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边疆治理制度,是历代王朝统治边疆地区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法治在边疆地区的重要体现。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较此前历朝的边疆治理制度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彼此间也有较大的差异,反映出此三朝治理边疆地区的思想和实践,受到统治者的来源及时代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在元明清三朝之中,清朝的边疆治理制度最为成熟和完善,不仅取得良好的施治效果,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在甘青地区的民族政策及历史作用

清朝治理甘青地区的民族政策,始终贯穿着"恩威并施"和"因俗而治"的基本指导思想.从实践来看是比较成功的,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加速了民族融和的进程,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开发等.但同时也存在消极的方面,造成一些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关系不和甚至冲突等.     

清朝对甘青土司经济层面的治理

清朝对于甘青土司经济层面的治理是清代甘青土司治理的主要措施之一,大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从康熙末年开始的清查土司、寺院田土,造册定赋,始行起科;二是相继制定了一批监督措施,从制度、法律等方面限制、监督土司。清朝从经济层面治理甘青土司,一方面大大消弱了土司的经济基础,迫使甘青土司难以拥有大量土军,难以对土民实行超经济的剥削,难以维持对土民超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土司在经受经济治理后,逐步向平民化转变,部分土司形同虚设,而土民则直接接受国家治理,打破了国家—土司—土民的三元政治结构。另一方面,从经济层面治理甘青土司,也为清朝政府增加了巨额的财税收入。     

试论国家认同视野下的土司关系——播州例证

因特殊的自然人文条件、民族发展过程,中国西南、中南和西北等民族地区经历元明清等朝数百年的土司政治。从播州土司案例看,历代土司认同元明清等朝代表的王朝国家治统,因统治利益而结成复杂的关系:土司内部扶持又冲突,土司之间联合且攻伐,为国家权力向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渗延提供了契机。     

简讯

日前,2011年国家社科规划课题立项揭晓,我校获得11项课题,其中本刊编辑部申报的两项课题为：星全成研究员主持的《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资助经费15万元;马燕教授主持的《现阶段我国青藏地区民族交往发展的新特点及和谐民族关系的建构》,资助经费12万元。另,星全成研究员主持申报的《清代治理甘青方略研究》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项目＂招标课题,资助经费9万元。     

北宋真、仁时期甘青藏区的民族法规初探

宋真宗、仁宗时期,为了对抗辽、夏,北宋竭力经营甘青藏区吐蕃诸部,与恩信稳边、“联蕃制夏”的迪地民族基本政策相适应,在法律上,政府制定了许多针对甘青藏区蕃部诸族的民族法律规范,内容涉及行政、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此法律规范对当时民族地区社会稳定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甘青地区藏族及其对当地的经济开发（续）

本文按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论述了甘青藏族形成后,在元明清时期对甘青藏区的经济开发做出的贡献。     

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

明朝在甘青地区实行较为独特的土官制度。土官在甘青地区被广泛纳入卫所体系,在土流参治的基本面下,形成以土官治"土民",以流官管土官的局面。这种体制上对土官的制约,必然引起土官和流官的矛盾,而当地土官在治理"土民"方面的优势成为土流权力之争的导火索,甘青土官势力的逐步发展则加剧了土官与流官之间的矛盾。土、流的矛盾从深层次上看,涉及到了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王朝对甘青地区治理理念的问题。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制度构建原则论析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既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步骤，还是促进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手段。因此，居于文化治理核心位置的制度构建，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尤为显著。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演进与文化传承的独特性，生成了富含区域特点与族群底色的集体记忆，这就决定了这一地域的乡村文化治理在总体原则上呈现出了二重性：既要遵循国家文化治理的战略设计与制度安排，尊重普遍性，又要立足地域特点与地方实际，侧重特殊性。文章以青海为考察中心，细致审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旨在从系统性分析制度整体、从地域性思考制度特色、从人民性考量制度价值，从而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区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     

元明清时期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简论

元明清三代,持续的人口流动奠定了现今武陵地区以汉族、土家族、苗族为主体,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人口的持续增加加剧了生态压力,造成了本地区民族关系某种程度上的紧张与隔阂。武陵地区三大主体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关系：土家族一直占有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学习汉文化也较为成功;汉族则自来据有文化和经济上的优势;苗族在本地区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经济、文化发展都较滞后。要而言之,影响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和民族格局的因素主要有三种：人口流动、文化交流与国家政策。     

元明清时期南方民族基层社会控制制度的变迁

元明清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对南方民族在政治上强有力的统治,导致南方民族社会控制体制发生了质的转变.南方民族基层社会控制体系的变迁,主要是中央政府把外来制度移植到南方民族中,同时南方民族固有的制度对此也产生了本土化的作用.这个时期南方民族基层社会控制体系的变迁表现出三个特点:积极推进国家的控制力度;有限承认各民族的固有控制体系;追求实效而不是形式.     

