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楚辞中的历史传说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出现的一种新诗体,也是先秦时期历史传说重要的诗歌形态的载体.楚辞中的历史传说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既体现出楚文化的地缘特征又体现出跨越部族、地域、时代的畛域和超脱政治恩怨的兼容并包的属性,以及文化上的宽容性.屈原对历史传说的选择具有明确的目的,主要不是用于描述历史的发展,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人生理想和现实感慨,以及求索和怀疑精神,是经过筛选之后决定选择哪些历史传说.同时,对于作品中的历史传说的编排、运用也颇具匠心,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圣处女"的"感情"和"出路"——兼及文学史作品的当下批评意义

<圣处女的出路>与<圣处女的感情>对相同书写对象的不同文学表达,突出它们各自的潜在针对性.而从历史文本的当代批评立场出发,表现作品的所谓"私人生活"孕育的"力量",在反抗"权力"对人的自由的束缚时,承担了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强烈的情感意愿将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青春之歌》接受模式的历史变迁

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问世至今,在文学接受的历程中呈现出论争、改编、质疑、肯定等多种接受形态.最初关于作品的论争和作家的修改说明了文学接受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艺术阐释的强力规范和压抑;新时期出现的"红色经典"的质疑与消解是人们文学阅读中"游移视点"的接受反应;而对于<青春之歌>的再解读则是立足于新的文化视野和批评语境对经典文本的特殊观照.<青春之歌>在承传中进行着新的历史重建,凸显出新的文学接受美学意义.     

论"70后"作家的历史叙事及历史感

当前评论界对"70后"作家批评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历史感的匮乏,其实"70后"作家的历史感知受制于一个历史与文化上的"流动的缺口",它对"70后"作家的写作形成了一种"表述遏制"."70后"作家在利用各种方式填补这个缺口.在填补的过程中,"70后"作家自觉地遗忘了当下,他们的文本呈现为"活着的过去"与"死了的现在"的对峙."70后"作家不是靠着由过去激起的情感进入了历史写作,而是因为当下的困惑进入了历史,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以自身献祭的方式成为了历史的被驱逐者和被吞没者.人们对"70后"作家历史感匮乏的指责主要是受制于既定叙事模式的影响,我们不能盲目地判定"70后"作家是没有历史感的,他们只是喜欢把过去私有化,而不是像前辈一样公共化,他们的历史感会以其他的方式展现出来.     

《汉志》"小说家"所在的文化语境

<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小说发生期现象作出了理论总结,但它是否仅具有目录学意义还是同时具有文学意义,学界存在着不同争议.文章认为,虽然<汉志>"小说家"有着与诸子九家共性上的经学化色彩,然而,刘、班诸人对于"小说家"在<汉志>中所处的特殊的结构性位置、借"不可观"所表达出来的对其文学性质的认定、不同于其它诸子九家之序的<诸子略·小说序>的表述结构,都表明"小说家"有着与诸子九家不同的文学化色彩,这是它在文化整体格局中的个性.这种体现在"小说家"中的经学化和文学化色彩,实出于<汉志>作者的儒家立场和文学意识,它们构成了"小说家"在<汉志>中的文化语境.     

"七"体创作的二百年沉寂与傅毅的写作模式

西汉初年枚乘首制<七发>,是为"七"体之肇始.然而由今视之,拟作之历史却直至东汉傅毅<七激>出方得以开启,其间二百年创作的沉寂何以产生?就其因在于,两汉之际<七发>远未有"伟于文林"的地位与影响,而其自身孔老齐观的思想观念也与汉代开始的尊儒倾向格格不入,规限了模拟行为的展开.傅毅<七激>在挖掘<七发>已有价值的同时,以时代的因子改造其作,确立了崭新的创作模式,开启了后世"七"体创作的历史.     

解读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

以布坎南、塔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范式是公共选择理论各派普遍接受的一个范式.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的概念简析,以<同意的计算>为文本加以延伸和拓展,并阐明"政府失灵论"是"经济人"范式演绎推导的必然结果.然后,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作出一种评价,对这种范式的贡献和缺陷两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借以更好地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从而最终揭示正确评析这种"经济人"范式对中国公共选择问题的现实意义.     

历史发展"合力论"的理论论证及历史考察

历史发展"合力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发展"合力论"的表述存在历史局限和内在矛盾,但这并不是说这种历史局限和内在矛盾是历史发展"合力论"本身所固有的.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的修改和调整,这种历史局限和内在矛盾是可以克服和消除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批判继承了维柯、斯密、康德和黑格尔等人思想中的积极成果.     

必然与偶然、自然与人为的互渗互动——试析早期历史传说的生成契机

中国早期历史传说在漫长的生成、演变和发展历程中,题材、内容及文本形态既相对稳定又时有改变,既呈现自我生成、自然演变的态势,又表现出人为因素的作用,是必然与偶然、自然与人为的互渗互动的结果.     

