品的空白;1995年出版了报告文学集《春风秋雨》;2010年出版了纪实散文集《爱的诉说》,此书入选为全国"农家书屋"工程的精品书籍,并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散文集奖和"辽宁省第三届散文创作丰收奖特等奖",     

专业作家在青少年时代文学能力的发展状况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对于研究作冢传记和传记体作品是一种最适当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在阅读心理学和文学创作心理学领域尚未运用过.为了确保抽样的代表性,人们共选出137位世界公认的古典作家与当代作家的传记和自传体作品,并将这些传记资料分成5组进行分析:1)传记资料的概况;2)文学创作能力结构的基本成分;3)阅读能力结构的基本成分;4)作家在青少年时代文学能力发展的客观因素;5)作家在青少年时代文学能力发展的主观因素.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的"历史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科学发现之一.作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无疑具有哲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但是,马克思毕竟不是学院派的哲学家,其全部理论都服务于他毕生追求的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因此,在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既要从新世界观(哲学)的本质的意义上去看待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又要从"历史科学"的具体内容上去领会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理论实质.     

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 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 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塑,其背后牵涉到的学术背景、 政治环境与现实诉求都与汉代迥然不同.     

"圣处女"的"感情"和"出路"——兼及文学史作品的当下批评意义

<圣处女的出路>与<圣处女的感情>对相同书写对象的不同文学表达,突出它们各自的潜在针对性.而从历史文本的当代批评立场出发,表现作品的所谓"私人生活"孕育的"力量",在反抗"权力"对人的自由的束缚时,承担了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强烈的情感意愿将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