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不可兼史"到"以诗补史之阙"——论明清之际诗史说之流行

“诗史”是中国诗学中一个重要概念，本文着重考索诗史观在明代以至清初的兴衰，并分析评价其缘由利弊。     

赖山阳诗学及其与中日诗史源流的关系

赖山阳是日本江户后期代表性诗人,也是日本汉诗殿军式人物。从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汉诗一直受着中国诗歌的影响。日本古代学者江村绶认为这个影响的规律是,每一种中国古代的诗歌气运,大约一两百年后会传到日本。赖山阳的诗学,体现从崇尚复古向主张性灵的诗风的转变,对明清之际的各派有所调和。其具体的创作受到明清各家诗风的影响,其中如李梦阳、吴梅村、钱谦益、王渔洋、蒋士铨等家的影响都比较明显。但是他追求的目标仍在唐宋,对杜甫、韩愈、苏轼、陆游等家的诗风都有学习。他在诗歌艺术上达到很高的水平,近体绝律成就尤高。赖氏熟于经史,对中国和日本的历史都有所研究。其诗歌在内容上反映出典型的尊王思想。     

《大地之神》:生命意义的对话

长篇对话体诗《大地之神》是纪伯伦后期英语文学作品的集大成之作,它通过三位大地之神关于生命意义问题展开的对话,对“意义”消解的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命存在的神圣性提出了置疑、反思和解答。诗作通过“爱、美、生命”这三个既是具体感性存在、又具有超越性的核心范畴,表达了纪伯伦文学创作中贯穿始终的生命观:生命存在是有意义和具有神圣性的,而生命的意义通过当下感性现实体现出来。这一生命观与纪伯伦身处现代西方语境的生命观具有内在一致性。     

《斯巴达之魂》材源考辨

对于自己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鲁迅并不乐意承认,其难言之隐在于,除了是翻译还是创作难以说清之外,确认小说身份的材源也始终无法找到.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森冈优纪等人对此做了大量详实而富有价值的考证工作.不过,日本学界也存在重视日本而忽视中国、重视历史而忽视文学的不足.如果不能从全球视野看问题,就会忽略东西方文明对话与对抗之中其它国家知识界所扮演的角色与所做出的贡献,也无法从更宏大和更完整的历史视野对斯巴达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数千年的知识源流、传播影响做出全面分析与整体判断.其实,记载有斯巴达三百勇士故事的中文读物如徐继畬在传教士帮助下辑著的《瀛环志略》、法伊夫的《希腊志略》中译本等,都要早于明治日本,这些书正是梁启超写作《斯巴达小志》的材源,而《斯巴达小志》又是《斯巴达之魂》的材源.影响鲁迅创作的,既有日本明治思想的熏陶影响,也有周边留学生文化圈的直接感染.     

《庄子》与唐代意境理论的浑全之美追求

在情景交融和虚实结合的表层审美特征下,唐代意境理论的核心美质体现为对浑全之美的追求。浑然一体性正是庄子道论的核心特征,这一特征同时映射到了庄子对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中。唐代意境理论中的浑全之美追求体现的是对庄子道论中浑全自然真美思想的继承。唐代意境理论对浑全之美追求具体体现为＂境＂概念的引入,并在唐人构设意境理论时从意境构造过程、意境的核心美质和意境的审美鉴赏的全方位思考中表现出来。司空图的＂全美＂观是唐代意境理论浑全之美追求最高、最集中的表述。庄子道论与唐代意境理论浑全之美追求的融合,得益于唐代的崇道风气和诗评家对庄子的向慕之心。     

论《庄子》之“无”的美学意义

"无"是《庄子》思想的主题,"无"之美是《庄子》美学的核心。《庄子》的"无"既不是空无,也不是虚无,而是蕴含了五层含义:一是与"有"共在的"无";二是"有"之"无",这是对自然之"有"的超越;三是作为否定的"无",即对人为之"有"的否定;如果说前三种"无"构成了"物"之"无"的内涵的话,那么,第四种"无"则是形而上的"道"之"无",它是万物的原初本性,也是前三种"无"存在的基底;第五种"无"是"无无",与其说它是"道"之"无"的否定,毋宁说它是真正的"道"之"无",它要否定任何将"无"变成"有"的企图。《庄子》之"无"的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显现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理路。因此,对于中国美学而言,审美既不能见物不见人(道),也不能见"有"不见"无"。     

海德格尔诗学与《庄子》诗学思想之差异述略

尽管海德格尔诗学与《庄子》诗学思想存在着许多本质性的相同或相通,但他们在思想的起点、终点、道 路、形式等方面,也还客观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足以构成阻碍二者对话的隔障,反而可能为我们 的“生产性对话”提供了新鲜的话题,产生有价值的结果。     

法治之源

法治的理论和制度形态均可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政治。而城邦政治孕育是在多里安人入侵后特定历史情景中制度、观念、经济、组织形态变异成形 ,并经过系列的改革才得以确立起来的。作者通过对多安人入侵后“黑暗时代”历史的追踪 ,对形成城邦政治的条件过程进行了梳理 ,并对其法治形态和精神作了描述 ,从而初步揭示了法治起源之迷     

《山楂树之恋》：身体的诗学与语言的诗学

将《山楂树之恋》的美学风格解读为中国传统诗学“怨而不怒”、“思无邪”的含蓄蕴藉的精神.从人物崇高与美的内涵探讨其与中国诗学情感的构建关系;从身体意识形态的两种结构——身体的姿态模式和身体的力比多模式,推导出身体作为叙事的符号,是如何成为重建“中国韵味”与“中国情感”的修辞学,并通过集体性记忆的“致幻性”功能表述着对传统中国的文化乡愁.     