中国德昂族的传说/神话与典范历史叙述

王朝/民族国家运用典范历史叙述建立认同的过程中,典范历史书写影响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内在心理边界,使得包括德昂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也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王朝国家的典范历史叙述做出回应.德昂族通过在神话/传说确立德昂族先民与汉族的血缘关系,自下而上地构建德昂族与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天赋的联结",从而实现华夏化的整体认同。     

东西"情圣"的合流与唯情论的乌托邦——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与"浪漫爱"的兴起

"浪漫爱"的兴起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现象,它与传统的瓦解、现代个人的出现相伴而生,是人性解放特别是人的感性解放的突出表征."浪漫爱"带有"以情求道"倾向,它追求的是爱的唯一性、永恒性和至善、至美性,它在现代成为一种人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超出性爱本身,具有了超越凡俗的精神意义.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兴起可视为这种现代浪漫爱的滥觞,其中<红楼梦>和<茶花女>的相遇,为这种浪漫爱的兴起提供了极大的助力.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中的唯情派继承了明清以来以情抗礼的文学传统并与西方浪漫主义爱情小说实现了对接;他们所表现的爱情具有超凡脱俗的乌托邦特性,本土禁欲主义道德与西方纯情、浪漫之爱与此结成了同盟,这是现代性初兴时期浪漫主义反世俗的"人的自我神化"倾向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     

李贽"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的借鉴

<庄子·渔父>篇提出"法天贵真"的思想,追求自然无为、超脱世俗之情.李贽<童心说>主倡"真心",批判社会之"假",以尊重个人性情欲望为出发点,追求"八世"之"真",使"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从<庄子>到李贽,尚"真"思想表现出一条由"无我"到"社会之我"再到"个体之我"的轨迹,从中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主体意识也逐步增强,民主意识渐趋觉醒,个人对社会的依附日趋削弱,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也在逐步减轻.     

试论"卮言"在《庄子》中的运用

<庄子>一书行文表达上采用了"三言"的形式.其中"卮言"即铺陈曼衍,即兴式地言论,是"三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卮言",我们不能只作为一种语言风格来欣赏,而应该从其在<庄子>一书中的运用来分析它的意义."卮言"是诗性时代思维方式的反映,"卮言"的不为言而言,不为文而文的艺术构成及其运用,体现了<庄子>的语言理想."卮言"的意义,在于它在先秦思想史中的创造性和独特性.与"寓言"的文学性意义、"重言"的历史性意义不同,它更具有哲学认识论的意义.     

论中国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历史依据

台湾与中国大陆同宗同源,同属一个中国.她是中国的一个行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投降之初,少数驻台日军少壮派军官策动"台湾独立自治运动",开启了今日"台独"分裂势力的源头.台湾的起源和历史沿革是中国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历史依据.     

“蟹工船”现象解读

2008年日本出现的"蟹工船"现象,引入注目."蟹工船"现象的生成过程,有"起因说"、"点火说"、"引爆说"三阶段说.而其深层背景,无论是小说文本再现的历史,还是由此联想到的社会现实,都使<蟹工船>与"差距社会"联系在了一起.本文对日本2肋8年的"蟹工船"现象进行了解读,意在立体、实证地解释和把握"蟹工船"现象的本原.     

大众文化语境中的"第五代"历史叙事及泛文本解读--以三部"刺秦"文本为个案

以陈凯歌、周晓文、张艺谋的"刺秦"文本为个案,作者认为他们或从精英立场,或从大众视角不谋而合地释放了大众文化的感性化、消费化诉求,而张艺谋的<英雄>创造并投射的则是发展中的大众文化的精致化想象.     

《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经典化"现象研究

<大堰河--我的保姆>之所以成为新诗"经典",除了其独特的诗质,还有历史的机缘:在它"经典地位"生成过程中,左翼话语的暗合为其历史出场提供了机遇;左翼文学史在现实主义规约范围内梳理艾青诗歌的发展脉络,确立了它的开端和起点意义;新中国新诗编选者勾勒历史的野心,与对读者接受能力和接受范围的自我限制,促使他们要么以"选"代"史",要么在读者期望值之内进行取舍,因此,作为重要历史联结点和读者最为熟悉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便成了必选篇目.正是在不同层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大堰河--我的保姆>确立了在新诗史上的"经典"地位.然而,如果避开历史运动中的诸多因素,<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经典"地位则值得怀疑.     

"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对"伦理"和"道德"的概念辨析,不是出于思辨哲学的形上偏好,而是因为它们标志着道德文明和道德哲学发展的诸历史哲学形态.孔子开辟的道德强势话语下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理智的德性"高于"伦理的德性"的"西方传统",都经历了历史哲学的三期辩证发展,它们在现代都遭遇到伦理与道德的深刻矛盾.与西方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不同,伦理-道德悖论、伦理-道德二元对峙,是这一矛盾的中国形态.它表明,中国道德哲学与道德文明已走到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其历史哲学前景既不是传统性的"合",也不是现代性的"分",而是伦理-道德生态的辩证建构.伦理-道德生态,是其历史哲学的现代中国形态.     

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的形成轨迹探析

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由<博士论文>时期的"自我意识"意义上的人本思想,到<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意义上的人本思想,到<德法年鉴>时期的历史创造者意义上的人本思想,再到<手稿>和<形态>时期的实践主体意义上的人本思想的转变.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马克思科学的实践观点的确立.正是在科学的实践观点基础上,马克思才彻底抛弃了唯心史观,建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眼中的人才由抽象的人转变为现实的人,科学的"以人为本"思想得以最终确立.     

试论宫廷叙事作品中的帝王师

在当代文学宫廷叙事作品中,凌力的<少年天子>、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等作品都有相当的笔墨塑造帝王师形象.<少年天子>中,帝王师汤若望教给皇上"科学、平等、博爱"等思想虽新鲜美好,却完全脱离中国社会现实,最终导致顺治在政治和爱情上双双幻灭.而作为中国传统士子,<康熙大帝>中的伍次有、<雍正皇帝>中的邬思道教给皇帝的不是平等而是专制,不是博爱而是杀戮,不是科学真理而是阴谋权术,结果两位皇帝双双大获全胜,成为一代英主.不同的帝王师给了帝王不同的影响,也反映出不同创作者对传统历史文化认识的差异,显示出作品思想价值的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