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三大批判及其精神实质

通过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解构与批判 ,后现代主义哲学展现出了对人文精神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再论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以批判和反叛现代性的姿态出现的,作为现代性的重要表征的“理性主义”,也必然在其批判之列。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以反理性主义为其表征的。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评价,多是看到了其消极意义。本文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却有着积极的意义,那就在于它深入和全面地揭示了“理性”在确立自身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压迫性与极权性,力图让人们对理性之用的消极方面保持警醒。同时,后现代主义者的根本立场也并非是要弃置理性,而是坚持理性所内在的批判之维。     

论后现代主义的未知结构

在后现代主义“解构”“摧毁”和“零散”的语言文本背后,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未知的结构: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是后现代主义的逻辑发生点;对现代性的“解构”是对于现代性负面效应原因的探讨;对后现代哲学的“建构”是对形而上学的超越。尽管目前后现代主义理论还仍较粗糙,但它开启了一场人类精神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对于未来哲学、人文科学及后工业社会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和我国当代哲学的转型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当代世界哲学实践转向的一个重要环节 ,后现代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对于我们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本性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解构主义消解西方“传统形而上学” ,为我们突破旧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提供了一个理论批判武器 ;后现代主义对科技异化作用的反思 ,对于人和自然、人与人关系的重新审视 ,它的“后现代思维方式”以及“平民化”哲学风格对各种新哲学范式起着潜移默化作用 ;后现代主义传播中孕育的“教化哲学”传统 ,增强了我国当代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 ;后现代主义哲学倡导个人发展和创新 ,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伟大潮流。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川流不息的状态——后现代主义知名学者迈克尔·彼德斯教授①访谈录

本文作者与西方后现代知名学者迈克尔·彼德斯教授在访谈和对话中,就后现代哲学的特征、后现代哲学的走向、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影视、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等论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后现代主义不能超越现代性

从积极的意义说,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实质上就是拓展“现代性”内涵,使其由狭义的“现代性”向广义的“现代性”延伸。后现代主义放弃了重建理想社会的可能性,将现代性的虚无主义推向极端,从而,它没有可能构想某个与当下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     

论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哲学

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哲学虽然产生于不同世纪,但内在精神特质却具有某种同构性与相通处。这两种哲学都属于批判性的哲学,而且从某些侧面看都可以定性为文化批判理论。二者在思辨层面上都致力于消解传统的形而上学,在现实生活中都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由于思想旨趣与时代状况的不同,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批判与解构又各有不同。马克思哲学对后现代主义有着直接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的民主批判与重构

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其在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批判中,形成了全新独特的后现代民主路线图,包括置人的特性于民主制度设计的首要地位;反对人的专制与独裁思想;反对法律、法规、规范、普世制度等具有权威性的制度规范与霸权话语;对权力的制约应扩展到所有领域,不能囿于国家统治权;走日常民主、话语民主之路。     

后现代主义小说技术批判

现代技术的负面效应在于它对主体和对象的自由和自性的剥夺 ,使之成为扁平、空洞之物。作为一个能指的技术系统 ,后现代主义写作在对于自由的幻想中悖论性地剥夺了作者本人和人物的自由以及作为对象的物的存在 ,从而走向技术的高度异化和反人道之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应对后现代主义新议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一些基本的哲学层面上,要批判、分析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理论观点,借鉴当代西方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理论“结合”起来的方法,吸取后现代主义中方法论意义的多元论、反对狭隘科学观、整体论等一些有价值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

本文认为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种统一的思想范式或流派 ,而是一种文化潮流以及知识态度和生活态度 ,是通过对现代主义、现代性的解构展现其基本脉络的。其实质就在于“重写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现代唯物主义 ,但它又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现代”中露出的“后现代主义”的端倪 ,并对其加以批判审视 ,因此后现代主义无法忽略、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 ,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不可超越的视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人和自然关系、东方和西方关系等一些重大问题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通性 ,二者在当代的相遇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即二者关注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但二者关注的重心又不相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是西方经济与政治霸权的消除 ,并力图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后现代主义关注的是西方文化霸权的“解码” ,并“沉溺与话语之中     

走出"消释"困境:对后现代主义"消释观"的批判

当今西方社会虽然已经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与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美好社会相去甚远,社会外表的繁华不能掩盖自身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科学理性并不能实现其早期对人的承诺,现代性问题使人对现实产生怀疑,人们对现代社会和现代观念产生了厌倦和否定的情绪.后现代主义(尤其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试图通过对"哲学"、"人"和"真理"的消释来回应现代性问题,其结果必将滑入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泥沼.     