新诗史叙述:总体与局部——论近30年来中国的新诗史写作

近30年来的新诗史叙述,经历了从局部性的现代主义诗歌谱系的重建.到更具整合意味的总体诗歌史的转变.但是,完整的20世纪新诗史仍然付诸阙如.近些年来,诗歌史研究重新集中于特定地域的诗歌活动或特定诗歌群体的诗歌生活细节,这一重写的新趋势将深刻改变目前以现代主义诗歌为中心的主流叙述方式.     

《宋前咏史诗史》评介

韦春喜博士＂十年磨一剑＂,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的《宋前咏史诗史》出版面世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这实在是令人欣喜的学术盛事!刘勰写完《文心雕龙》后,曾在《序志》里深有感触地说＂：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     

试论钱澄之《藏山阁集》的诗史精神

钱澄之是明末清初遗民诗人的杰出代表,博学多才,一生著述宏富,诗文尤负重名.其诗文集因涉及时讳,自乾隆中叶后屡遭禁毁,<藏山阁集>内容涉及南明唐王、桂王等朝史事,记录了诗人自己从参加义军失败到"麻鞋"追寻行朝,再到落魄"失路"的心路历程;记录了闽越唇齿相依却又阅于墙,永历的朝政失纲、用人不当、党派纷争互相掣肘,而南明终致覆灭的悲剧;诗歌还描绘了一幅由君王与臣子、将军与士兵、官员与百姓组成的品行不同、形态各异的社会群像图.<藏山阁集>"以诗存史",体现了诗史精神.     

《周易》时空观念对中国绘画美学思想的影响

《易经》是中华智慧的宝库与结晶。它蕴含的哲理是中国绘画美学思想形成的基础。本篇论文以《周易》打破时空界域限制的意象时空观念为切入点,分析中国绘画特殊的观察方法"散点透视"的产生和其对中国绘画艺术理论、艺术实践的影响,进而促使中国绘画形成集意象之美、意境之美、和谐之美、"一画"之美于一体的境界表现。这一传统理论虽已时隔千年,至今仍对中国绘画的创作具有指导意义。     

杜甫诗文与钟嵘《诗品》关系综论

钟嵘《诗品》作为中国诗话之滥觞，其卓越文学思想流润千古。本文旨在对《诗品》于杜甫一生文学实践的影响略作抽样论证。杜集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诗品》之句，但从对杜诗的解读中可知，杜甫诗中数处之用事，实应源于《诗品》。杜甫接触《诗品》的可能性可从对杜读过《梁书》、《南史》文学传等方面的考索中推知。杜甫论诗，和《诗品》有着极大共同性，于此可见钟嵘、杜甫二人文学思想某些方面的源流关系。     

陈澧的诗学观念及其学人之诗

陈澧在诗论文字中拈出的"清"范畴,在其诗学观念中占有显著地位。陈澧既喜欢在诗学批评中使用这一范畴,自己的创作也注重在"清"上下工夫,所作每多缠绵悱恻之音。陈澧身丁衰世,作诗又深受岭南传统雄直诗风的濡染,因而另外有一部分诗歌清劲峻峭,意趣盎然,并且直接影响、渗透到他基于学人修为而创作的作品。这部分学人之诗,主真重变,强调理性思致对创作过程的掌控,却并非以取材博者为尚,也不是以学问为诗材,因而不尚雕刻,也不欲显豁,代表了晚清学人之诗的新动向。     

《浙江新诗史》简介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常立博士撰著的《浙江新诗史》一书,于2011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是作者主持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研究成果。全书按照历史分期分为九章。大体以诗潮、诗派出现的先后次序展开历时性叙述,每一历史分期以某一占据主流或意义重大的诗潮、诗派的形成与衰落为界,以该时期最具广泛影响或被后世公认为最具     

《集杜诗》又名《文山诗史》探源

文天祥的《集杜诗》200首,又名《文山诗史》,历来少有人关注。就《集杜诗》溯源,可以看出其对南宋灭亡原因的思考、对南宋末几代帝王的真实记载、对有节义大臣和将士的批评与讴歌,再现国难中将士的英勇斗争形象。梳理《集杜诗》与《指南录》《指南后录》文本,时见其序文的互补性:《集杜诗》序弥补《指南录》《指南后录》未载之东南沿海战斗,《集杜诗》有关北行途中之诗与《指南后录》相互辉映,《集杜诗》序文有意为师友、亲人和自己立传等,从而印证不愧为"诗史"之称号。     

论《苕溪渔隐丛话》的宋诗史价值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该书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体现出胡仔对北宋诗歌发展的生动描述;他重点解读了宋代诗歌的主要师法对象——杜甫、韩愈、陶渊明等;阐述了宋诗的创作特征——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评赏了诗人诗作的独特审美风味;考察了作家诗风的转变过程和作家的性格特征;关注了元祐文人集团和宋四家的创作得失等。这些都使该书彰显出弥足珍贵的宋诗史价值。     

安其性命之情——《庄子》思想的核心追求与整体把握

庄子在总结、甄别春秋战国“百家之学”的基础上,继承老子学说,批判孔子及墨家学说,以“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为核心和标志,对“道德”和“善”作出了独特的解释与界定。以此为“内圣之道”,庄子提出了卫生全德、养形养神的修养要求和“真人”“圣人”的人格理想;以此为“外王之道”,他提出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基本原则和“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在方法论上,他从“自适其适”出发,主张亦此亦彼,无可不可,齐一是非,不主故常。在承认是非相对性的基础上,肯定、强调无为适性是天下最大的道德善,庄子学说是百家之学中最完美的学说。