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诗歌的互动

纵观北宋后期到清初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诗歌之内在关系 ,三者经历了三个互动阶段 :1 宋元时期戏剧“小说”化 ,改变了自身的内容、性质、体制而真正成熟。 2 明代长篇小说“戏剧”化 ,小说由叙事为主变为写人为主 ,由记事为主变为记言为主 ;又吸纳了戏曲宾白的经验 ,使用方言。 3 明末清初 ,小说戏剧“诗”化 ,《红楼梦》用诗歌创造意境 ,结构小说 ,塑造人物。小说戏剧诗歌互动 ,使三者完美融合 :小说有诗之意境、节奏、韵律和戏剧般人物 ;戏剧有了曲折情节和诗的意境 ,诗歌可以结构小说、塑造人物     

论元明清时期的文学目录

元明清三代 ,是古代文学目录学取得重要成就的时期。元代最值得注意的是马端临别具特点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之集部和钟嗣成的戏曲文学专目《录鬼簿》 ,《录鬼簿》的出现对明清戏曲文学目录的繁荣产生了直接影响。明、清两朝 :史志目录如《明志》、《清志》等 ,均继续设有集部著录文学文献 ;种类繁富、数量众多的私人藏书目录 ,不仅大都著录文学著作 ,还载入许多为官修、史志目录所不载的白话小说和戏剧作品 ,弥补了正统目录的不足 ,反映了古代文学目录的新进展 ;专科、专题性的文学目录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如不少专集一书之篇目或引书的目录、专录学者个人著述的著述目录等 ,都很有影响 ;而乾隆年间著名学者章学诚对目录学的理论探讨和《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空前丰富的文学文献著录及其体例完备的类序、提要等 ,更是这一时期文学目录方面的重要成果     

明清时期广东客家农业移民与广西社会经济发展——以珠三角为轴的珠江流域西扇市场农业整合为视角

明清尤其清代,客家人特别是广东省的或者迁徙中经广东省的福建客家人源源西徙,涌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西向的主要扇面省区———广西。作为一支巨大的人口力量,他们颇具分量地改变了广西素来"地旷人稀"的局面,与其他移民一道,在清代终于打破了广西保持长达1 400多年(公元140—1578年)的100万上下的人口规模,使广西人口徒然数倍猛增。作为一支有别于广西原居少数民族,饱受中原文明熏陶,而在明清近数百年又经受过广东、福建商品经济高涨发展大潮洗礼的汉族民系,他们的入抵以珠三角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动力,从农业领域传导了珠三角商品经济的强烈辐射,有力地提高了广西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融合程度,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将广西为主的西江流域地区的广大农村和广西农业纳入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市场腹地体系。     

元、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汉传佛教"藏化"现象浅析

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我国西北地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河西走廊虽然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但是,由于其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也就自然受到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从而出现了部分汉传佛教寺院改宗为藏传佛教寺院的“藏化”现象,这种汉藏文化的合流现象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这个过程又不断地促进着民族间的融合、壮大与和谐发展。     

从《群音类选》看元明剧本的“改编过渡”现象

通过对明代戏曲选本《群音类选》所收录的一部分孤佚剧曲的梳理与考释,援用＂改编过渡本＂这一概念对宋元南戏、元明杂剧到明清传奇之间的演变轨迹进行探索,可以揭示出元明戏曲发展史中的一些＂改编过渡本＂及其重要意义。     

明清张秋水患与河道治理

明清两代,黄河水患频繁,不断冲及张秋。政府致力于漕运的畅通,治河的目的是保卫运河。明代借黄济运的措施,给漕河带来严重的后患。清咸丰年间黄河改道后,政府治理水患渐不及时。张秋水患为明清两代治理黄河水患的典型,通过对张秋水患及其治理情况来分析两代治理河患的特点。     

明清小说分类试探

明清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始就对其有分类研究。对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谭邦和《明清小说史》等几种代表性著作,就其中的明清小说分类体系进行比照研究,可以发现这几种分类体系各有其优点,也皆有其不足。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明清小说分类体系。     

论湖南人的形成(下)

西周之后,从楚人进入湖南开始,随着华夏民族的形成,湖南的汉民族也在这个民族大融合的潮流中发轫;秦汉至南北朝是湖南人雏形的形成时期;隋唐至两宋:湖南人雏形的发育时期;元明至清:湖南人形成的定型时期。     

《朴通事谚解》与《西游记》形成史问题

在《西游记》研究中,《朴通事谚解》常被引用来证明《西游记》在元末已经基本定型。文章认为这个证据要大打折扣。刊印于1677年的《朴通事谚解》的祖本虽成书于元末,但它作为朝鲜时代的汉语教科书却经历了明清两代的修改,这些修改反映了汉语以及汉语背后的时代社会的变迁,它包含了元代同时又加进去了明清两代的东西。因而不能把它作为纯粹的元代文本加以引证。与《朴通事谚解》比较,今存的元代和明代前期描叙唐僧取经的杂剧和美术作品,故事都要稚拙得多,令人怀疑《朴通事谚解》对《西游记》平话的叙述可能经过了明清人的改动和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