后现代主义法学对现代权利理论解读与批判

后现代主义法学是继三大法学流派之后又一独具特色的理论思潮。出现在后工业社会的法律危机不断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一批后现代主义法学学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全面反思和质疑。后现代主义法学否定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和公式来阐释和衡量世界,方法论上主张多元性和差异性,并形成了一些有创建、有价值的旨在批判现代权利理论兼有探索未来法治的后现代主义法学思想。     

塞拉·本哈比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联盟的批判

关于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联盟,有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在《女性主义争鸣》(Feminist Contentions)这本书中,四位美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实用性产生了观点分歧。"后现代"的特征曾被简·弗拉克斯描述为"人之死""历史之死"以及"形而上学之死"。对此,塞拉·本哈比借鉴弗拉克斯关于后现代主义某些关键原则的主张,将以上三个论题用"弱版本"和"强版本"来表达,并通过情境批判、前瞻性乌托邦、关怀伦理等多重语境下的分析和批判,阐释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联盟的不稳定。     

西方文化的自我超越与后现代主义

强烈的文化超越意识推动西方文化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 ,而强烈的排他性是西方文化自我超越的重要方式。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不断自我超越的极端产物 ,脱胎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以文化断裂的方式把文化超越推向极端 :后现代主义试图在方法论上超越西方文化的形而上学 ,这种彻底反叛使其必然走向对西方以往文化的彻底反动。     

差异与和谐:后现代主义的自我超越

尊重差异与寻求和谐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价值取向,后现代主义在标新立异和崇尚和谐的语境中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也在对现代性所彰显的理性之霸权的拆解中实现自我超越;尊重差异与构建和谐是中国现代化的首要选择,后现代主义在自我超越中提出的差异中的和谐与和谐中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社会和谐也应该是多元差异中的和谐、和谐中尊重差异的多元共存,从后现代的自我超越中我们也可体会到社会和谐的构建对现代性局限的超越,也为我们避免走"现代化陷阱"提供有益启示。     

后现代主义的反主体观解读

后现代主义是对晚期资本主义主流文化的一种反思、批判和重新审视,它以批判、否定、并试图超越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主体作为近现代主流文化的核心范畴,成为后现代主义反思和批判的主要对象。本文对后现代主义的反主体观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解读:后现代主义反对什么样的主体,后现代主义反主体的原因和后现代主义反主体的实质。     

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的人性话语

对传统政治哲学人性话语的批判是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视域.传统政治哲学,尤其是现代以来的政治哲学都相信有着共同的基本的人性,而只要捕捉到人性的真正本质就能实现理想的政治体制和美好社会.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这种理论的建构只是在人类解放的名义下对个人的奴役和压迫,他们因此反对人性的绝对性、永恒性、同一性,主张人性相对性、多元性,追求成为具有丰富感情色彩的、自我创造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人.     

阿多尔诺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关联

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思想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思想关联,二者都有反对形而上学、反对历史理性和技术理性,坚持差异性、概念意义的开放性等多方面的共同性,同时在坚持人本主义、辩证法、文化观等具体立场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阿多尔诺的理论提供了一种由马克思主义通向后现代主义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说他的理论在西方哲学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欧克肖特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与重构

理性主义政治不同于政治中的理性,它主要是指近代以来在政治领域居于统治地位的技术理性。欧克肖特对此深入地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提出了暗示的政治观,认为政治的运作有别于技术的应用,离不开民族传统和文化背景这块沃土,它需要一种实践的智慧。对这种暗示政治的揭示不仅大大地拓宽了人们认识政治合理性的空间,而且为现实的政治摆脱现代性的困境提供了一种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